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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伟大历史成就和现实价值

shengminwujiang · 2022-12-09 · 来源:生民无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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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来,在防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医药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面对新冠肺炎,西医药,包括欧美的西医药,不知道有什么特效药没有?

  中国南方以大米为主食,北方以小麦为主食。在某些一根筋的“专家”看来,这种现象是很不科学的:主食只能有一种,怎么能同时存在两种主食呢?

  这样的“专家”的逻辑是:既然小麦是主食,那么,除非大米的“成分”与小麦完全一致,而且从育种到做成熟食的过程均符合“小麦理论”,否则,大米的存在就是不科学的,绝对不能用作主食的

  在那些坚信“只有小麦才是粮食”的专家看来:与水稻有关的理论,从水稻种植到米饭米粉烹饪统统都是不科学的,说米饭能养人一定是骗人的鬼话。

  因此,我向来不与这些“专家”讨论他们所谓的“科学”“理论问题”,更不会与他们争论细胞之类的“科学”问题,我只陈述“米饭能养人”的事实。

  中不中,看行动。

  好不好,看疗效。

  用事实来说话,以结果论英雄

  壹  中医药的历史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把医药卫生作为国家的主要工作之一,纳入到了规范化的管理轨道。最晚在西周,便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医药卫生工作体制。

  西周时,在朝廷建立了以“医师”为首的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地方各级政府均赋予相应的卫生行政管理职责,设置了相应机构和专职人员。“医师”之政令,通行于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直至每一个闾(25户人家为一个闾)。

  《周礼·天官冢宰》: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周礼·地官司徒》: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

  “闾胥,各掌其闾之徵令。以岁时各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

  西周时,在政府的医疗卫生业务上已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之分,在朝廷也设有相应的业务机构。

  疾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大内科。疾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做好全国性的预防、治疗季节性的流行病、传染病。

  早在几千年前,中医药理论便已经十分先进、成熟。《周礼·天官冢宰》: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中医向来主张预防为主,即治未病。最晚在西周时,中医就发现在不同季节有相应的流行病、传染病,并建立了系统的防治理论,有了成熟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如上所述的全国各地方的医疗机构,在朝廷的医疗业务机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当历史进入到了唐代,通过对前人经验的继承与发展,唐朝的医疗卫生的行政管理、医疗业务和人才培养工作又有了显著的进步。

  和周朝一样,唐朝的任何一项重要工作,行政管理和业务实施都是分开的。在唐代,国家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是礼部下属的祠部。《新唐书·百官志》:

  “(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凡名医子弟试疗病,长官涖覆,三年有验者以名闻。”

  在全国各州县政府,也有对口的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新唐书·百官志》:

  “(地方州府)功曹司功参军事,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

  各县衙门的功能与州府一样,也有相应的吏员负责这些工作。不只是军队,即便是监狱,也设有医疗卫生机构。

  《新唐书·百官志》:

  “(刑部)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俘隶簿录,给衣粮医药,而理其诉免。”

  “(诸卫)仓曹参军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掌五府文官勋考、假使、禄俸、公廨、田园、食料、医药、过所。”

  在唐代,国家的卫生业务主管部门是太常寺。《新唐书·百官志》:

  “(太常寺)太医署……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师,四曰咒禁师。……岁给药以防民疾。”

  太常寺所属的太医署,负责全国的医疗卫生业务管理与实施。唐代的医疗卫生,分为医、针、按摩、咒禁、药等五大专业。

  预防流行病、传染病,是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唐六典·太常寺》:

  “(太医署)每岁常合伤寒、时气、疟、痢、伤中、金疮之药,以备人之疾病者。”

  《新唐书·百官志》:

  “(太常寺)太医署……凡陵寝庙皆储以药,尚药、太常医各一人受之……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

  太医署每年要制作大量的防疫药品,进行药品战略储备;太常寺建有许多的药品仓库,以应对各种可能的危机。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放药品,预防流行病、传染病。

  全国各个州府,均有专门的卫生业务主管部门。《新唐书·百官志》:

  “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开元)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

  州府的“医学”,既是一所学校,也是州立医院。“医学博士”既是学校的教官,同时也是州立医院院长。

  州立医院的医生除了在州府所在地的坐诊,还要定期在全州范围内进行巡回诊疗。州立医院为百姓看病,一律免费。

  在医疗卫生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唐朝政府建立了十分完善规范的制度体系。廷设立了国家医学院。《新唐书·百官志》:

  “太医署……皆教以博士,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掌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教如医生。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掌教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跌者,正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焉。”

  国家医学院隶属于太医署,其教学、考试、选拔录用等等,和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一样。内设有药学(学生24人)、药园学(即中药种植,学生8人)、医学(下设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等5个专业,学生40人)、针灸(学生20人)、按摩(学生15人)、咒禁(学生10人)。

  在全国州府也设有医学院。《新唐书·百官志》:

  “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州十人。”

  唐朝主要按照人口多少,将全国各州分为上中下若干等级。上州的医学院学生为20人,中州、下州的10人。

  唐代也建立了规范完善的医疗卫生人才选拔考核制度。

  受某些人的误导(不排除故意),人们往往以为,唐代的科举考试,只有进士、明经。其实,唐代在各个专业技术领域,均有科举考试项目。医学领域,便是如此。《新唐书·选举志》: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

  在唐代,吏部将治国人才分为27类,医学人才为其中之一。《新唐书·百官志》:

  “(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其考法,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

  医学领域的人才选拔制度,与进士、明经选拔大同小异。学医可不容易,月有月考,季有季考,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毕业,就只能回家了。《唐六典·太常寺》:

  “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

  《唐六典·尚书吏部》:

  “凡伎术之官,皆本司铨注讫,吏部承以附甲焉。(谓秘书、殿中、太仆寺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阙者,听授散官,有阙先授。若再经考满者,亦听外叙。) ”

  医学由于其专业性太强,其考试选拔由医疗卫生的业务主管部门自行组织完成。无论是学生毕业后录用为公职人员,还是工作中表现优秀提拔使用,均由业务部门主导完成,将选拔结果上报吏部备案。工作考核优秀,确应提拔,但是官员编制不够的,可以先提高级别,享受待遇。

  毋庸置疑,唐代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完善的,先进的。

  唐朝建立的这一制度体系,作为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朝

  据《明史·职官志》,明朝的医药行政工作归属于礼部祠祭司掌管,其业务则属于早期名曰“医学提举司”,后更名为“太医院”的机构,“太医院掌医疗之法”。明朝时在北京、南京的太医院均设有中央医学院,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教学、考试制度:

  “凡医术十三科,医官、医生、医士,专科肄业......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试,再试,三试乃黜陟之”。

  据《大明会典》卷224,中央医学院培养的人才,由礼部会同太医院考核合格后,根据考试成绩分配到政府相关部门和部队从事医疗工作。全国各府州县所设医学院,除了为地方培养医学人才和为百姓免费诊疗服务,还担负有向太医院推荐选拔人才的责任。同样,朝廷还为医疗卫生人才建立了一整套的工作业绩考核和职务晋升、奖惩制度。

  众所周知,清朝基本沿袭明朝制度,不再赘述。

  贰 中国古代的医疗卫生成就

  还是那句老话:中不中,看行动;好不好,看疗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事实来说话,以结果论英雄。

  只有医疗卫生的效果好,才能证明中医药确实先进,确实管用。

  疫情不是新东西,古今中外都有。以唐代为例。

  唐太宗时期,国内出现了六次大的疫情。由于地方政府无力应对,朝廷立即派出医疗队伍,组织大批药品,予以防治。《册府元龟》卷一四七: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

  “(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疾疫,遣医就疗”。

  “(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赐医药焉”。

  “(贞观)十七年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

  “(贞观)十八年自春及夏,庐、濠、巴、普、郴疾疫,遣医往疗”。

  “(贞观)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诏医疗之”。

  因为朝廷拥有全国性的专业医疗卫生队伍,拥有强大的药品储备,所以,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唐代的医疗卫生效果,首先表现在诗歌超级强大。因为国泰民安,所以,李白、杜甫游遍中国山水,写尽人间美景。其实,在唐代,和李白杜甫一样周游全国的士人,多到不可胜数。

  最有说服力的,是唐朝人口持续稳定增长。《新唐书·食货志》:

  “贞观初(元年为公元627年),户不及三百万。”

  据《资治通鉴》相关数据: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履行奏……即今户三百八十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是岁,天下……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

  由此可知,公元627年,全国人户不到300万户;25年后的652年,增长为380万户;又过了50年,增长为615万户;又过了21年,增长为近707万户;又过了15年,增长为841万户。

  在这骄人的数据面前,任何以“科学”的名义的狡辩,都是没有意义的胡搅蛮缠。

  

  如前所述,明朝将医学专业教育普及到了县一级,持续不断地为全国城乡培养了无数的医疗人才,大大提高了防病治病能力。与此同时,明朝还建立了完善的医疗救助和社会救济制度,以确保百姓看得起病,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设立惠民药局,此即公立的免费的医药机构,专门为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穷人免费提供药品,《明史·职官志》:

  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

  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确保他们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免费提供医药,安葬死者,《大明会典》卷80:

  洪武初,令天下置养济院,以处孤贫残疾无依者。三年,令民间立义塚,仍禁焚尸,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之地,立为义塚。

  为了确保这些政策的落实,明朝以严厉的惩罚手段强制要求地方官员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大明会典》卷163:

  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尅减者,以监守自盗论。

  如果有该收养而不收养的,县令就会受到杖六十的处罚;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为收养者提供衣食,就会被按照监守自盗处罚,轻则下狱,重则掉脑袋。

  中医药的良好疗效,优秀的制度体系,使得明清时期中国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事实上,仅1500年至1911年, 就发生大疫238 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但是,依靠中医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每一次瘟疫,将瘟疫的规模和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有效地保护了全民的健康和社会稳定,中国人口持续稳步增长。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人口已经达到4.5亿,远远多于整个欧洲的人口之和

  毛泽东精通中外历史。1954年,他说: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实验,没有什么实验数据的价值,比得过几千年的人口持续增长的数据!

  如果中医药不科学,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科学。

  叁  中医药在新中国的成就

  早在1913年,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中医之长处,在于讲气脉,重系统,由此而导致常人难懂,难免失之于虚;西医讲实验,重表象,由此导致无视系统,舍本逐末。

  1955年,毛泽东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1969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说:

  “西医学中医,心里总是不服气,格格不入,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就全部科学吗?它的局限外在形式的很。”

  西医的科学,更多的体现在“外在形式”。

  伟人一发言,便是卓尔不凡。

  1952年,美国对我国发动细菌战争,出动飞机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投放含有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等10余种病菌的苍蝇、跳蚤等生物。同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口号,在大力开展应对细菌战的同时,逐步推进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当时,卫生系统中的权力人物,认为中医不科学,以各种政策歧视、排斥中医,力图让中医“自然消亡”。

  在毛泽东看来,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超越“四大发明”,是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1953年,在杭州刘庄宾馆,毛泽东说: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1955年4月,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1955年10月,周恩来接见外宾时说:

  “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

  1954年,毛泽东批示: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作为中国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医药予以保护、传承、发扬光大,否则就是犯罪。

  同年,毛泽东指示:

  “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

  “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

  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并不是要排斥西医药。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是不迷信、不盲从,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此,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带着一群脚穿草鞋的农民,打下了一片锦绣河山。

  毛泽东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6年,毛泽东说:

  “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

  要积极地学习西医,但是,决不能套用西医。学习西医的目的,是为了借鉴西医,发展中医,使中医发扬光大。

  1971年2月,周恩来说:

  “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医药的“西医化”倾向。1955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五十年前,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主导了一场关于中医药实践检验活动,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深入到了全国每一个村。

  几亿亲历者、受惠者,还处于身强力壮的年龄阶段

  1968年,毛泽东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合作医疗好”。

  全国大队(村)一级设立了“赤脚医生”,同时,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此,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行了。这是为中国亿万农民提供最大福利的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农村出身的50、60、70后---人类史无前例的生育高峰、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多的一代人,无不受益于这一制度。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所指正是这几亿人。

  创造这个人类奇迹的,仅仅是:就地取材的廉价草药、就地培养的乡村医生;他们被称为“赤脚医生”,他们的手中仅有这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不仅“赤脚医生”人手一册,大医院的医生也人手一册,普通百姓买来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请“科学教”的“理论家”们研究:这是为什么?)。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发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会议,并作大会发言。1976年,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

  立足于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赤脚医生,治疗效果如何呢?

  答案是:

  1.已经和正在创造“人口红利”的几亿50、60、70后的人口,胜过一切这“实验”、那“理论”。

  2.如前所述的联合国、世界各国的认可。

  3.茅于轼的话,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你懂的):

  “他(毛泽东)确实为穷人做了不少事。比如医疗方面,教育方面,中国的成就按照国民收入的水平而言,是很了不起的。改革前我国的平均寿命,教育普及率,婴儿死亡率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改革以后这些指标很少有改进,或者干脆就没有改进。”

  肆  总结

  以上的内容,读者看过之后,自会有自己的结论。

  以史为鉴,了解一点西医药的历史,将更加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医药的辉煌历史和现实价值。请参阅点击这三篇文章:《铁证如山:明末耶稣会士剽窃中医,伪造译著,虚构出西洋医学》《1850年代,存在西医药吗?以1857年英国医生著作为证》《西医药的历史、现状及其“科学性”,惊掉人的下巴

  近两三年来,在防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医药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面对新冠肺炎,西医药,包括欧美的西医药,不知道有什么特效药没有?

  好不好,看疗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事实来说话,以结果论英雄。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个总结我就不做了,还是让读者们自己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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