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和张春桥等谈话，叶剑英在次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到了此次谈话的内容，即主席那句著名的“一生中做了两件事情”。《毛泽东大传》是如此记录这段内容的：
“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上述说法，毛远新在《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毛主席不太可能说这样的话。对此，请读者自行判断。
对这段话许多人并不感到陌生，但鉴于一些原因，很多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主席一生中的“第二件事”上。实际上，这不仅是主席在晚年为自己做的回顾，也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提到台湾。
台湾一直被主席当作未竟的事业，从建国初南方的战争，到朝鲜战争的爆发，再到台海两岸的长期冷热对峙，台湾问题作为我国的内政问题，却在几十年的变迁中充满更多复杂因素，至今未得到解决。
让台湾成为主席一大遗憾的，美国绝对是首要因素。毛泽东时代里对美国的定义一直坚定而清晰：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霸占企图始终是各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障碍。与其他区域常见的依赖大国干预与谈判解决争端的“灵活”路径不同，毛泽东在外谈及台湾始终展现了鲜明的原则性。中国在外交上提倡友好姿态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的妥协，而作为底线的台湾问题，主席就从未将其作为可作交易的“筹码”。
在许多外国客人的印象里，主席如同富有智慧的长者，关怀着为解放事业奋斗的各国人民，但对一些急于要在外交上有所表现的西方政客来说，毛泽东真是个“古怪”而“好斗”的人。他在 1957 年 4 月会见由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讲到：“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障碍，解决起来可能时间会长一些，但迟一点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对日本如此，对自恃握有台湾这张王牌的美国，主席更是保持不急于和美建交的耐心，最终让我国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的七十年代打开外交局面。
在1973年中美会谈公报中，主席最欣赏的一句便是“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面对七十年代美国政府递来的橄榄枝，主席洞悉了美国在世界争霸中的窘境。基辛格1976年访华时说了一连串的漂亮话，大谈“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与对华军事援助云云，主席则反应冷漠，并直白点出台湾这个尴尬的问题。美国试图在建交后以台湾换取更多价值，主席却在60年代就表明“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 世人常说外交是相互妥协的智慧，我国的外交也并非一向如此刚硬，但如此“顽固”的表现，恰恰让我国与忙于世界争霸、肆意在全球划分地盘的美苏两国划清了界限。
至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人们立马会想到“一国两制”的设计，这一制度同样来源于主席以前的想法。他在1961年同苏加诺谈话提出“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却在此后给一些人留下了误解，似乎觉得无论香港、澳门，还是将来的台湾，那里的资本主义与大陆的社会主义是可以自然而然和谐相处的。后人讲到一国两制，多谈“包容”、“互补”，却容易忘了背后主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两种社会制度能否共处。
1959年，主席与澳共总书记夏基聊到了当时流行的“和平过渡”，他说：“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这里谈到了和平共处之外的另一个方面。
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人眼中，港澳台几乎是先进与发达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大陆仿佛就落后了许多。港澳台背靠的，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台湾， 在冷战以来一直被试图打造成直接面向大陆的“橱窗”，以所谓“高福利”向大陆发起宣传攻势，背后毫无疑问就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台湾内部至今反共声音甚嚣尘上，这不仅和美日等国的影响渗透有关，也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恶果，连如今的台独思潮最初也来源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面对对岸的反社会主义攻势，如今大陆的经济发展早已今非昔比，却未能向两岸人民充分展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恶。甚至有一群反共暗独分子在大陆吃上了“爱国饭”，这不能不让人感概万千。
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些人眼中极端贫穷与落后的时期，主席为何敢让资本主义在台湾继续存在一段世界?究其根本当然是主席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无限自信。1958年，当炮击金门成为世界焦点时，主席在《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
从这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的特色：一切靠发动群众解决，让群众自己锻炼和教育自己。纵使台湾当局有美国撑腰，但只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当局的本质，所谓的“民主堡垒”、“文明之地”幻象自然不攻自破，社会主义的大陆不会比资本主义的台湾差。
当下对台湾的未来有许多讨论，措辞也很多：当归、统一、回家……这些词语带有很明显的时代色彩，都在追于着祖国的统一。但归根到底，台湾最好的结局应该是“解放”，它既包括了历史遗留问题的终结，更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解放台湾的前提，是大陆人民摆脱资本的束缚;解放台湾的结果，则应该是全国人民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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