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矛盾没有消失，只是它越来越不容易成为公共叙事中的第一解释变量。人们确实能感受到某种上下之分、有产与无产之分、决策者与承受者之分。但当这些感受被语言巧妙转化一下，它们常常不再说成“阶级问题”，而是被说成民族问题、国家竞争、文明冲突。
为什么?因为好用。关键原因是民族叙事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它可以把大量不同阶层的人，重新组织成一个“我们”。
阶级叙事是纵向的。它追问：谁占有资源，谁支配劳动，谁拿走剩余，谁承担代价。它天然指向社会内部的裂痕，要求人们正视不平等、剥削和权力关系。这种叙事沉重、复杂，且不提供廉价的安慰。它告诉人们，冲突可能就在身边，甚至就在“我们”内部。相比之下，民族叙事是横向的。它不按上下分层，而按内外划界。它说：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工人、农民、白领还是老板，我们共享历史、语言、土地和命运。于是，纵向的利益冲突被横向的共同体身份覆盖了。
民族叙事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拥有极强的情感动员能力。民族话语常与荣耀、牺牲、复兴、家园相连，令人热血。它能把个体的渺小感接入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你不是孤立的打工人，你是伟大民族的一员;你的辛苦不是被分配结构所决定，而是为共同体崛起作贡献。这种意义感极其诱人。
阶级叙事要求追问“我们内部谁得到了更多”，这容易造成分裂;民族叙事则可以把矛盾外部化：不是我们内部有问题，而是外部有人打压我们、歧视我们、抢走我们的机会。外部压力一旦被确立，内部差异就变得“不重要”了。工人和老板可以同属“我们”，农民和城市中产可以同属“我们”，因为真正的“他们”在国境之外、在产业链上游、在某种文明对手那里。
阶级动员需要组织、利益表达、再分配诉求，往往会触动既得利益结构;民族动员则可以把不同阶层暂时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它不需要改变内部权力关系，只需要强化边界。对政治力量而言，这是一种更安全、更高效、更具包容性外观的动员方式。于是，民族叙事很容易成为公共讨论的“默认框架”：出了问题，先问外部谁在害我们，而不是内部谁在获利。
表面上看，大家团结在“我们”之中;实际上，内部的代价分配仍然不均，只是被暂时遮蔽了。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民族叙事，而在于它是否成为唯一解释。当它压倒一切时，人们就失去了追问内部不公的能力：谁在定义“我们”?谁被排除在“我们”之外?谁为“我们”的荣耀买单?谁在“我们”内部沉默?
阶级矛盾没有消失，它只是被重新编码。一个健康的公共讨论，应当既能说“我们”，也能问“我们之中，谁在承担代价”。否则，“我们”越响亮，沉默者就越容易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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