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邓中夏的思想理论，为党和人民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近期，笔者偶然淘得一本该书国内最早版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版，希冀以此为线索，探寻该书出版的前前后后，以纪念邓中夏诞辰。
“要叙述中国的工人状况，可以成功一部大书”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邓中夏参与组织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领导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见证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谋划为中国工人运动历史写一部专著，以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及教训，并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
早在1923年12月，邓中夏就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一文中，流露出撰写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愿望。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不仅论述了中国“产业状况”“工人状况”及工人运动，还将当时已发生的工人运动，划分为“胜利时期”和“失败时期”两个阶段，总结了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等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叙述中国的工人状况，可以成功一部大书，亦只能说一个大略” 。(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391)
1924年1月，邓中夏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中，再次提出中国工人运动可“编成数十万言专书”。 (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342) 1925年4月，邓中夏撰写《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总结了上海日本纱厂罢工运动的基本经验，称上海日本纱厂的大罢工“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计划将“所有一切详情，拟编专书论述”。(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513) 1926年2月，邓中夏在《“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一文中，总结说：“中国职工运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却有惊人的进步。”（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884）
因忙于革命工作，使邓中夏很难坐下来系统研究、思考写作，只能在繁忙的革命间隙，写一些短篇文章。这期间，邓中夏基于自己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先后撰写发表了《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二七”与国民革命》《上海总罢工的意义》《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等文章，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为其日后撰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8年6月，根据党中央安排，邓中夏到达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8月，他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之后，邓中夏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苏联，直到1930年7月回国。在苏联期间，尽管工作仍然很繁忙，需要经常筹备、参加很多国际重要会议，如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等，但还是能够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里，潜心研究、系统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经验教训，实现撰写中国工运史专著的夙愿。
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
1928年8月19日，邓中夏写了一份加强对中国革命宣传和研究工作的提案，提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请求大会讨论。（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291）提案第五条指出，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历史及现状的具体任务“东方部（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附设之中国问题研究会，不知成绩如何，我意：此会的作用，不仅完全限于只供给东方部之材科，而应带有所谓‘国史编纂处’的性质”，建议搜集整理或编纂与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的“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职工运动史、中国农民运动史、中国军队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其他部分的专门问题（如关税制度、租税制度、中国军队之类）”等，并建议调配“网罗在莫同志加入之，如吴玉章、林祖涵、徐特立等皆可加入”，将研究会扩充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机构。
可以看出，邓中夏多年来要为中国工人运动写书的愿望，变成了正式提案，摆在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重要议事日程。事实上，邓中夏不仅提出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任务，还在行动上努力完成这一任务。1929年，邓中夏在《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提纲》中，分三个时期总结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331）他还专门撰写《上海新兴的黄色工会》《组织中国农村工会问题》《1928年之中国职工运动》三篇文章，皆刊登在《赤色职工国际月刊》。（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308-1310）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断，与之前在国内发表的工人运动史文章，皆成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的重要素材。
1929年5月28日，邓中夏在给全国总工会的报告中，介绍了自己被派驻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计划及总结。（邓中夏著.邓中夏全集（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05.P1308-1310）他提到，自己到赤色职工国际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向世界介绍中国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将国际职工运动的实况与经验介绍到国内；建立中国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及其所属各国工会的联系。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方式：一是编著《中国职工运动史》与《国民党反动之后之中国职工运动》两书；二是随时就中国职工运动新发生的事件，著为文章投登赤色职工国际机关报。同时报告称，《从国民党反动之后中国职工运动》一书已由自己指导瞿景白同志编成；《中国职工运动史》一书已着手编著，共计约40章，已写成8章。
◆1943年延安解放社版《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到1930年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已基本完成。6月19日，邓中夏在莫斯科为该书撰写了一篇简短的《著者申明》（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解放社，1943），提出本书原计划共30章，前3章分别是“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后14章分别是“广东时代极盛期”“反奉战争”“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海罢工期”“北伐期中两湖职工运动之发展”“上海三次暴动”“武汉时代极盛期”“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国民党叛变后”“广州暴动”“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期”“职工运动的转机”“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和“总结”。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变化，党中央通知邓中夏立即回国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实际最终完成的共13章、125节内容，即原拟从早期工人运动写到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只写到省港大罢工而不得不暂时搁笔。
邓中夏在《著者申明》中，引用列宁“因为作出‘革命底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底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的话，表达自己“对予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的心情。邓中夏虽然遗憾不能完全写成全书，但却对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而感到快乐。他还表示，其余的内容定为下卷，将来有时间再写。不幸的是，邓中夏回国不久即在1933年为革命献身，下卷最后没有完成。
回国前，邓中夏把已经写完的内容作了系统整理，定名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卷）”，交给留在莫斯科的同志。1930年（具体月份待考），苏联中央出版局以中文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出版，出版时没有加“上卷”字样，所以后来的各种版本也均没有“上卷”字样。
在这本书里，邓中夏突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强调“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解放社，1943）邓中夏还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林祥谦等共产党员和工人骨干树碑立传，猛烈地批判污蔑中国工人阶级的种种流言蜚语。
邓中夏格外重视总结工人运动经验教训，以便指导工人运动。翻开《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每写一次罢工，都要在最后写上一节“这次罢工的教训”，有的地方还写有“罢工的战术”，足见其总结经验教训的苦心。邓中夏认为：工人运动要有一个斗争纲领，要有坚强严密的工人组织，要有得力的工人领袖；进行罢工斗争一定要有充分准备，斗争中要讲究斗争策略，斗争中要争取各方援助，要注意筹集经费等等。这些具体的经验教训，不仅对以后的中国革命、中国工人运动有指导意义，也成为世界工人运动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时期，党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党史学习教育。为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若干历史问题，亟需要反映这一时期情况的著作。这样，在国内再版《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便被提到重要日程。据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康永和等人回忆，当时负责点校该书的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马纯古，他还为该书撰写了《再版声明》。在点校过程中，马纯古稍有疑问，“都一一请教当时从各地来到延安的有关同志，对同志负责，对历史负责，一丝不苟”。（康永和、黄伟民、陈宇：学习马纯古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载1979年4月11日《工人日报》第3版）
1943年5月1日，延安解放社根据苏联中文版重版《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在书前增加马纯古撰写的《再版声明》。为纪念邓中夏，还增加《邓中夏同志传略》一文，称邓中夏“在中国革命职工运动史上，占着异常光辉重要的地位，只要提到中国职工运动，就不能不立即联想到中夏同志，因为中夏同志的名字，与职工运动初期发展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指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将教育成千成万的战士，踏着他的血渍，向着胜利之途前进”。
“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不仅是邓中夏的代表作，还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总结中国早期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著作。自1943年延安解放社再版至今，该书被多次再版发行，是进行中国工人运动史、党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料之一，得到各界广泛赞誉。
马纯古在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再版声明》中，对该书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该书“内容主要是叙述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初期发展，到大革命时为止，其基本论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强调该书“对于研究中国大革命初期历史，特别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发展史，提供了许多具体斗争史料，故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随着对大中城市接管工作的陆续展开，对各级干部进行工人阶级教育愈显重要，因此《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被各解放区纷纷再版发行，配发干部学习。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版本主要有：1946年8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版；1947年4月东北书店版；1947年12月冀中新华书店版；1948年太岳新华书店版；1949年7月知识书店版；1949年3月中原新华书店版。
1948年11月，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刘秀峰曾在报告中强调，毛泽东主席要求干部学习五大名著，“劝大家再加一本《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就会了解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与作用，对工人就会有正确的了解以无比的热情对待他们”。（石家庄市档案馆编.石家庄解放（下）[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01.P436）后来，帅孟奇在纪念邓中夏的文章中，也高度评价《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指出：“这部书是反映我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第一部著作，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史迹，不仅是早期职工运动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之一。”（人民出版社编辑.革命回忆录（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4.P39）
不过，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马纯古在《再版声明》中指出，“由于历史的事实，时代眼光的限制，著者编叙的匆忙，以及本书并非党内有组织的集体创作，而为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见解，因此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重新考虑的，如对某些问题与客观事实不完全相符合，或分析欠妥，和某些策略的机械应用等”。对于书中分析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徐特立曾提出：“在著者的口气看来，似乎大会成分之不复杂，为一有利的现象，而没有看到许多不是共产党所领导之工会未参加大会，实是一大损失。工人阶级的每一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斗争，民族革命要从一切方面进行。这里对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民族革命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看法是机械的。”（徐特立著；武衡等主编.徐特立文存第5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12.P99-109）邓中夏本人也谦虚地表示：“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秉笔直书，脱漏及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望读者加以匡正，以便再版时加以补充和修改。”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抹灭《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之一，并在书名后增加“（1919年—1926年）”字样，以表明本书叙事起讫时间。该版增加邓中夏肖像一幅，删除了1943年延安解放社版的《再版声明》，新增《出版社关于本书的说明》，在个别字句上作了订正，增加了一些注释。（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1）后来，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文集》和2014年出版的《邓中夏全集》，均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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