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3”的临近，台湾的一些国民党人士就抗日战争问题发表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如“抗日战争胜利完全归功于国民党军队”等，这种言论，表面看是争功劳大小，背后却暴露了国民党一些人士至今不敢面对当年的失败，缺乏民族大义的酸溜溜心态。
正面战场打得到底如何？
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从正面战场来说，国民党军确实组织了许多会战，这是他们的子孙念念不忘的，也是他们自认为赖以夸耀的“资本”。但是不知道他们“夸耀”这些会战的时候，是否想过一个问题：既然组织了那么多会战，为什么丢失的国土却越来越多？如果说国民党军队功劳大，为什么从华北退到中原、从华东退到华中、从华中退到大西南，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大多集中在大西南而不是相反？如果说，大量国土的丢失 也算“功劳”的话，那确实“功劳”很大，然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把这算作“功劳”呢？
实话说，抗日战争前期的作战中，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淞沪、徐州、武汉、南口、忻口等会战，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美国《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均报道了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提高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英国路透社、美国《纽约时报》等在肯定中国抗战的同时，也批评了国民党军在武汉会战中的“消极防御”，在枣宜会战中的“战略保守”。作为这一时期援华的主要国家，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更是直言：国民党军“指挥系统混乱，不分将领避战自保，士兵训练不足”等问题。
如果说1937—1940年国民党军抗战还属积极的话，那么珍珠港事件以后，蒋介石就彻底放弃了任何对日进行持续的共识作战的念头。美国学者易劳逸指出：“在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把共产党看做他的两个敌人中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预计，拥有巨大物质资源的美国能够单独击败日本，中国再做牺牲是不必要的。”
美国对国民党军抗战表现的评价
打得好不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自说自话。作为重要盟国，美国政府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呢？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给国民党政府以政治、经济、军事极大的援助，尤其是通过《租借法案》，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更是派出史迪威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直接参与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对国民党军队不能“有效牵制日军”的作战极为不满，美国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中，得出结论：蒋介石的首要目标是“保住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而不是联合美军打赢抗战。”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国民党》一书的作者易劳逸（美）在评价国民党军抗战时的表现时写道：“国民党的将军们永远会找到不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的理由。”对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表现，他不加掩饰地批评：“除了在衡阳前线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和薛岳将军的部队激战了六个星期外，日本人简直是轻而易举地开辟了从华北到印度支那的通道，”“对政府来说，豫湘桂战役造成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后果是一场灭顶之灾。日本得意洋洋地戳穿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虚弱以及堕落。蒋介石当众出丑，他一心只想用当地杂牌军去同日本人拼杀，而保存自己美式装备的嫡系军队。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场战斗使蒋介石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他通过引用何应钦等的话指出：在八年抗日战争的后半期，国民党军队已处于一种崩溃的先期状态。
史迪威给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
1944年10月，史迪威在即将离开中国前致信朱德总司令，信的内容为：“亲爱的朱德将军：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的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真挚的J.W.史迪威”。同时，还给朱德寄去一件皮夹克。10月23日，朱德在史迪威离华前，送他一个印有毛泽东、朱德的相册，首页亲笔题写：“敬赠史迪威将军。”
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得到史迪威等美国人士的肯定评价，是靠着对日寇斗争中的卓越表现，赢得国际友人的尊敬的。从1937年8月23日红军改编完成，115、120、129三个师挺进敌后，奔赴抗日战场那天起，八路军所开辟的根据地就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1月15日，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就陈诚等国民党人士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问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指出：“八路军抗战所及，东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四十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十七个师团，占全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退后一步”，这与国民党军的一溃千里、丧失国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44年，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话时，详细介绍过八路军、新四军七年的抗战成绩。他指出：在华北战场，八路军抗击的敌军兵力占华北敌军的百分之八十四强；华中战场占到五十九点五（截至1944年3月）。“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伤近四十万，其中阵亡团级以上干部，八路军四百零九名，新四军一百四十六名”。
1938年4月22日，朱德在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指：“指战员已苦到不能再忍受，每月非有鞋费伍角、领用一元不可”“大批新战士穿空心棉衣，虱子承兑，且多数已烂”，今天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想起当年八路军、新四军在如此极端艰苦环境下与日寇作战的时候，能不为他们而肃然起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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