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
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先生穿越到2026年，那会是什么光景?
想来，先生大概还是那个最不被待见的人。
鲁迅先生这辈子，最见不得人麻木。他要是刷着今天的手机，看着算法把人圈在一个个信息舒适圈里，看着年轻人一边自嘲躺平一边被消费主义裹挟，他肯定坐不住。
以他的脾气，大概也会开个公众号，或者搞个播客，用他那套反讽、冷峻的笔法，把各种荒诞写得入木三分。
他会写“数字时代的狂人日记”，会写“算法时代的铁屋子”。他的文字，依然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但今天这个环境，还容得下这样的鲁迅吗?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不是今天这篇文章要下的结论。我们只说一件事：鲁迅当年面对的世界，比今天难得多。
1927年，他在广州写过一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叫《可恶罪》。他说，法律上的许多罪名，说到底就一句话：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就有法子。
清党之前，可以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清党之后，可以说他是CP或CY，没证据也能扣“反革命”的帽子。
总之，先觉得你“可恶”，然后你就有罪了。
这种现象，不需要什么真凭实据，不需要什么严密逻辑，只要当权者或者多数人说你“可恶”，你就完了。
汉代有“腹诽罪”，心里想想都不行;后来有“妖言”“非所宜言”，随便一句话都能往死里整。
鲁迅没用高深术语，却把几千年里“因不合时宜而被定罪”的把戏，扒了个底朝天。
他为什么能写出来?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可恶的人”。
鲁迅一辈子，得罪了多少人。守旧的遗老们恨他，因为他写了《狂人日记》，撕开了礼教吃人的真面目。
北洋政府通缉他，国民党政府也通缉他，给他安上个“堕落文人”的罪名，直到他死都没撤。
那些标榜公允的“正人君子”，像陈西滢、梁实秋他们，也烦他，说他尖刻好斗。
就连同一阵营里，也有些人攻击他，给他扣上“封建余孽”的帽子。
他晚年自己说，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战友”，为了防后方，他得横着站，格外费力。
连那些被他唤醒的庸众，其实也不怎么喜欢他。
阿Q们、孔乙己们，奴性深入骨髓，不爱听刺耳的真话。你非要揭他们精神上的疮疤，他们就觉得你扫兴、刻薄。
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他可恶?因为他就挡在那儿，像一根刺，扎在旧秩序的喉咙里。
鲁迅自己早看透了。他不怕。他死前一个月还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知道怨敌多，但他就是要赶快做，不能休养。他是战斗而死的。
回头看，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这些“可恶的人”拿命顶出来的。
在守旧、蒙昧、不公的时代里，他们质疑谎言，挑战惯例，唤醒大众，所以被视作异端。
在旧秩序眼里，他们扰乱安稳，罪大恶极;但在历史长河里，正是这些不肯沉默的人，撕开黑暗，推着社会往前走。
鲁迅生前曾盼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他说，如果他的杂文在后来读来还让人觉得警醒，那只能说明他当年诊断的病，还没好。
九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读鲁迅，再读《可恶罪》，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先生离开我们九十年了。他的棺木上覆着“民族魂”的旗帜，送葬的队伍长达两里，那不是国葬，胜似国葬。可他也是背着通缉令走的。
这九十年，世界变了，中国变了。但鲁迅的文字没有死。只要还有一个人在读他，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装睡，他的阵地就还在。
这就够了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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