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臭名昭著的观点，就是所谓的争权夺利说。这种观点不外乎是从资产阶级文学上升到了资产阶级政治，从宫斗戏变成政治集团倾轧。其本质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用派系斗争分化、转移阶级斗争的套路应用到社会主义苏联中。
从1927年底左翼反对派随着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而烟消云散，到1929年布哈林等右翼反对派彻底失势，30年代的从斯大林政权是巩固的，在党政军三个方面，斯大林的政治盟友和部下控制了所有的位置。政治局中除了加里宁靠其元老的威望和中立的地位任职以外，无一不是所谓的斯大林派。
所以我们要想搞清楚历史真相，就必须要和斯大林一样，去研究当时苏联各阶级群众的想法，这样才能明白斯大林的逻辑。高高在上的指指点点不是斯大林的风格，这种风格也不可能讲明白出一个真正的斯大林。
我们知道，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最高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中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宣布把一切地主和贵族的土地不负任何补偿金的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但问题是在土地法令中，其中行使这一权力组织农民分地的是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这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这两个机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不仅谈不上组织，很多地区中甚至都没有布尔什维克参与。这种情况在俄国广袤的东部于中亚领土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地区曾经是白匪军的地盘，并且红白两军反复拉锯。想要让当时只有十几万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对全国的土地改革进行有效组织与监督是不可能的。
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农民几乎是自发的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没有布党的组织下，这种土地再分配事实上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土地改革，而变成了农民村社自治式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三三制下循序渐进的土地改革是在全国解放后由早年解放的解放区逐渐向全国扩展，并且中后期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了十几年的过程，仍然存在党员腐化、滥用分配权力、勾结地主富农的问题，这种农民自发的分配问题当然更为严重：大量富农被保留，部分中农通过土地再分配成为富农，贫农和佃农在自治村社本来的劣势地位也自然而然的延续了。
新经济政策下，合作社政策并没有使农村问题得到解决，反而随着宽松的市场政策进一步加剧，富农比贫农更乐意参与到合作社中，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粮食可以出售。合作社的统购统销加剧的是富农资本集聚，富农农场反而在布尔什维克的合作社政策下得到发展了，继而围绕这些受尊敬且在农村中富有影响力的农民，基层合作社事实上被富农把持了。这种问题在西伯利亚尤为严重，西伯利亚参与合作社的农民占苏联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却足以满足百分之七十的粮食收购需求，但1928年时事实上只有百分之一的农民加入了由联共组织控制的集体合作社。也就是说，苏联国内最大的粮食过剩区和生产区，欧洲城市地区和粮食出口的主要贡献者，在粮食收购政策和合作社制度下，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富农自治区。
还要考虑到一点历史原因：西伯利亚是白匪军的大本营，高尔查克等白匪败逃前的屠杀摧毁了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工作几十年的基层党组织。本就是当年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占优势的西伯利亚地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更进一步削弱了。当红军挺进至此并建立统治时，不得不吸收了大量当地的新党员，而这些出身农民的新党员自然而然的缺乏马克思主义教育、文化素养并更为保守传统，1927年的统计表明，西伯利亚地区党员的至少有43%是这样的新农民党员。
这些党员既是苏维埃政权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又在西伯利亚农村的各种自治机构与合作社中是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成员。这些可以说是随风而倒的党员当然没什么阶级自觉，联共也对他们缺乏监督，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滑向了腐败堕落。他们住在富农或者富农为他们修建的房子里，迎娶富农的女儿或姐妹，并自然而然的站在富农的立场上为他们说话，并同时败坏了中农贫农眼中苏维埃的形象，因为他们同时还是苏维埃的官员和联共的党员。对苏维埃政府和联共组织的威胁，甚至上升到了恐怖暗杀的地步，由此也就引发了25-26年剥夺富农选举权的运动。
但运动并不解决问题，反而更激化了问题。在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原则下，很多退伍的老红军、党员干部和响应联共工业化号召的知识分子来西伯利亚投资建厂，但剥夺选举权运动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旧的左翼反对派被流放至此，他们也发挥他们政治影响力进行抵制斯大林政府的宣传，西伯利亚富农集团不是被削弱了，反而是被扩大了。以至于当1927年斯大林来到西伯利亚巡视的时候，竟然发现连西伯利亚的党员和官员都在为新经济政策说好话，表示应维持现状为佳。而我们都知道，正是这次西伯利亚的出巡，让斯大林下定了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决心。
之所以要讲西伯利亚的问题，是因为一方面西伯利亚是苏联非常广大的一部分地区具有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西伯利亚富有典型意义，这样的情况在苏联是广泛的存在着，只不过西伯利亚最严重。在坦波夫、萨马拉、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区一样有这些问题。同时也揭示了当时斯大林所面对的复杂局面和斗争的困难性：
苏维埃中央和地方自治团体（一般是地方精英把控的）的矛盾、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的分歧、派系政治斗争的残留、党和腐化党员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总斗争在如此诸多战场上展开了，这就是斯大林当时所面对的困难，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它面对的困难也是从未遇到的。这也就是风雷激荡的苏联三十年代的序章。和十月革命不同，那时全社会的情绪都高度昂扬，现在一切却是在暗流中潜藏。如同孕育那场革命的战争被人们认为是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却什么也没终结一样，十月革命所唤起的无产阶级最后的斗争，显然也谈不上终结一切革命的革命。一切恰如列宁所言: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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