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七干校”的真相，这些年被一层层遮蔽。人们一开口就是“牛棚”，一落笔就是“伤痕”，把它描绘成黑暗、屈辱、灾难的代名词。可是真相并非如此。历史从来不是一边倒的，尤其是涉及毛泽东时代的东西，更需要拨开迷雾，还原真实。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毛主席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全国各机关大规模兴办“五七干校”。“五七”两个字，取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这并不是临时的政治动作，而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安排，目的就是让干部和知识分子真正走进工农群众，把那点书斋里的清高和优越感打碎，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就是文化部的“五七干校”。6000多人，从冰心、沈从文到臧克家、冯牧、张光年，几乎聚集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一半重量级人物。正因如此，向阳湖干校成了全国干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很多人想象，这些人去了那里一定是苦大仇深、暗无天日。可事实却远不是这样。
臧克家在1978年出版了诗集《忆向阳》，里面有五十多首诗，全是干校生活的记录。他在序言里写到，初到向阳湖，住在贫农家里，社员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他们，口口声声说：“不是听毛主席话，请也请不到你们来。”这种真心话，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赤诚。同志们肩并肩睡觉，一起插秧、一起收割，职位和身份都消失了，大家只有一个称号——“五七战士”。
插秧时，几百亩秧田如同明镜，人影、汗水、泥水混在一起，画出一幅生动的社会主义劳动图景。收获时，稻谷黄灿灿堆成山头，大家赤膊光脚，热火朝天，大干一场。饭碗粗糙，米饭却格外香甜。正是这种劳动，让知识分子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与人民同甘共苦”。
臧克家写得很坦率：刚到干校时，他也怕累怕脏，心里还惦记北京，可一年下来，汗水浇透，思想变了。粪尿成了种地的宝贝，身上的老茧成了荣誉。人与人之间从隔阂到亲密，人与自然从疏远到亲近，这才是真正的改造。三年干校，他总结为：“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
这样的声音，在1978年是极其罕见的。那时“伤痕文学”正盛行，一切都要控诉、哭诉，臧克家的《忆向阳》简直成了异类。北京出版社接到稿子时，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说这分明是在“美化五七干校”，不该出版。最后，还是张光年出面力挺，说这是臧克家的真情实感，才让诗集面世。
结果没多久，姚雪垠在《上海文学》上写文章痛批，说这诗集是按照“林彪、四人帮”的调子，是在粉饰罪恶。更讽刺的是，早在1975年，臧克家曾把这些诗给姚雪垠看过，姚当时还说好，要“更深刻地歌颂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几年后，他就反戈一击。文坛的这种“随风转舵”，正说明“政治晴雨表”的灵敏。姚雪垠自己也没想到，十年后他的《李自成》同样被贴上“极左”的标签，从褒扬到否定，跌入深渊。
但臧克家没有动摇。1995年接受采访时，他仍说：“那三年的岁月对我来说，感受大不一样呀!”他的夫人补充道：“我们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抱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态度下去的。”她直言，那段经历让臧克家受益极大，诗句不是虚构，而是真心流淌。
不仅臧克家，陈早春等很多知识分子都有类似感受。陈早春说：“住到农村才真正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不问民间疾苦。向阳湖让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
毛主席自己也说过，跟工农战士长期在一起后，他才发现真正干净的，恰恰是工人农民。阶级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共同劳动中、在生活的摩擦中逐渐转变的。这才是“五七干校”的核心意义。
干校三年，知识分子们从象牙塔走向泥土，从自我走向集体，从傲慢走向平等。有人说这是迫害，其实这恰恰是改造和教育。痛苦的是旧习气的剥落，收获的是精神的升华。
可惜，在某些人眼里，劳动是牛棚，汗水是侮辱。他们宁愿在纸上呻吟，也不愿下田半日。他们当年极力争取“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称号，一旦政治风向转变，就把那段经历描绘成伤疤。这种人，骨子里就是害怕工农、看不起劳动。
真正的历史，永远不止一种声音。五七干校并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种探索、一种实践。毛主席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真正让知识分子触及灵魂，让他们知道，没有工农群众，就没有他们的一切。
今天回看，五七干校的价值正在被重新理解。那不是摧残，而是锻炼;不是羞辱，而是磨砺。它让一代人懂得了什么是集体，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五七干校不是牛棚，而是毛泽东思想下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击碎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把他们拉到人民中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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