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聚光灯下，资本主义社会曾不止一次地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从维多利亚时期不列颠的烟囱林立，到“镀金时代”美利坚的铁路纵横；从战后欧洲的复兴奇迹，到东亚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这些被冠以“盛世”之名的时期，无不展现出财富喷涌、技术飞跃、城市繁华的炫目图景。然而，在这片流光溢彩的帷幕之后，资本逻辑的齿轮正以一种冷酷的精确性，啮合着整个社会的肌体，塑造着一种深刻而脆弱的繁荣。
这种繁荣的根基，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极致榨取。每一个资本主义“盛世”，都是资本积累最为迅猛的阶段。厂房里轰鸣的机器，写字楼中不熄的灯火，其背后是工人阶级被物化为生产流程的一个部件。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技术进步和管理“科学化”的外衣下，掩盖的是绝对或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社会总财富的蛋糕急剧膨胀，但分配的天平却极度倾斜。一边是金字塔顶端财富的几何级数增长，另一边则是广大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增长远落后于生产率的发展。这种繁荣，从本质上讲，是建立在社会多数成员相对贫困化基础之上的。繁华都市边缘蔓延的贫民窟，与市中心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共同构成了“盛世”一体两面的真实写照。
进而，这种极度不平衡的积累方式，必然导向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致命撕裂。资本家在竞争的压力下，无限扩大生产规模，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却被限制在劳动力价值的狭小范围内。这就如同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拼命地制造商品，而另一部分人却无力购买。其结果便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次次将“盛世”的泡沫击得粉碎。从十九世纪的恐慌到二十世纪的大萧条，再到二十一世纪的金融危机，无不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剧烈爆发。资本主义的“盛世”因而天生带有自我毁灭的基因，它的辉煌，恰是下一场崩塌的序曲。
为了延缓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盛世”往往依赖于更隐蔽、也更危险的续命手段。金融资本的狂欢便是典型症状。当实体产业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资本便大量涌入金融领域，通过信用透支和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游戏，制造出虚幻的财富效应和需求假象。这种“透支未来的繁荣”，虽然能暂时掩盖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却使得整个经济体系泡沫化，危机一旦来临，破坏力也更为深重。同时，资本的全球化布局，将内部矛盾转嫁至边缘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掠夺资源与市场，将全球南方变为其资本增殖的腹地。这种“盛世”，是以其他地区的停滞和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为代价的，其光鲜的外表下，是更深重、更广范围的剥削与危机积累。
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盛世”，都不过是其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是下一次更大危机来临前的间歇。它无法消除阶级对立的根源，只能暂时地、局部地缓和其表现；它无法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反而将人与人的关系彻底异化为冰冷的金钱关系。这种繁荣是扭曲的、暂时的，并且必然导向自身的反面。
历史的辩证法早已昭示，一种以剥削为本、以资本无限增殖为唯一目的的体系，无论其大厦在某一刻显得如何坚固辉煌，都无法摆脱其内在的腐朽与危机。真正的、可持续的繁荣，必将属于一个消灭了剥削、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新社会形态。那将不是资本的单极盛世，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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