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6日，是伟人诞辰132周年的日子。就像圣诞节的前一夜是平安夜，12月25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已自发汇聚于韶山的伟人广场。人潮如海，红旗漫卷，鲜花堆成山峦，歌声响彻云霄——那是一种只有心怀共同信仰的人们才能共同创造出的壮阔。韶山，这座因一人而照亮历史的湘中小城，在这一天，成为全中国情感的焦点。有人说，这是一座城，因一个人而火;更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因一种精神而凝聚。这样的场面，并非节庆的喧闹，而是民心的自觉;不是仪式的重复，而是信念的奔赴。在人类历史上，从古至今，从未有一种纪念，如此自发、如此持久、如此深沉。因为它关乎的不仅是记忆，更是认同;不仅是缅怀，更是宣言——人民来到这里，是在表达一种决心：捍卫人民利益的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甚至有人感慨：如果把伟人的诞辰设立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其影响力绝不会亚于圣诞节，甚或可能超越它。这不是情绪化的比拟，而是文明逻辑的推演。在东方传统中，开国之君的诞辰，曾是国家最重要的庆典之一;太庙之中，开创者的地位超越时空，成为凝聚一个王朝的精神核心。如果我们以同样的历史自觉对待伟人——这位现代中国的奠基者——那么，这个日子必将承载超越寻常节日的意义。事实上，从当下的趋势来看，这样的纪念已在人民心中扎根，其精神辐射力，既连接着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认同，也映照着圣诞节所代表的信仰凝聚，更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扎根于土地的纪念实践。
值得思考的是，西方的圣诞节，源于对一位宗教人物耶稣的纪念。耶稣是西方精神世界的重要象征，是许多人心灵的寄托。然而，如果以“圣地”的人间流量来衡量，耶路撒冷、伯利恒等地的朝圣规模，似乎难以与韶山、延安、井冈山、北京等地相比。这些地方，是中国人自发前往的“圣地”，是精神回归的坐标。它们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神迹”，却有着历史真实的温度、奋斗沉淀的足迹，以及依然照耀前路的思想之光。它们属于中国，也日益被世界许多追求正义与解放的人们视为精神高地。伟人生前曾多次表露心迹：他不在意身后是否留有墓碑，却深深忧虑人们是否会忘记他、忘记他们共同奋斗的初衷。历史的发展，给出了清晰而有力的回答：人民没有忘记。不仅没有忘记，怀念之情日益深厚，理解之意日趋深刻，追随之志日渐坚定。不久前，北京落下一场大雪。清华大学校园里，几位学生在积雪中用心塑出一尊雕像——那是青年伟人屹立于橘子洲头的形象。风雪之中，这尊雪雕目光炯炯，仿佛穿透时空。照片流传到网上，瞬间刷屏。许多人感动，不仅因为创作之美，更因为创作之地——清华北大，常被贴上“崇洋”“精英流失”的标签，似乎与这片土地的精神根脉渐行渐远。然而，雪雕的出现，像一种沉默的宣言：在这里，依然有人仰望那颗最亮的星;在这里，依然有人自觉把自己视为伟人事业的继承者。
这并非孤例。在高校、在工厂、在乡村、在网络上，一种“重回伟人”的思潮正在年轻一代中悄然生长。他们读他的书，讨论他的战略，理解他的探索，甚至在他的生平中寻找个人成长的勇气。对伟人来说，那份“事业是否会后继无人”的深重忧思，在今天看来，正被一批又一批的行动者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他不是被供在神坛上的偶像，而是活在实践中的导师。有趣的是，不仅在社会运动领域，甚至在科学与艺术的最高探索中，人们也常常与伟人相遇。许多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当他们超越个人和小我的局限，立志为人类共同命运而求索时，往往会在某一刻豁然开朗：原来那位东方巨人早已站在思想的高处，等待着后来者。爱因斯坦曾表达过对伟人的敬意;诸多第三世界的解放者视他为导师;即便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交叉的前沿，他的矛盾论、实践论仍被许多人视为方法论上的明灯。这不是偶然的崇拜，而是思想上的共鸣。他对于规律的认识、对于人民的信任、对于变革的勇气，形成了一种跨越领域的精神资源。那些真正走向深处、追求真理的人，终会与他不期而遇。然而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有人故意将他从历史中剥离，将他矮化、模糊化、甚至污名化。这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斗争：正如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否定斯大林来改写苏联的道路一样，某些人也希望通过否定伟人来扭转中国的航向。他们推崇物质刺激、消费主义、个人至上，试图让社会沉溺于“为人民币服务”的短期逻辑中，让人们在物欲中遗忘来路与初心。但他们低估了历史的韧性，更低估了人民的判断力。一时的迷雾，未能改变长河的方向。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矛盾的显现，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谁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对比之中，伟人的形象反而愈加清晰，地位反而愈加牢固。
这是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历史回归：越是试图淡化他，人们就越想追寻他;越是批判他，人们就越要研究他。最终，虚无主义未能虚无他，反而让他的思想在辩论与实践中再次激活。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文明转型的关口。现代性带来的不仅是繁荣，也有分裂;不仅是自由，也有迷失。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团结而非割裂，需要组织而非散沙，需要集体理性而非极端个人主义。而这些，正是伟人一生探索与实践的核心。他早就指出，社会主义不仅是生产力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不仅是国家的强大，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他推动的，是一种“大圈子”文明——打破家族、地域、阶级的小圈子，形成一个基于共同理想、共同利益的人民共同体。这套逻辑，在当今全球治理失灵、社会撕裂加剧的背景下，愈发显示出前瞻性。因此，伟人留下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套方法、一种视野、一条道路。很多企业家钻研《毛选》，不是出于怀旧，而是为了从中学习战略思维、组织动员、矛盾处理;许多年轻人重走长征路、探访革命旧址，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在实地感受那种“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气象。他仿佛早已在道路前方等候着每一个认真的后来者。你越是深入现实，越是渴望改变，就越会遇见他。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到抗美援朝的毅然决策;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豪迈，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浪漫，伟人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在绝望中开辟希望，中国没有和苏联一样解体，反而越发繁荣就是伟人帮我们实现的。他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这能力并非天赋异禀，而是源于他对人民的坚定信任、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对矛盾的敏锐洞察。
那些渴望事业成功的人、那些追求社会理想的人，最终都会发现：绕不开他。因为他处理的问题——弱者如何战胜强者、散沙如何凝聚成磐石、理想如何照进现实——至今仍是人类根本的命题。我曾作文感慨：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李白、苏东坡等文豪)面对历史变迁，只能哀叹“物是人非”“人生如梦”，在永恒的自然面前感慨个体的渺小。但伟人却在《沁园春·雪》中掷地有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一种彻底的翻转：从被动慨叹转向主动创造，从个体伤逝转向集体开拓。正是这种气象，让每一个不甘平庸、不甘堕落的心灵，为之震撼，为之追随。伟人之所以永驻人心，根本在于他让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说，人民不仅要有选举权，更要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教育的权利。“鞍钢宪法”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雏形。正因为在他的带领下，亿万普通人感觉到自己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才把自己与他的命运紧紧相连。这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认同。老百姓说得朴实：“除了父母，只有他真心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不得不施行“大仁政”，要求一代人忍受艰苦、默默奉献时，人民依然选择跟随。今天回头看，那一段勒紧裤腰带的岁月，确实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逃脱了“落后挨打”的宿命。当时的选择，是残酷现实下的唯一出路。可伟人的这种选择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我们宁可勒紧裤腰带，穷了百姓，也要搞无用处的核子，说他的时代人民太苦，国家太穷。他们用忆苦思甜的方法逼迫大家不要回到他那个时代，和他以及他的思想割裂。理解伟人建设新中国的这段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一个农业国，没有殖民地可供掠夺，没有外援可长期依赖，要快速实现工业化，除了内部积累、全民节约，别无他途。伟人像一个严父，带领一个贫困的家庭硬是挤进了现代世界的门槛。而今，当我们在许多领域享受“工程师红利”、拥有全世界最完整工业体系时，不该忘记那份最初的艰难积累，更不可以用所谓的忆苦思甜来搞历史虚无主义，说那时候太穷。晚年的伟人，内心常怀深忧。他谈“历史周期律”，说“粉身碎骨”也要对抗那种由私心私利带来的政权腐化衰败的惯性。他担心自己离去后，这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会被旧文化的泥沙冲垮。为此，他不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运动，试图在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今天，关于那段历史仍有不同解读。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的解体，恰恰从反面印证了他的某些忧虑并非多余。当理想信念抛弃、先锋队变质、人民重新被隔离开权力之外，社会主义事业的确可能一夜倾覆。而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也在提供持续的反向教材。从前些年中美网友“对账单”式的对比，到近期人们对美国“中产脆弱性”“失业即坠落”的关注(即美国社会存在着斩杀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并不能带来普遍幸福。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强调的公平、组织、互助，显得更加文明、更加温暖。当年美国社会的福利竟然靠苏联的压力来维持，苏联解体，资本疯狂让美国百姓现在陷入无比艰难，二战期间是美国最幸福的年代，也是美国学习东方的结果。这一对比，让许多人重新拿起伟人的书，重新思考他当年指出的道路。如今，伟人早已融入山河。但他的精神，却如种子般深植于这片土地，生长在每一代人的心中。人民记得他，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他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从未犯错，而是因为他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福祉。
在这个意义上，他从未离开。他在农民工讨薪成功的笑容里，在扶贫干部走遍的山路上，在科技工作者攻克卡脖子技术的黑板上，在年轻人讨论公平与理想的键盘声中。只要还有人在追求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只要还有人在抵抗压迫与剥削，只要还有人在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就活着。纪念他，最好的方式不是重复他的语录，而是理解他的问题、继承他的精神、走好今天的路。当我们这个国家在面对挑战时依然团结，在面对不公时依然呐喊，在面对未来时依然敢于梦想，那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总有一天，我们会更加平静、更加理性、更加全面地看待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但无论评价如何演变，有一点已经确定：他在人民心中，已获得最终的胜利。人民不死，伟人不朽。山河常在，精神长存。——这，便是历史最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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