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近期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的发言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海啸
“灵活用工”是一个极度泛化的光谱：从高壁垒、高议价权的顶尖专家，到日结薪水、全凭体力维生的零工，都被装进了同一个口袋里。但当“灵活本身是一种福利”成为一种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时，它掩盖了一个核心事实：自由是有成本的，也是分主体的。因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个灵活是“谁的灵活”?这种灵活又是“如何灵活”的?
当如今资本主义标准的全职劳动关系正在不可逆地松动，全职与零工之间那道人为划定的鸿沟已经事实上变得愈发模糊。在缺乏托底机制与议价权的现实里，按部就班的打工人与随时待命的接单者，本质上愈加承受着同一种制度性风险。经济系统也在不断通过阴阳合同、劳动中介制度等机制将风险转嫁出系统之外。某种程度上，全职劳动者也是灵活的，许多全职劳动者被迫长时间就位，随时准备处理工作;另一方面，公司又可以随时毫无成本地解雇——星宇公司恰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争论“灵活是否是福利”恰恰容易落入经济学话语的陷阱。当劳动零散化成为长期现实，我们必须开始思考与劳动关系脱钩的普惠型社保如何成为可能，这一前提则是在算法与平台治理中引入劳动者的实际控制权。本文正式尝试从这一维度勾勒一种替代性的讨论路径。
原文链接：https://m.douban.com/topic/498227581/
文| 恰帕斯东风电囼
编辑| 叁零柒计划编辑部
北大国发院教授张丹丹最近关于“灵活本身是一种福利”的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前面我扒了她的其他文章，认为舆论没有错怪她。这篇文章我想认真对待一下她提出的核心论点。某种意义上，我理解张丹丹想要表达的意思。一部分高收入的自由职业者确实可以通过自主谋划多份工作任务和管理灵活时间，实现多份收入。通过投资理财和购买商业保险，这部分群体即便不参加社保，也不担心缺乏保障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灵活确实带来了福利。但大部分底层零工并不能享有时间自由的福利，而是承担了所谓“灵活”的成本。今天的大部分零工仍然面临时薪极低、收入不稳定和缺乏保障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许多人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全职工作或失业，被迫进入零工市场的。他们的“灵活”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这是我认为张丹丹没有被骂错的关键。
01
灵活成为福利的三个条件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灵活才能真正成为福利?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灵活成为福利的三个条件
1.劳动者必须具有基本的经济安全，否则所谓“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很可能只是“不得不随时接单”。因为ta不敢退出，不能退出，手停即口停。
2.社会保障必须与具体雇主和劳动关系逐渐脱钩，仅凭居民身份就可以享有基本保障。任何劳动者即使更换平台、转换职业、短期失业，也不会因此失去基本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
3.劳动者必须拥有基本的劳动权利，包括获得透明规则、拒绝不合理任务、算法申诉和集体协商的权利。进一步说，平台管理结构必须设计职工参与，至少零工要在决策层有代表。再进一步，则可以谈到平台合作主义和公有化。而今天很多零工恰恰缺少这些条件。对于一个收入微薄、没有储蓄、需要依靠每天接单维持生活的人来说，“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候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算法可以通过派单、评分、奖励和惩罚塑造劳动者的行为;平台可以随时调整规则，而单个劳动者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换言之，形式上的时间自由，并不等于实质上的劳动自主。
02
普惠型社保最容易落实
所以我认为，普惠型社会保障应该成为接下来社会讨论的重点。它的核心不是让国家替所有人承担全部生活成本，而是建立一个与具体劳动关系相对脱钩的社会保障底座：无论一个人是正式职工、个体经营者、骑手、自由职业者还是暂时失业，都能够获得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基本失业保障;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与收入和缴费相关的第二层保险维持更高水平的收入替代。这要求国内从缴费型社保走上“税收筹资为主的普惠型社保+补充性质的缴费型社保”的转型道路。
社保体系转型的具体方案
这个转型并不是从零开始。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社会保险体系之一，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已经覆盖绝大多数人口，居民医保本身由于财政大力补贴已经具有相当明显的普惠性质。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进一步把“社会保障权”从劳动关系的附属品变成居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从而扫清零工群体获得保障的制度障碍。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北欧国家就可以作为重要参照。他们的经验并不是简单地“多发福利”，而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险和公共服务共同承担个人和家庭面对的风险。基本医疗、儿童福利、基础养老、失业保障等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拥有标准的长期劳动合同。同时，收入相关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又保留了劳动与缴费的激励。这样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实现了一种“福利去劳动关系化”：工作形式可以变化，但基本社会权利不应随之消失。
我们今天总在担心老龄化和少子化，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工作压力大。如果真的把一个有相当水平的普惠型社保体系建立起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应对和化解这些趋势所带来的问题。
03
社会主义者未必要拒绝拆分工作
这种改革的重要性还在于，工作的零散化很可能是长期趋势。我的一个判断是，零散化本身可以不是资本剥削和控制劳动以及追逐利润的结果。或者可以说，如果工人掌握拆分工作的自主权，我们就可以不把零散化等同于去技能化和去保障化。
当然，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提到的巴贝奇原则（Babbage principle）那样，零散化是资本降低劳动成本的策略，这个判断仍未过时。但一种真正具有福利性质且由工人治理的拆分工作，也可能是借助自动化和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和进行任务分解的一个可选择性愿景，可能帮助人们克服僵化的职业分工，并在宏观经济结构下取得个人选择的余地。远程工作、照护劳动的增加(尽管当前是以市场中的服务业形式出现的)以及人口结构变化，都在削弱传统工业时代“一个人、一家公司、一份全职工作、一直做到退休”的标准劳动关系。未来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职业身份，在不同平台之间不断转换，也可能在人生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程度的工作，甚至有时选择休息（尽管在当前我们称其为失业）。我认为这些现象并不能仅仅用“资本主义的某种后果或诱惑”来解释。
所以问题是，把所有人“塞回”传统的全职劳动关系，是否真的可能和有必要。事实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做到过，让社会上“每个人都有班上”。一个最强大的计划型政府也没有能力给所有就业人口安排全职工作，除非它创造出许多狗屁工作，就像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也是计划的)创造出来的许多工作那样。(不过这里并不是在完全否认政府创造就业和以工代赈的纾困效果，在现有经济制度下政府只能做到这个限度，并带来一些负面后果)。最关键的是，如果工作拆分本身就可以是大幅削减工时的大型计划的一部分呢。
我甚至认为，数字平台作为一种工作任务分配的技术，未必要被取消，而有可能在未来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中被改造。考虑到全职工作的工时在技术进步的近未来就有潜力被削减到每周3-4天甚至更少，平台的推广就更是一个大事件。
当然，马克思主义真正需要追问的，不仅仅是劳动是否应该被拆分，而且是谁拥有拆分、组合、设置和分配劳动任务的权力。布雷弗曼揭示了任务分解如何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工具，而平台合作主义则进一步提出：同样的技术基础，也可能在劳动者拥有平台所有权和治理权的情况下，被转化为扩大劳动自主性的工具。因而，分析这种变化，并以此为契机建立有利于劳动者的制度，可能是左翼应对的更好态度。
04
一个社会主义劳动方案的雏形
普惠型社保仍然只是第一步，也是相对简单的一步。如果劳动者有了医保和养老金，却没有决策权，那么灵活仍然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弱势。有很多学者长期讨论ubi，这可能赋予零工群体一个坚实的退出权。决策权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零工与平台集体谈判、自我组织乃至自我管理的能力上。
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社保方案雏形
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零工方案，包括了ubi+普惠型社保（包括公共服务即ubs）+工人参与平台管理/平台收归工人集体所有。这同时也是一个真正可能拒绝狗屁工作和导向削减工时之路的方案。只有必要的工作任务才会被提上平台的分配议程，供有工作需要的劳动者选择。而对于有必要性但高风险或低吸引力的任务，可以通过定额的义务分配、数字化的智能匹配或提高奖励来实现工作化。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零工和全职工作的界限也将逐渐被取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克思长期被引用的那个著名畅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自己，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从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件事，明天干那件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里提出的方案雏形显然比当前的平台资本主义要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当然这也意味着社会的税收制度、再分配安排乃至劳动制度都要发生很大变化。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聊一聊，落实这套方案可能需要多少成本，以及新增的成本从哪里来。
05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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