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需要“零”彻底

“零容忍”，需要“零”彻底

祁建平

提要：对腐败分子的定性，宁可重一些，不能轻飘飘，他们就是反党、反人民的人。官僚和特权是腐败的温床，反腐败，不反官僚和特权，不足以反对腐败；反官僚、反特权，必须发扬人民民主，让人民说话，让人民起来监督。对罪大恶极的贪腐分子，惩处不仅要重，更要“狠”，必须割掉他们的脑袋，不能让他们总是在镜头面前忏悔一番了事。否则，“零容忍”就不全面，不彻底，反腐败也就不彻底。中国老百姓要的，是铲除腐败，而不是抓了多少腐败分子。抓再多的腐败分子，而不能铲除腐败，老百姓也是不买账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并没有让全体中国人民看到彻底铲除腐败问题希望，相反，却给人以党内腐败屡抓不绝的感觉。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反腐败问题上，有几个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一、反腐败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性质一样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一样。前不久，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田培炎面对记者说：“腐败世界各国都有”，其潜台词就是，别的国家有腐败，中国怎么就不能有腐败？这无疑是在为中国存在腐败找借口，把中国共产党等同于西方政党，更混淆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的本质区别，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反腐败。

表面上看，两者的反腐，都是对利用手中权力获取不当利益的惩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是因为“‘政治家’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的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335页），因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败，最终是为脱离社会的有权势的政党集团服务，为维护政治集团的选票服务。

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一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斗争。那些腐败分子，仅仅认为是政治变质，是远远不够的，仅仅看做“搞团团伙、拉帮结派，危害政治安全”也是不够的，其实质是要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人民民主政权，还是要少人享有特权、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他们利用国家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呼风唤雨，为虎作伥，一旦得势，会有人民的好日子吗？因此，与腐败分子的斗争，就是与反党、人民的人的斗争，就是与“堕落为党内腐败者、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党内资产者、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派” 以及“堕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的斗争。不把腐败分子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人，就不能对已经暴露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真正产生强大震慑，所谓的“长震慑”，就等于不震慑，还会让尚未暴露的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跃跃欲试。在对腐败分子的定性上，宁可重一些，不能轻飘飘。

不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反腐败问题，反而公开宣称“腐败世界各国都有”，显然是肤浅的，是错误的，在政治和道义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共产党原本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政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曾经很好解决了腐败问题，后来产生大面积腐败本来就不应该，就应当被视为党的一种耻辱，岂容拿“腐败世界各国都有”当挡箭牌！

二、反腐败的方法

党内腐败问题的产生，就在于存在产生特权阶层的文化和土壤。因而，反腐败，不能不反特权、反官僚；反特权、反官僚，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当拿出实际的措施来。反腐败的策略，一方面是“严字当头”，从严治党，另一方面是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反特权，反官僚。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这句话表面看，表示永远要与腐败做斗争，当然很对，但是否科学值得商榷。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我们宣誓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无疑等于承认，我们这个党永远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永远要让腐败这颗毒瘤侵蚀党的肌体，要不为什么要“永远在路上”？按照这个逻辑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永远看不到彻底铲除腐败的那一天。果真如此，这个党还有什么资格做先锋队，还有什么资格作为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会永远容忍我们这个党存在腐败问题吗？

“零容忍”不能变成一次又一次的容忍。腐败已经严重侵蚀了党的肌体，严重损害了党的威望，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和对腐败官员被抓后的“忏悔”已经十分麻木的情况下，在十年多来“无禁区、全覆盖”“重遏制、强高压、长威慑”，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仍然有许多贪官“不收敛、不收手”的情况下，无论哪个领域，让然是一抓一个准，一抓一大把，这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十年多的实践证明，只是靠高压、靠遏制，靠震慑，除了能让潜藏的腐败分子心灵上产生短暂的“涟漪”之外，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收敛、收手。“吓唬”只能一时，“吓唬”多了，便失了灵。

中国老百姓要的，是铲除腐败，而不是抓了多少腐败分子。抓再多的腐败分子，而不能铲除腐败，老百姓也是不买账的。反腐败需要有新思路、新方法，不能老和尚念经，好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根除腐败，不仅要反腐败，更要反特权、反官僚。不反官僚、反特权，不足以反对腐败；反官僚、反特权，不让人民说话，不让人民起来监督，不足以有效遏制和震慑官僚和特权。一句话，就是要在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发扬人民民主，把官员真正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实实在在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让人民在官员的任免、升迁等方面有话语权乃至否决权，让人民决定官员的命运，让各级官员经常能听到人民的批评。批评不是负能量，有益的批评恰恰是最大的正能量，处处受宠、只喜欢鲜花和掌声的干部是经不起风雨的，也是没有本事的表现。况且，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岂能怕人民批评、怕人民监督？

三、惩处的力度

这几天，《零容忍》的专题片里，几个坐在法庭上忏悔的腐败官员不管如何痛苦流涕，也不管如何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反正命是保住了，无非是换了一个吃饭的地方，无非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耀武扬威，耍威风罢了，饭还会照样吃。

不管贪了多少钱，不管民愤多么大，都可以换来一个“免死牌”，这正是中国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反过来看，老百姓身上出现什么事情，起码都会招来这样那样的惩罚。前一阵子在全国刮起来的整治电动车的集中行动，无非就是发生了一两起电动车着火事件，就让一些地方打着依法治理的旗号，纷纷出台什么“条例”，又是上牌照，又是查停放，又是大冬天不让有围挡，折腾得老百姓连接送孩子们上下学都不方便。而这么多年来，贪腐官员抓了一批又一批，却从来没有出台过一个专门惩处贪腐官员的法律法规。可见，在对待官员和老百姓上，还是轻重有别的。

对贪腐官员的惩罚力度，与对贪腐官员的定性紧密相关，与对贪腐的震慑程度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把贪腐官员仅仅定性为“政治变质”，而不是定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导致对他们的惩处“重”而不“狠”，下不了死手，没有达到让他们涉贪色变的程度。

反腐败，不能过分强调依法依规，否则就是自缚手脚，杀贪官更不能受国外废除死刑的影响，对巨贪者网开一面，不愿意割掉他们的脑袋。既然他们已经站到了反党、反人民甚至反国家的立场上，就应当对他们处以极刑。否则，就是纵容他们，“零容忍”就不彻底，反腐败也就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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