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注：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于2000年至2011年在大伦敦管理局(Greater London Authority)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他现已经退休，住在温尼伯。他与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是地缘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他在英国格林尼治大学教授了10年经济学，曾担任伦敦大都会大学客座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研究员、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研究员。他定期在线发布文章(http://ideas.repec.org/e/pfr102.html)，并与迪卡·德赛共同编辑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丛书和《地缘政治经济学》系列丛书。他还与安德鲁·克里曼(Andrew Kliman)共同编辑了在线评论经济学杂志《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of Political Economy，COPE)。】
很荣幸能获此殊荣(指作者获得的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2018)，察网编者注)，我非常激动。
区分个人对集体努力的贡献是一种考验;当个体是自己的时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安德鲁·克里曼在《马克思“资本论”的重生》(Reclaiming Marx’s Capital)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中的观点是通过与TSSI支持者，尤其是Alan Freeman，多年的广泛合作和对话形成的。在许多情况下，我早已忘记是弗里曼，还是我，还是其他人，提出了一个特定的想法或构想。因此，我不能完全接受大家对这本书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本书的合作者。当然，我必须对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我可能犯的错误负全部责任。”对这段文字，我能改进的只有把克里曼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
今天任何理性理解世界历史和政治经济的思想书脊都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作品。与任何思想家一样，只有努力理解马克思的实际思想，而不是其他思想家赋予他的思想，我们才能与其打交道。为此，三十年来，我们共同致力于发展马克思的分期单一系统解释学(TSSI)，从而重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除了安德鲁·克莱曼(Andrew Kliman)之外，我还要感谢许多影响 TSSI发现的学者，其中我只记录下那些最直接影响我思想的学者：耶稣·阿尔巴拉辛(Jesus Albarracin)、玛格丽特·安德鲁斯(Margaret Andrews)、菲利斯·阿特威尔(Phyllis Atwell)、米克·伯克(Mick Burke)、古列尔莫·卡切迪(Guglielmo Carchedi)、约翰·恩斯特(John Ernst)、埃曼纽尔·法琼(EmManuel Farjoun)、海克特·吉尔伦·罗梅罗(HectorGuillen Romero)、保罗·乔萨尼(Paolo Giussani)、米歇尔·赫森(Michel Husson)、安德鲁·克莱曼(Andrew Kliman)、罗伯特·兰斯顿(Robert Langston)、摩西·麦克霍弗(Moshe Machover)、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米歇尔·那不勒斯(Michelle Naples)、安妮特拉·尼尔森(Anitra Nelson)、爱德华多·马尔多纳多·菲利奥(Eduardo Maldonadodel)、泰德·麦克格伦(Ted McGlone)、罗宾·穆雷(Robin Murray)、尼克·波茨(Nic Potts)、亚历杭德罗·拉莫斯(Alejandro Ramos)、阿道夫·罗德里格斯(Adolfo Rodriguez)、皮埃尔·萨拉马(Pierre Salama)、桑古尔·萨夫兰(Sungur Savran)和朱利安·威尔斯(Julian Wells)。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与知名作家迪卡·德赛密切合作，她是《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我们地缘政治经济研究小组(GERG)的联席主任，也是我们两本系列丛书的联合编辑。德赛影响了我对世界经济问题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我对价值、金钱和世界秩序的看法。
在这方面，我要对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致以诚挚的感谢，尤其是对鲍里斯·卡加里茨基(Boris Kagarlitsky)和亚历山大·布泽加林(Alexander Buzgalin)。
我与维多利亚·奇克(Victoria Chick)广泛而卓有成效地研究了马克思和凯恩斯(Keynes)之间的关系，她对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对多元主义的研究工作是我与维多利亚·奇克(Victoria Chick)、安迪·丹尼斯(Andy Denis)、弗雷德· 李(Fred Lee)、乔治·德马蒂诺(George DeMartino)、塞拉普·卡亚特金(Serap Kayatekin)，以及来自异端经济学学会、反思经济学学会和世界经济学学会的学者们联合展开的。我很高兴这些学者不胜枚举，因为这证明了一个小雪球越滚越大。我认为，小雪球是从克里曼(Kliman)和我于1996年制定的国际价值理论中心(IWGVT)的指导方针开始的。
我在创造性劳动方面的研究，这篇论文只提及了一点点，但这些研究对我关于价值和世界经济的思考至关重要，它深受我在大伦敦管理局时期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了哈桑·巴赫希(Hasan Bakhshi)、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布里奇特·罗斯威尔(Bridget Rosewell)、约翰·罗斯(John Ross)、雷蒙德·奥尼尔(Redmond O’Neil)、裘德·伍德沃德(Jude Woodward)，以及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影响。
我得到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慷慨相助，特别是程恩富、汪桂进、朱奎和孟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父亲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对我的终生影响，他是科学政策理论的先驱和奠基人。
事实上，我之所以在过去六十年从事政治活动中所做的工作以及理论工作，原因在于我们要解决共同面临的任务，即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反常地超越了出现和平、正义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的经济发展证明，除了所谓的“先进”国家试图强加给世界的发展道路之外，还有其他的发展道路。然而，核毁灭、生态灾难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笼罩着我们。因此，发展马克思思想、理解马克思思想和促进马克思思想的必要性从未如此强烈。
中国学者有优越的条件去做出贡献。中国的经济成就为验证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思想创造了机会，而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思想，由于早期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困难，至今仍未得到检验或仍存在着争议。简而言之，马克思提供了解释中国成功的手段;而西方经济理论则不然。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履行真正的世界伙伴关系所需要的责任;他们没有解释本国经济的失败。
相反，他们严重误解了马克思的理论，将其简化为竞争性一般均衡的变量，这是新古典主义范式的辩证核心要点。因此，他们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无法解释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两个特征是：
第一，世界被分化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国家，少数人生活在一小群富国，自列宁首次描述这些国家以来，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变化。
第二，一场长期、深刻而棘手的经济停滞或“大萧条”席卷了这些富裕国家，其时间可以追溯到1974年或更早的时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TSSI学者称之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未能解释这些事实。其反对并驳斥了马克思自己的解释，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这弊大于利。
这些话很直白。然而，它们已经被证实了，学者们可以参考这方面的著作。马克思在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就他的习惯而言，当我们有分歧时，我们既要保持友谊，又要消除分歧。那些只关心资产阶级未来的人可以以礼相待;而我们要对人类负责。
二、经济思想革命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未能解释这场危机，是因为它未能吸引到大批受众。这与上两次“大萧条”(1871-1893年和1929-1942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萧条都引发了经济思想革命，因为当时的正统理论无法解释如此深刻而长期的停滞。这些都是真正的革命，它们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财富。
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将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带到了无可争议的经济理论前沿：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了普通人用自己的眼睛能看到的东西。他们被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及其政党所采用，对其而言，失败的学术上的正统观念不受影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领导的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也解释了当代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然而，工人运动的胜利将世界分成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凯恩斯小心翼翼地将他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划清界限，以引起执政的资本主义精英的注意。这些精英们感激地把唯一的功劳都归于他们的新导师，而忽视了马克思的重要性以及两者的共同之处。
然而，凯恩斯最重要的提议很难与《共产党宣言》的提议区分开来，尤其是“食利者的安乐死”和“投资社会化”。维多利亚·奇克和我在理论上论证了凯恩斯对危机的解释与马克思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凯恩斯主义成功的原因就是对危机的解释和战争。
今天的科学迫切需要一场新的理论革命。怎么样才能发起这样的革命呢?我们可以从以前的革命中的四个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开始。具体如下：
(1)认识到资本主义从内部产生了一种持续不断、日益增长的投资失灵;
(2)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能力;
(3)资本市场无法矫正市场失灵;
(4)因此，除非国家大规模地超越私人投资机制，否则社会将会解体。
因此，只有当国家或更普遍的公共机构使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暴力侵入资本主义财产”的措施来压制和推翻资本主义投资机制时，大萧条才能得以克服。
然而，历史表明这可能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发生：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或者向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和征服退步。
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重要性。中国的经验表明，除了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还有一条走出萧条之路;现在，中西方学者应该共同努力去为这些成功经验提供理论解释，并进行宣传和保护，同时还要理论解释所有其他除了涉及灾难性的人力成本之外失败。马克思的理论是最好的起点，不是因为任何英雄崇拜，而是因为它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解释。
三、萧条的真相
从哪里开始呢?让我们从事实开始。
从198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累积的资本中有60%是金融资产。只有40%的英国资本从事国内生产。而美国同期累积的私人资本中有80%是金融资产。
英国的固定资本总额从占GDP的25%下降到占GDP的15%。在美国，这一比例从24%降到了18%。在中国，这一比例则从32%上升至45%。美国国内私人投资占GDP的比例从17%下降到仅剩11%。净投资(通过私人投资减去资本消耗可得)在2009年下降到只占2%。简而言之，美国经济停滞不前。
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从1970年到2016年，美国净资本投资占比明显下降，GDP占比从9%环比下降4%。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所有其他衰退指标都有所下降，包括实际GDP增长、资本利用率和失业水平。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美国金融资产的市盈率翻了一番，从10倍增至20倍。正如希勒(Shiller)所言，这是不合理的。
忽视的资金流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由于美国出现赤字，不能出口资本。相反，如果准确地计算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总和，那么美国资本出口是从1970年的将近零增长到1987年的6000亿美元，到2007年的10万亿美元，然后在危机后崩溃，于2010年又反弹至5万亿美元。
简言之，美国资本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取利润，以解决其自身自创的、长期的和棘手的国内衰退问题，而实际上，只有压制本国资本家的特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事实可以解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打响的贸易战、北约大国军事系统升级以及现有国际秩序的解体。这只不过是在不攻击美国资本家的情况下解决美国危机的一些巧妙尝试。
所有这些都可以用资本积累导致的利润率(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来解释：这是资本主义最具决定性和持久性的长期趋势，这一点得到史密斯(Smith)、里卡多(Ricardo)和密尔(Mill)的认可，马克思和后来的凯恩斯也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当我们把金融资本算在分母上的计算利润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短暂波动之外利润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2%的高点降至目前的5%。
四、如何解释这些事实？
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为上述事实提供了非常相似的解释。随着生产性投资回报的下降，资本投资者开始囤积资金。显然，他们更喜欢回报型的货币形式，即货币工具。但这些工具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在马克思资本循环的“M”阶段中断。资本不再回流到生产中，而是作为金融工具进行积累。
现在出现了一个矛盾：随着利润率的下降，投资者停止在生产中配置资金，而是转向金融，而金融的收入来自劳动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然而，这种情况在大萧条中爆发，并不能解决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因为它们只是将资产价值与生产性资本产生的收入重新调整，而没有对生产资产本身进行重新估值。
在任何特定的危机中，许多其他因素会发挥作用，但是主要原因引发了危机，而且产生了许多间接影响。将其他因素推到主要原因的高度类似于说一个从悬崖上摔下来的人死于心脏衰竭一样。
我们需要采取许多行动来纠正问题，尤其是将消费(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和文化发展)提高到可以缓解目前受资本主义压制的人类创造才能的水平，来释放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绿色技术革命的潜力。
无论如何，病因不应与治疗相混淆。感染可能用抗生素治愈;但是感染是由细菌引起的，而不是缺乏药物。要走出危机，就必须大幅提高收入;但是，这场危机并不是由贫困引起的。一些拉丁美洲左翼实验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的前几章详细阐述了货币贮藏的积累，并在第三卷中详细阐述了大量的细节。这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清晰地阐释了利润率的下降问题。
这些内容不是新的，而是已经公开声明，而且直接来自马克思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没有出现更好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呢?
五、经济思想逆运行
当我们假设科学总是在向前发展时，这种失灵才令人费解。事实上，当科学知识威胁到一个在统治上有历史局限性的阶级时，这种知识就会受到压制。天主教在1992年“封杀”了伽利略。“运行”(revolution)这个词来自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
资本主义最危险的真理来自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7岁时，“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霍奇金(Hodgskin)运用李嘉图的租金理论来证明剥削的存在。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这将非常受欢迎。相反，坚决反对工会的詹姆斯·米尔(JamesMill)开始了李嘉图主义长达数十年的退步，他指出，“如果这种思想传播开来，那么它将是对文明社会的颠覆”。从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到资本主义的“禁欲”论，在“庸俗经济学家”试图把李嘉图的天赋重新装进瓶子里。
因此，在维多利亚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马克思研究的背景是社会科学的全面退步。
马克思遭到了主流经济学的厌恶，因为他终结了主流经济学的退步。他不仅克服了史密斯和李嘉图的错误，还恢复了他们的科学结论。对比是显而易见的：每个现代经济学学生都知道“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但谁来教他们劳动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呢?
进一步的历史研究表明，一旦一种革命性的新思想形成，经济思想通常就会衰退;这是20世纪初兴起的第二次经济逆运行的关键。
主流经济学的缔造者们(不仅有学者，还有政治行动者)对马克思充满敌意。庞巴维克(Bohm Bawerk)是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正如德赛(Desai)所说，韦伯(Weber)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将经济学从所有其他研究领域中分离出来。1918年，韦伯写道：“我们要感谢(德国的)革命，因为我们不能派遣一个师去对抗波兰。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泥土、粪土、牛粪和马粪——别的什么都没有。利卜尼希特(Liebknecht)属于疯人院，罗莎·卢森堡(RosaLuxem burg)属于动物园。”
这些评论家较之反李嘉图主义者获得了更多的初步成功。凯恩斯崛起并不是因为与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崛起的原因类似，而是因为大萧条和战争驱使数百万人拒绝主流经济学，支持凯恩斯的结论。
六、一般均衡：第三次经济逆运行
第三次，也是最成功的经济逆运行的背景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般均衡或“比较静态分析”一直主宰着经济学。它具备两个特点。
首先，一般均衡或“比较静态分析”不是理论而是方法;是一种将经济规模概念化的方法，适用于每一个学派。
因此，经济学不仅在纵向上被划分为“思想流派”，而且在横向上被划分为两大方法论：均衡方法和时间方法。
均衡无处不在，均衡边际主义、凯恩斯主义、无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等。每当新方法暴露出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它就会重新浮出水面。因此，预期回报理论问世的几年内，理性预期理论就席卷了整个领域。
不存在“正确”或“优越”的学派，无论在哪里，均衡方法论的推行都会阻止所有学派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均衡方法论假设资本主义完全自我复制。当然，从逻辑上来说，我们无法推断出其并非如此。
其次，衰退现在并不表现为对凯恩斯、马克思或维布伦的一种反应，而是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制度主义者思想中蕴含的内容。衰退使得凯恩斯主义只关注一个“温和”变量—需求管理，而忽视金融和投资。由庞巴维克的亲密合作者—奥地利经济学家拉迪斯瓦夫·冯·博特凯维奇(Gordislawvon Bortkiewicz)通过强加给马克思一个与马克思相反的必要条件，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温和”变体。
这一必要条件假设资本主义可以完美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等价物：一个时期结束时的生产价格必须等于开始时的价格。马克思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荒谬的假设，也不可能采用这种假设，因为它意味着，在下一个时期开始时，购买者为他们购买的商品支付的钱少于生产者在前一个时期结束时出售相同商品所得到的钱。这不仅消除了资本家仍然承担的历史成本，而且如果价格上涨，那么价值就会在交换中产生。
这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后来成为“标准”解释。由于逻辑上的不一致，马克思被成功贬为失败的“小李嘉图主义者”，并被西方课程取消。任何一个想要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现在就会接触到大量由“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学术书籍和期刊文章，其致力于通过歪曲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他的错误。这些作者不是促进知识的发展，而是通过将自己与马克思的声誉联系起来促进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同时他们又小心翼翼地远离马克思危险的结论。
这是一种新的反击，这不仅仅是为了提出马克思理论(这是完全合法的)之外的理论，更是为了诋毁马克思，这样他们提出的理论就可能是唯一的、合法的。这在前两次经济逆运行失败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尽管它为观察到的现实提供了不言而喻的错误描述，但现在可以通过假装别无选择来为其辩护。
简而言之，这构成了审查制度。“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促进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是代替了马克思的思想，代替了马克思解释者的思想，避免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冲突。有一个小问题：这些思想无法解释危机。最后，我们会以问为什么而告终。
七、货币、货币、货币：萨伊的谬论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瓦解
一般均衡有一个先驱：萨伊的谬论。经济学把这种说法称为“萨伊法则”，但只有经济学家才会用“法则”这个词来描述没有发生的事情。
李嘉图采用了这一理论，但马克思却批判了这一理论，这也是凯恩斯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谬误认为，经济的行为就像“商品与商品的交换”——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必须用另一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交换。
这就产生了三个主要的理论结果，所有成功的护教学都依赖于此。首先是市场清算：一旦考虑到每种商品的供应和需求，就不会有剩余。其次，商品必须以价格进行交换，以实现完美的再生产。最后，货币只是一种数字，一种衡量价格的手段。货币贮藏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被理论化——因为这些体系没有理论依据。
第三个理论后果(货币无关紧要)让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货币理论，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指望解释金融呢?
货币是真实存在的物，是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它的物质性是迄今为止经济思想中的两大进步的核心。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开始彻底否认萨伊的谬论。
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商品不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而是用来交换货币的。在货币阶段，交换中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正常的;资本家出售他们的产品，然后再获得收益。进而，到处都是累积的闲置资金。
适当调整信贷，将一个所有者手中未使用的资金提供给另一个所有者，供其购买生产资料，从而可以减少闲置资金。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信贷工具变得有市场，它们就变成了一种货币形式：就会提供一种积累闲置资源的新方式，不仅是作为货币或金条等交换手段，而且是作为生息资本。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货币本身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获得了一种“第二使用价值”——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以这种形式吸引着利息，即从别处产生价值份额。在这种形式下，货币可以迅速离手。金融工具或“虚拟资本”的价格不是由其创造价值能力决定的，而是由独立的货币市场决定的，这些市场将其适当的收入资本化。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越来越多的资本作为金融工具积累起来，从而产生需求，推高了价格。然后，价格通胀本身就会成为收入来源，并且正在蓄积着金融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货币理论家。早在1845年，他就已经在努力应对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本身集中了资本主义所有的最高矛盾;他转向价值研究，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要理解货币就必须透过表象追溯其在劳动中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部分内容与货币有关。《资本论》的前身——《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一半以上是关于货币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五章包含了对货币的广泛分析，第三卷的一半以上是关于货币的，第三卷提出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银行、货币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理论。
最离奇的、见证了第三次经济逆运行意识形态力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把冯·博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斯蒂德曼体系作为马克思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说的都是谬论体系，从逻辑上来说货币是不存在的。
在诸如价值形式学派和异端经济学学派理论家的手中，这种解释性的矛盾变得更加神秘。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能够认真对待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但却用联立方程组来解释其价值理论，而货币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
这种思维差异最清楚地解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未能解释的当前危机的原因。这不是单纯的货币危机，也不是单纯的价值生产危机，而是两者的综合危机。马克思理论的两个方面都是必要的。他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引导他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他对货币资本的分析说明了在这种衰退的影响下资本以闲置资金的形式积累的原因。
马克思对利益的分析表明，作为资本，货币终将失去与价值生产的联系，成为一种独立的被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作家都误解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金融危机中以粗暴的冲击回到了现实。
因此，马克思严谨地发展出了一门科学，而这门科学在第一次大萧条时期让人萦绕心头。今天，第三次甚至更棘手的大萧条再次让真相(如果说出来的话)变得不容忽视：剩下的就是说出来。
所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意识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似乎也是一种独立的力量，但马克思提醒我们，意识是由存在决定的。它在本质上的自观能动性甚至比金融资本的自主能力更强，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尚未将政治经济带回现实。结果，它让我们遭受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无礼抨击。
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回应和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站稳脚跟：回归到对马克思的研究中，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