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佩里·安德森 译/卢南峰
①：卢拉主义危机与迪尔玛的执政困境
本文原载于2019年2月7日《伦敦书评》第41卷第3期，原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卢拉与迪尔玛时期的巴西政治，第二部分则将目光投向博尔索纳罗与当下的巴西，今日刊发的是第一部分。在本文中，安德森重点关注的是2003年卢拉开始执政到2016年迪尔玛被弹劾下台之间的巴西政局，在巴西劳工党思想家安德烈·辛格的杰出论述基础上，安德森分析了卢拉“软弱的改革主义”与迪尔玛强硬路线之间的连续与断裂，概述了巴西三党鼎立、相互倾轧、私相授受的政党格局，描绘了巴西各个社会阶层的政治归属尤其是近年来新兴的新中产阶级状况，评述了共和主义公正与派系化偏见共存、善于操弄舆论、滥用权力的司法体系，细致地勾勒了博尔索纳罗上台之前16年巴西错综复杂的各路政治力量及政治斗争，为读者理解当代巴西政局提供了全景式、历时性的背景描述。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
一、迪尔玛·罗塞夫的执政困境
特朗普、勒庞、萨尔维尼、奥尔班、卡辛斯基……当代政治想象力的畸形学本就有足够丰富的例子，如今迎来了新的怪物。起于微末的巴西民选总统，为该国最臭名昭著的施虐者大唱赞歌，宣称当年的军事独裁本应射杀3万名反对者;攻击一名国会女议员，说她丑到没人想强奸;宣称宁愿自己儿子被车撞死，也不想他是个同性恋;宣布了亚马逊雨林的开放开垦季;不仅如此，在当选后的第一天，他向追随者们承诺，要把这片土地上的赤色贱民赶走。然而他的新任司法部长、被全世界誉为司法独立和正直典范的塞尔吉奥·莫罗(Sergio Moro)却说，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是一位“温和派”。
从表面上看，去年10月的投票结果是毫不含糊的，劳工党(the Workers’ Party，PT)在执政14年后被全盘否定，连其存续也岌岌可危。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统治者——卢拉已被莫罗监禁，等待进一步的判决。他的继任者在第二个任期中期被赶下台，实质上成了弃儿，在地方参议院竞选中沦为耻辱的第四名。这种逆转何以产生?它一定程度上出于偶然，还是在某些方面已成定局?该怎么解释激进主义的结局?与巴西过去五年的突变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相比，英国在脱欧问题上的装腔作势和美国在特朗普问题上的歇斯底里简直就是无事生非。
巴西政治的特点是意大利式的：错综复杂而弯弯绕绕。但如果对此没有了解，就无法把握这个国家的遭遇。2010年，当卢拉卸任的时候——巴西总统有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但没有禁止再次参选——经济增速为7.5%，贫困减少了一半，新大学成倍增长，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财政预算和经常账户处于盈余状态，支持率超过80%。卢拉挑选了他的幕僚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作为接班人，后者在60年代是反抗军事独裁的地下斗士，此前从未竞选过选举职位。由于卢拉为她保驾护航，罗塞夫以56%的多数票赢得了选举，也成为巴西第一位女总统。迪尔玛执政初期，痛恨卢拉的中产阶级也更好地接受了她，两年来，她的冷静和能力为她赢得了广泛的敬意。但是，她接手的遗产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处于高位的商品价格是卢拉时代繁荣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巴西历来的低投资率和生产增长率。实际上，2011年迪尔玛一就职，情况就开始反转，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忽然降到1.9%。2013年，美联储宣布将停止购买债券，在资本市场上引发所谓的“减码恐慌”(taper tantrum)，引发外资流出巴西，国际收支恶化，通胀率上升，繁荣昌盛的太平岁月宣告结束。
政治上，劳工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欠下了一笔债。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重新民主化之后，三个最大的政党出现：在中右翼是以“社会民主”为幌子的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它是大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在中间是理论上“民主”的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在农村和小城镇拥有庞大的裙带关系网络，用联邦或省级的慷慨资助为其在地方的巢穴插上羽毛;在左翼，是劳工党，唯一一个不只是由地方名流及其下属组成的政党。然而，除了这三者，在巴西大型选区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开放名单制度，大量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小党派激增，为他们的领导人榨取公共资金和好处的新发明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够领导一个拥有超过四分之一议会席位的政党，而这是所有重要立法通过所需的最低票数，这使得政党联盟成为组织政府的条件，而利益分配则是结盟的前提。
二十年来，总统只在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中产生，前者致力于向国家提供所谓的有益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在东北部的传统寡头集团和民主运动党的永恒掠夺者中很容易就找到盟友，他们是自由保守派政权的天然盟友。当卢拉上台时，劳工党并不想依赖他们。相反，它开始从较小党派的泥潭中组织国会多数席位，而这些小党派一个比一个贪婪。为了避免把太多的部门交给他们，不得不采取经常性的经济奖励获得支持，暗地里每月给这些人发放现金。当这个系统，所谓的 “每月津贴”(mensalão)在2005年曝光时，看起来好像可能导致政府垮台。但卢拉在穷人中仍然饱受欢迎，通过裁撤关键助手，并转而寻求民主运动党的传统支持，从而确保了国会多数席位，他在这场风波中幸存下来，并在适当的时机成功连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民主运动党是卢拉政府的稳定支柱，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享有大量肥缺。而这一任期结束后，民主运动党在众议院的议长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被卢拉选为迪尔玛·罗塞夫的副总统，将一个诡计多端的幕后老手与一个政治新人拴在了一起。
首先引爆的是经济遗产。到了2013年，中产阶级对政府感到不满，价格上涨正在引发大城市的普遍紧张局势。卢拉为穷人提供了更高的工资、更低的信贷、现金转移支付——满足了穷人的私人消费，却忽视了依旧很糟糕的大部分公共服务。冬天，公共汽车票价涨价点燃了圣保罗年轻左翼活动家领导的抗议活动。警察的镇压导致了席卷整个巴西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随着右翼参与的增加和该国强大的建制派媒体的支持，他们迅速发展为对所有政治人物，尤其是劳工党的自由对抗。两周内，迪尔玛的支持率从57%降至30%。通过削减开支和进一步廉价的福利措施，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恢复了活力。但是在2014年夏天，埋藏的政治矿井开始爆炸。联邦警察打击了在巴西利亚一个洗车场Lava Jato的洗钱活动，由此披露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大规模腐败，该公司当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估值之一。调查中的一连串泄密被媒体大肆宣传，表明这个案子与劳工党与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卢拉时期。2012年末，对七年前“每月津贴”案中该党领导层的公审，已经让气氛变得高度紧张，而2014年的这个案子则引发了共鸣。
因此，当迪尔玛在2014年竞选连任时，她面临着比2010年更加激进的反对派。和以往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进入了第二轮总统竞选，与她展开角逐。在一场激烈但笨拙的竞选活动中，她在辩论中表现不佳，迪尔玛以微弱优势获胜，她承诺永远不会接受她指责的、对手计划对民众实施的紧缩政策。但她甚至在上任之前就遇到了困难。也许是想重施卢拉首次当选总统时的开局策略——当时卢拉遵循严格的经济正统派学说，只有在巩固公共财政后才扩大社会支出，用以安抚市场——迪尔玛选择了一位芝加哥培养的银行高管担任财政部长，以表明她将重新开始节俭政策，却违背了竞选时的承诺，也就是采取了传统的紧缩措施，打击了民众的收入。在疏远她的左翼支持后，她又对抗她的右翼支持，试图阻止民主运动党继续占据众议院议长这个特梅尔2010年腾出来的重要职位，因为立法的通过通常依赖于议长的合作，但最终却被民主运动党的候选人爱德华多·库尼亚(Eduardo Cunha)彻底击败。劳工党在国会中仅赢得13%的选票，至此在立法机构中极为脆弱。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竞选总统的努力。他们的领导阿埃西奥·内维斯(Aecio Neves)因为期望的胜利落空而感到愤怒，向最高选举法庭(Supreme Electoral Tribunal)提出了非法选票的指控，希望取消选举结果并进行重新投票——由于普遍的幻灭感与迪尔玛的经济路线之间的联系——这次他志在必得。但是社会民主党这个由富有的名流组成的集团，其他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该党在2002年落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塞拉(Jose Serra)如今是圣保罗的参议员，他看到了驱逐迪尔玛的另一条道路，既能扩大驱逐迪尔玛的呼声，又能让他从中得利。阿埃西奥路线的缺点是，它也威胁到作为迪尔玛的竞选伙伴特梅尔，因此对民主运动党的吸引力很小。塞拉与特梅尔走得很近，他们长期以来是一直在圣保罗政治界共事。那么，最好在国会发起对迪尔玛的弹劾，库尼亚会给出有利于他们的听证会，成功让特梅尔成为总统，并为塞拉取代阿埃西奥接替总统职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跳板。
很容易理解，特梅尔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而且两人暗中协调行动，促成了这一计划。他们身后是老谋深算的社会民主党元老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他也是塞拉的密友兼顾问，从来就不喜欢阿埃西奥。现在只剩下找到弹劾的借口了。他们在一个技术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迪尔玛出于选举目的，推迟了公共账户的支付，以使账面显得更好看，因此违反了法律。这是一种长期以来的做法，前几届政府也这么做，但这并不重要。到了2015年的夏天，一场席卷巴西利亚的丑闻改变了政治格局。
二、“洗车”调查与劳工党的败落
卢拉。 视觉中国 图
“洗车”案的调查是在第一个被抓获的中层罪犯所在的州管辖之下进行的，这名罪犯就是黑市货币兑换商(doleiro)阿尔贝托·尤瑟夫(Alberto Youssef)，来自巴西南部巴拉那省非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莫罗是当地人，在“每月津贴”案审判中初出茅庐，当上了助理法官，时任巴拉那省首府库里蒂巴的首席法官。他的操作模式，正如他在“洗车”调查开始前十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参照的是马尼·普利特(Mani Pulite)对腐败的起诉。上世纪90年代初，马尼·普利特的腐败起诉摧毁了意大利的执政党，终结了第一共和国。莫罗特别指出了他们活动的两个特点：利用预防性的监禁来获取告发，以及向媒体有针对性地泄露正在进行的调查情况，激起公众舆论向目标和法院施加压力。媒体的戏剧化比无罪推定更重要，莫罗解释说，无罪推定要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在对“洗车”案的掌控中，他被证明是一名杰出的操办者。通过向报纸和电视台泄密，连续的行动——突袭、围捕、手铐、招供——得到最大限度的宣传，每个行动都被仔细地编号(迄今已有57个，导致了超过1000年的监禁)，行动名称通常从电影、古典或圣经意象中借用，服务于戏剧性的效果：Bidone(《骗子》，1955年意大利电影)、Dolce Vita(《甜蜜的生活》，1960年意大利和法国电影)、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1942年美国电影)、No One Sleeps(《无人入眠》，2000年德国电影)、Erga Omnes(普遍适用，拉丁语词汇)、Aletheia(阿勒忒娅，希腊神话真诚女神)、Last Judgment(最后的审判，圣经故事)、Déjà Vu(既视感，法语词汇)、Omertà(《乌默它》，马里奥·普佐小说)、Abyss(深渊，基督教词汇)，凡此总总。意大利人为自己的民族特色而自豪，莫罗的操作则让他的意大利导师相形见绌。
一年来，“洗车”调查主要集中在国家石油公司的前董事身上，他们被控收受和分发巨额贿赂。然后，他们供出了第一个劳工党重要干部——该党的财务官若昂·瓦卡里·内托(Joao Vaccari Neto)。几周后，该国最大的两家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和安德拉德·古特雷斯(Andrade Gutierrez)的负责人被带走问话，这是两家横跨拉丁美洲大陆的大型企业集团。至此，支持莫罗、要求惩罚劳工党并罢免迪尔玛的游行活动不断增加，让国会陷入困境。库尼亚仍然是执政联盟的正式成员，正在努力清查弹劾案的卷宗。受到孤立和削弱的迪尔玛接受劳工党部长们的建议，请卢拉出山挽救局势。卢拉迅速与民主运动党重修旧好。而就在这时，他忽然震惊地发现库尼亚在瑞士拥有数百万美元的秘密账户。于是，他提出了一项互保协议：如果政府阻止对库尼亚的诉讼，那么他将阻止对迪尔玛的诉讼。卢拉敦促各方接受该协议，并在巴西利亚峰会上达成谅解。但是迪尔玛拒绝了，总部设在圣保罗的劳工党全国领导层担心，这一安排的消息只会证实公众对该党完全腐败的看法，于是指示其代表投票支持对库尼亚采取行动。作为报复，库尼亚立即清查了对迪尔玛的指控，并在国会进行了审议。
与此同时，莫罗正准备发动致命一击。2016年3月第一周，“阿勒忒娅行动”于凌晨时分逮捕了卢拉，将他带走审讯，事先得到消息的媒体和电视摄影师在黑暗中将他团团围住。他开始正式接手“洗车”调查。好戏还在后头。迪尔玛给卢拉打了一个电话，讨论任命他为她在巴西利亚的幕僚长的法子。因为除非得到最高法院的授权，部长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因此这一举动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只是为了保护卢拉免受逮捕的手段。巴西利亚的两名法官否决了这一任命，第一位是一个在脸书上公开反对劳工党的呼吁者，第二位是社会民主党安插在最高法院的官吏。
至此，要求弹劾的街头压力是巨大的：在巴西各地，有360万示威者要求将迪尔玛驱逐出境。然而，弹劾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能否在国会取得还远未明朗。在很短的时间内，“洗车”调查披露了奥德布雷希特公司掌握的账簿，上面加密载有向200名巴西政界人士行贿的记录，几乎涉及所有的党派。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政治阶层响起了警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高层权力代理人对一位同事说，这种流血必须停止。然而，“最高法院的人”告诉他，只要迪尔玛还在位，媒体还在全力追击她，流血就不可能停止，除非特梅尔马上取代她，并组织一个由最高法院和军方支持的国民政府——他已经与将军们交涉过了。只有这样，“洗车”调查才能在危及社会民主党之前被叫停。不到两周，库尼亚担任议长的众议院就投票支持弹劾迪尔玛。而库尼亚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莫罗开始着手干掉他。最高法院命令国会罢免他的议长职务。过了不久，他被逐出众议院，最终进了监狱。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间隔，参议院根据众议院通过的起诉书认定迪尔玛有罪，特梅尔接任总统。2017年初，卢拉因涉嫌在收购一套海滨公寓中的腐败行为而被指控，尽管他从未拥有过这套公寓。那年夏天，他在库里蒂巴受审，被判九年监禁，当他上诉时，刑期被增加到12年。由于该党的第一任总统身陷囹圄，第二任总统被可耻地赶下了台，劳工党的民意支持跌至谷底，看起来奄奄一息，行将就木。
对监禁卢拉的反响开始表明，这个招数并没有那么奏效。社会民主党里的政敌曾指望他流亡而不是坐牢，出逃会让他声誉扫地。他们被他坚忍地接受监禁吓了一跳，没有考虑到他的监禁可能引起的同情。几个月后，民意调查显示，他再次成为该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甚至要让他在2018年总统竞选中因重罪被取消参选资格。然而，卢拉的个人魅力是一回事，劳工党的未来又是另一回事。该党遭遇了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失败。什么样的筹算才能力挽狂澜?在执政期间，劳工党几乎没有培养自我批评分析的文化，也很少反思它或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在早期，知识分子一直是通向公众视野的桥梁。一旦劳工党执政，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继续支持它，但该党基本上忽视了他们，眼里只有关于选举的算计，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庸俗作风。
三、卢拉主义的危机与分肥的政党结构
但是，劳工党还是有一个一流的思想家，尽管不被赏识，该党也配不上他。安德烈·辛格(Andre Singer)的父亲是奥地利犹太移民，后来成为巴西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1980年，辛格是圣保罗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一开始是个记者，逐渐在《圣保罗页报》(The Folha)——该城两份报纸中不那么保守的那份——担任高级职务，此后成为卢拉在巴西利亚的第一个任期内的新闻秘书和总统发言人，尔后辞职投向作为政治科学家的生涯。2012年，当劳工党的统治还未被削弱的时候，他对卢拉的统治路线和社会支持进行了首个严肃研究。尽管这篇论文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表示尊重和赞赏，但它过于冷静地看待该党所青睐的“软弱的改革主义”的本质和原因，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去年夏天，他出版了续集《卢拉主义危机：迪尔玛时期的难题，2011-2016》(O Lulismo em crise: Um quebra-cabeça do período Dilma, 2011-16)，尽管目前仍没有什么反响，但这本书可能希望人们多少给些反馈。在不同的国家，书籍不时被拿来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比，但是，作为阶级分析、政治叙事和历史想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综合体，在这部来自巴西的力作问世之前，从来没有人能真正望其项背。辛格的语调冷静而节制，激情引而未发，与马克思的辛辣讽刺和强烈的隐喻截然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事件无论如何都没有那么血腥和险峻。但两部作品中的智能及其眼界却一脉相承。
辛格着手解决的难题是，为什么卢拉在其总统任期内，在成功的巅峰时期构建的权力公式，会如此灾难性地全面瓦解?他的第一个论点是，这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总统办公室的熵增(无序增长)的例子。迪尔玛的执政不仅仅是对前任的拙劣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她自己有着与卢拉不同的目标。辛格称其为“唯发展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合体。他认为，首先是更加雄心勃勃地使用国家可用的手段来加速增长：控制利率、公共贷款、财政激励、进口关税、社会支出——总之，较之劳工党以往的执政，有着更多的经济干预政策。其次，辛格认为是经典意义上的共和主义，正如J.G.A.波科克(J.G.A. Pocock)所重建的那样：这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种信念，即腐败对国家的完整和公民的安全构成永久的威胁，对腐败保持警惕是自由的条件。卢拉的计划是一个软弱的改革主义，迪尔玛的目标是一个更强大的版本。
辛格的第二个论点是，它的效果却是消解了卢拉体制的两个关键支柱：他与金融资本和裙带主义的协议。为了刺激投资，迪尔玛的“新经济矩阵”寻求支持国内产业——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巴西的高利率、币值高估、对本土制造业的脆弱保护和昂贵的能源成本——认为这些产业的根本利益将其与从中受益的银行、证券公司和养老基金分割开来。但在巴西，不同的资本部门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分离战略无法奏效。它被媒体谴责为干涉内政、反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商界很快就联合起来反对它。没有更多的投资，增长下降，利润下降，罢工成倍增加。雇主联合会变得极端敌对。
与此同时，迪尔玛拒绝参与巴西传统的猪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并清理了政府中最公然做出妥协的部长，这是在对抗国会中的势力，而她在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席位都依赖于这些势力，对后者而言，腐败是生存条件之一。通过对资本构成的细密分析，辛格出色地概述了巴西从战后至今的政党结构，并将这些紧张关系置于这一结构中。从1945年到1964年，当军方夺取政权时，出现了一个自由派政党全国民主联盟(UDN)，代表银行家、城市中产阶级和部分的地方寡头政治集团;一个位于光谱左翼的大众政党巴西工党(PTB)，吸引了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还有一个中间党派社会民主党(PSD，不同于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建立在农村和较小的地方城镇的传统地主阶级及其下属的基础之上。辛格将最后一个戏称为“内地党”(the party of the interior)，这是一股阿米巴变形虫般的力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认同，向着临时权力和好处的方向滑行，不在乎民主不民主。20年后军方下台，这三个政党重新出现在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劳工党(PT)和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的三足形态中。没有第三个党派的寄生协助，前两个党派都无法执政。第三个党派拥有广泛的地方官员组成的毛细血管网络，并几乎持续控制着强大的参议院议长席位。任何共和主义的暗示都是对它的诅咒。
四、风暴中的中产阶级与司法部门的登场
那么劳工党自己的选民呢?虽然从1945年开始，劳资双方就在政治体系中分庭抗礼，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又受到一个广泛存在于城市与农村的巨大的贫民阶级(sub-proletariat)所决定，后者的存在使这个体系从劳资之间的阶级对抗转向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民粹主义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穷人既可能接受保守派政客煽动和献媚，也可能倒向激进派。到2006年，卢拉大幅减少贫困的社会政策第一次使这一群体壮大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非正式经济中，这是迪尔玛继承的劳工党的选举堡垒。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知道他们应该向谁投桃报李。但是，受到当时利益相关的记者和意识形态的怂恿，政权开始吹嘘自己在巴西创造了一个“新中产阶级”的政绩——提供正式工作和提高最低工资，造就一个类似于新工人阶级的阶层，尽管当时大多数受影响者的社会地位不仅鲜有提升，甚至更加不稳定。辛格认为，在政治上，官方的宣传适得其反：其效果是促使人们认同实际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而不是现有的工人阶级。
一旦经济出现负增长，许多刚刚上升的人就会受到向下流动的冲击。对这种预期逆转的失望，在那些从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中受益的年轻人中间尤为强烈，这本是劳工党向穷人提供的另一项福利，尽管它对教育质量漠不关心。这些年轻人现在发现，他们无法获得他们曾经被诱导期望得到的工作。在2013年6月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中，这一易燃的群体变得至关重要——在抗议活动达到高潮时，约有150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这将成为迪尔玛及其政党命运的分水岭。辛格对参与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统计数据超出了马克思时代的梦想——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中，80%的人不到40岁，80%的人曾经或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而总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只占13%，然而，有一半人的家庭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的2-5倍。而最低工资的两倍是实际的贫困线，低于该线的人即真正的贫民阶级，这些人反而在运动中处于边缘地位，只占到参与者的不到六分之一。然而，对抗议的进展和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他三分之一游行者的能力，即真正的中产阶级，他们获得了那些自以为是或渴望成为中产一份子的群体的半数支持，他们对政府和其他事务怀有普遍的愤慨，年轻的新右翼活动家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将他们团结成一股力量，形成了一个作为整体的政治阶层。在辛格生动的描述中，从结构上来看，虽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2013年起义所处的位置与马克思在1848年记录中所说的“贱民”(la pègre)没什么两样。
胜利者是巴西南部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掌握了这场运动，并将其作为一个跳板，在两年后对政府发起了规模更大、杀伤力更强的冲击。大企业、工人阶级和穷人都受益于劳工党的统治。专业人士、中层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小雇主则不然。从比例上看，他们的收入增长低于穷人，他们的地位受到新形式的大众消费和社会流动的侵蚀。这一阶层由巴西社会形式上的“现代”部分组成，其规模之大，足以使其长期拥有对改革的否决权，尽管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让巴西其他部分不那么落后。但是，一方面，它的规模大到足以阻碍穷人参与国家发展的社会进程，另一方面，战后选举权扩大之后，它的规模又没有大到能够控制选举。因此，这种情况总是诱惑着切断选举的政变。1964年，许多城市中产阶级与军官密谋发动军事政变。2016年，它发动了一场议会政变，在宪法框架内推翻了总统，而不是暂停总统职务。
这一次，发起颠覆的不是军方，而是司法部门，然而这一群体以选举的方式组织，以一个政党或一组政党的面目出现，其实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地方法官在职业和文化上更接近中产阶级的平民大众，而非军官，他们在共同事业中是更有机的盟友。法官在“洗车”调查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要么对无所畏惧地严惩腐败，公正无私地维护法治，要么为党派政治目的冷酷无情地操纵法律——辛格认为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共和主义，然而在方向上却毫无疑问是派系化的。当这片土地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大亨们被监禁时，除了叫“共和主义”还能怎么形容呢?无怪乎，在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老板被捕引发愤怒反响之后，“洗车”调查的另一项行动被命名为“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Que pais é esse?)在迪尔玛下台之前，对劳工党的系统性打击以及对其他政党的纵容，除了叫“派系化”还能怎么形容呢?更不用说在脸书上脱口而出的政治同情和反叛，以及莫罗美化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的假笑照片。这一矛盾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与劳工党自身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法官们是“共和主义的和派系化的”，劳工党“为改变制度而创立，却被这些制度吞噬”。
迪尔玛·罗塞夫。 视觉中国 图
五、迪尔玛的强硬路线与腐败的身边人
在描述了迪尔玛上台时实施的路线，运转时遭遇经济和立法障碍，被裹挟其间的政党制度，所面对的阶级力量排列，以及最终将其包围的司法围攻后，辛格最终描述了这一连串攻防的结果——各路政治演员匆忙达成弹劾总统的共谋。迪尔玛的人格在这里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的志业不仅仅是光荣的，她想要推进，而不仅仅是保护卢拉领导下的劳工党所取得的社会成功，把它们从无可奈何的收买纵容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政治上她并不轻松，只能用强硬来弥补。虽然私下里她可以很放松，很有魅力，但在总统办公室她不允许批评或建议。对于辛格而言，她必须为两个致命的、本可以避免的错误负责，在每个错误中，她都拒绝听从导师的教导。第一个是她决定在2014年再次竞选总统，而不是像卢拉所希望和盘算的那样，辞职让卢拉归位。是出于该受谴责的自负，还是对工程自主权的天生骄傲?卢拉一度公开承认，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卷土重来的危险，他将成为候选人，结果被他言中。但个性化的直率不是他的风格，他从来没有直接向她提起过这件事。与美国一样，巴西的政治惯例是现任总统竞选连任，他对此表示尊重。
迪尔玛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她拒绝与库尼亚达成任何协议，从而避免自己遭受弹劾，而卢拉认为这是必要的。对于辛格来说，性格的关键差异就在于此。他说，在政治上，卢拉能屈能伸，而迪尔玛宁折不弯。她认为，勒索者永远不会满足，一旦屈服，他们总会得寸进尺。无需多言，辛格站在卢拉一边。马克斯·韦伯写道，以政治为业，需要接受“道德悖论”(ethical paradoxes)。辛格援引他的话说，迪尔玛拒绝了这一“义务”。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不屈服的后果是如此严重。在顽固地抵制一项协议的过程中，她为“这个国家不可预测的倒退”打开了大门。
对迪尔玛的倒台过程进行权威重建的同时，这些结论似乎值得怀疑。辛格对迪尔玛的批评，可以说是既过于不批判，又过于批判。无论如何，在开始的时候，都不该将她归为明确的共和主义者。她第一次竞选总统时选择的两名关键顾问，在她获胜后获得任命：她的竞选活动负责人，后来成为在巴西利亚的幕僚长(相当于总理)，是劳工党内最臭名昭著的腐败政客安东尼奥·帕洛奇(Antonio Palocci)，他担任卢拉的财政部长时广受大企业的赞誉，直到2006年因为一桩特别见不得人的丑闻而被迫辞职。2010年，他的复出受到了《经济学人》的欢迎，但很快爆出，在此期间，他在咨询公司和房地产业务中获得了一笔来历不明的巨额财富，迪尔玛不得不炒了他。可想而知，这个卑鄙的人物将是劳工党领导层在“洗车”调查中唯一的告密者。在他走后，乔·桑塔纳(Joao Santana)仍陪侍她的左右，是她最亲密的顾问，在很多方面对她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曾是卡塔诺·贝洛索(Caetano Veloso)幕后团队的一名音乐家，后来成为一名明星调查记者，再后来成为顶级薪酬的销售员，是一个多面手式的商业活动经理和品牌策划者。在国内，桑塔纳被帕洛奇安排到自己家乡的市场势力范围，并在国际范围内提供服务，他的客户包括安哥拉的亿万富翁、劫匪总统爱德华多·桑托斯(Eduardo Santos)。他跟了迪尔玛六年，直到“洗车”调查抓到他，要求他支付1000万美元的贿赂，这笔钱是他在西印度群岛积攒起来的。当然，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也用拖延换来了宽大处理。在这两个案例中，迪尔玛的判断都不太像共和主义者。她本人并不是劳工党的产物，在成为卢拉的幕僚之前，她未曾是劳工党的成员，她无法轻易摆脱惯习。
另一方面，有人批评她2014年没有把接力棒交给卢拉，从而损害了该党，2016年又拒绝与库尼亚达成协议，从而危及了国家。这些批评意味着，从历史形势的逻辑来看，有两件事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卢拉而不是迪尔玛在2014年参选，他肯定会以更大的优势获胜，也不太可能突然转向如此笨拙的疏远穷人的紧缩政策。但是经济上的危机不允许他重复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刺激计划，当年这一计划相当奏效，让金融海啸在巴西看起来只是“涟漪”。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结束，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下降，他自己统治留下的毒丸正在被吞下。此外，“洗车”调查将以远甚于迪尔玛所遭受的力量冲击他的总统任期。就个人而言，他更容易受到攻击。弹劾将没有必要诉诸技术性预算，弹劾将会更加猛烈，甚至会有更多震耳欲聋的呼声出现在该国的街道和屏幕上。他在处理国会事务方面的传统政治技巧，或许仍能让他避免在“每月津贴”案中曾经逃脱的命运，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或许一瘸一拐地走到任期结束。但代价是他和库尼亚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在共同的道德-政治罪愆中被拷在一起三年。而在2018年的选举中，很有可能遭到更大的报复。不仅迪尔玛，劳工党本身也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与库尼亚勾结。已经千疮百孔的信誉不堪一击，为了短暂的回报付出的代价太高。
只要库尼亚掌握着弹劾总统的关键，法官们对库尼亚的容忍度不亚于落入他们法眼的政客。辛格对“洗车”调查中地方法官的观点和影响的描述是冷静分析的典范。不过，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是的，他们既是共和主义者也是派系化的，但两者之间的最终平衡是什么——影响是相同的吗?此外，这是构成巴西司法机构仅有的两个因素吗?辛格的关注点是库里蒂巴法院方面，但它在一个超越它的法律体系内运作的，在那里，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形式上讲，每一个都是相互独立的主体。警察收集证据，检察官提起诉讼，法官宣判(在巴西，陪审团只存在于谋杀案件中)。然而，在实践中，“洗车”调查将这三种职能合并为一种，即检察官和警察在法官的监督下工作，法官控制调查、确定起诉和判刑。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即使没有莫罗对无罪推定的驳斥，对一般正义原则的否定也是显而易见的，指控和定罪的权力已不再有区别。
除此之外，还有三种力量。“Delação premiada”原则(意为“为减刑而告密”)被引入实践，成为从法官到检察官的通用做法，即以重刑威胁被逮捕的人，除非他们供出其他人，实际上就是司法勒索。从“洗车”调查对待最富有的富豪的行径可以看出这种权力的滥用程度。马塞洛·奥德布雷希特(Marcelo Odebrecht)被判19年监禁，罪名是腐败，涉案金额高达3500万美元。但他一成为告密者，就减刑到两年半，他毫不费力就从监狱里出来。被告还可以为地方法官寻求起诉的其他案件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这种激励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法官甚至可以赦免他们。他们得到的另一项便利是废除了必须走完上诉程序才能将被告监禁的规定。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基本从“每月津贴”案审判就开始采用“domínio de fato”(意为“事实的领域”)的概念——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参与一项罪行的情况下予以定罪，理由是被告必须负责这项罪行。这就是卢拉的幕僚长被判刑的依据，因为他是巴西利亚行政部门的首脑。这一概念借鉴了德国法学家克劳斯·罗辛(Claus Roxin)为纳粹战争罪行提出的“犯行支配”(Tatherrschaft)原则。然而，罗辛对巴西的滥用提出了抗议：他所定义的犯罪行为，仅靠组织地位是不够的——必须有某种命令的证据。然而，莫罗甚至放弃了组织等级，利用“domínio de fato”来指控卢拉打算从奥德布雷希特那里得到一套公寓。这处房产价值60万美元，他因此被判12年监禁，几乎达到奥德布雷希特刑期的三分之二，而他所受指控金额的比例还不到2%。这一比率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六、制造紧张局势的司法体系
正如辛格所说，在库里蒂巴进行的这些案子结合了共和主义的热情和和派系化的偏见。但沿着司法阶梯往上走向巴西利亚的最高法院，就会发现不一样的情况。在那里，既看不到伦理上的严苛，也看不到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动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更肮脏的秩序。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巴西最高法院肩负三项职能：解释宪法，充当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最后上诉法庭，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单独授予公共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部长——在这片土地的所有其他法院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俗称“foro privilegiado”。其11名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是，委任只需得到立法机构形式上的批准，此前的法官经验并不是必要的，现任法官中只有三人有相关经验。作为律师或检察官的少量实践以及假充内行的学术证书，是通常最高法院法官们所需的背景。
传统上，最高法院的人选与其说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不如说是基于个人关系：在当前这批人中，一个是卢拉的前律师，另一个是卡多佐(社会民主党元老)的密友，第三个是声名狼藉的前任法官费尔南多·科洛·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的堂兄。法院待处理案件的数量也是怪诞的：每年有超过500个案子，通过抽签的方式初步分配给具体法官，每个人都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力，可以随意拖延或加速案件，既可以拖延多年，也可以火速加快——世界上没有其他最高法院有这样的专权特性。实际上，没有最后期限。另一个独特的特点是，当一件案件被全会决定通过时，听证会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只要法院现任院长认为合适，可以通过电视直播。在这样的会议上，端庄得体被降至最低限度，哗众取宠则大行其道。
弹劾的压力开始累积时，法院11名法官中已有8名被卢拉或迪尔玛任命。但由于任命很少具有浓厚的党派政治色彩，因此只有卡多佐的密友吉尔玛·门德斯(Gilmar Mendes)是社会民主党的鹰派人物，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鲜明的立场。其余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色彩，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通常比其他任何主义都更重要。但是一旦法院的第三个职能——审判政治家——开始运作，法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作用，从“每月津贴”丑闻案开始，那些将其任命归功于卢拉和迪尔玛的法官，气概十足地表明自己独立于劳工党。法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官若阿金·巴尔博萨(Joaquim Barbosa)由卢拉任命，正是他在“每月津贴”案的审判中对劳工党干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判决。但事实证明，与其说这是一种公正的司法独立，不如说这是为了摆脱对恩主名义上的依赖，而采取的顺从媒体的策略。
从一开始，库里蒂巴方面就利用泄露信息的手段，在媒体上植入故事，以切断正当程序，在审判前通过公众舆论将目标定罪，这符合巴西人的智慧——这一智慧在全世界都适用——“舆论就是公开发表的东西”。这种泄密在法律上禁止，但莫罗系统地、毫无顾忌地加以运用。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被他当做扩音器利用的媒体对最高法院的法官起到了恐吓作用，如果他们提出异议，将会遭到舆论谴责。当一位法官指示莫罗，基于人身保护令的理由，他必须释放一名关押在监狱里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董事时，莫罗向媒体解释，如果是这样，他也必须释放毒贩。他的上司立即做出让步。他在窃听和公开卢拉和迪尔玛之间通话的时候至少打破了三项规定，却只受到同一个法官软弱无力的谴责。莫罗用公共利益为自己的行径辩护，而且，自从他现在被媒体誉为民族英雄以来，他甚至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最高法院遮掩下面的违法行动时懦弱无能，由于奴性和利己主义内斗的原因，它在执行台面上的任务时也没有表现得更好。如果司法部长对国会议员或政府提出指控，法院决定是否举行审判，其决定需要国会批准。库尼亚的瑞士银行账户一经披露，他就受到了指控。法院六个月来一直没有动静，直到他启动了对迪尔玛的弹劾。而且，它不仅在一夜之间接受了对库尼亚的指控，而且——急于混淆它的不作为——专横地命令解除他的议长职务，这是宪法没有赋予它的权力。正如库尼亚一针见血的讥讽：“如果事情那么急，为什么要花六个月的时间?” 当曾从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劳工党参议员德尔西迪奥·多·阿马拉尔(Delcidio do Amaral)被拍到谈论如何将一名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老板带出监狱时，法院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了行动，在24小时内将他逮捕。他无意中吐露他和法官们关系很好，正在试探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当他提出适当的缓期执行，指控被悄悄撤销，他又回到了参议院。批评家康拉多·赫布纳·门德斯(Conrado Hubner Mendes)指出，由于缺乏任何原则性的准则，一个在宪法中本应缓和紧张局势的权力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紧张局势的脓肿。
七、代总统特梅尔的贪污丑闻
在被驱逐出总统府前，迪尔玛的第二次任期坚持了不到18个月且毫无成就。特梅尔吞并的总统职务，持续的时间是它的两倍，总体上来说，影响也更大。新政权的行动速度和决心表明了弹劾背后的计划有多深，它很快就通过了三项经典的新自由主义治国方略，一举修改了该国的经济宪法。不到一个月，国会就通过了一项立法，将冻结社会支出长达20年——除了通货膨胀率之外，没有任何增加。几乎同时，《劳动法》的全面废除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法定的工作时长限制从8小时延长到了12小时;允许的午休时间从1小时减少到30分钟;减少对全职或兼职雇员的保护;取消了工会会费的核销;再加上对劳动力市场各种各样的放松管制。第三项法律为外包就业和零工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s)大开绿灯。接下来是以减少国家债务的名义，开展激进的养老金改革，增加缴款比例，提高退休年龄，降低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的成本。由于在现有体系下，最有油水的薪酬受益者来自官僚机构和政治阶层的高层，这是一个有点棘手的提案。
但是在新的大选来临之前，特梅尔眼睁睁看着手里的王牌随着迪尔玛离开总统办公室。2017年春天，他在总统府的车库里与肉类加工公司JBS的负责人乔斯利·巴蒂斯塔(Joesley Batista)秘密会面，讨论给库尼亚的封口费——他刚被判刑，可能将特梅尔牵涉进无数的腐败事件——却不知道他的对话者已经与警方合作。这盘录音带立即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两周后，特梅尔的一名助手被拍到从巴蒂斯塔的使者那里收到一个装有50万雷亚尔的手提箱。为了让最高法院立即对司法部长对特梅尔提出的指控采取行动，众议院必须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批准起诉程序。大多数人毫无廉耻地拒绝了任何调查。
两个月后，司法部长对特梅尔和其他6名民主运动党领导人发出了更加广泛的指控，其中3人已经被锁定，一人在家中被抓获，他拥有历史上最大的现金储备，5500万美元的钞票。众议院再一次阻止了任何行动。一年后的2018年10月，第三起重大丑闻爆发，联邦警察对桑托斯的码头长期存在的腐败行为提出指控。到此时，特梅尔尽管在每次曝光中都活了下来，但在政治上瘫痪了一年多，已经没有任何议程了。随他最初的新自由主义措施而来的常规稳定计划，结束了迪尔玛的衰退，但复苏乏力——增长吃力，生活水平低迷，1300万人失业。特梅尔自身的信誉已经跌为负数。他所在的政党在2018年选举中曾推出恩里克·梅雷莱斯(Henrique Meirelles)为总统候选人，正是这位财政部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他只获得了百分之一的选票。然而，这段平静的过渡为高亢的节奏扫清了道路。
②：博尔索纳罗的政治底色
本文原载于2019年2月7日《伦敦书评》第41卷第3期，原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卢拉与迪尔玛时期的巴西政治，第二部分则将目光投向博尔索纳罗与当下的巴西，今日刊发的是第二部分。在本文中，佩里·安德森回顾了2018年巴西总统大选与博尔索纳罗的强势崛起，分析了博尔索纳罗横空出世背后，帮派、教会与军方各种势力交织的巴西社会生态，评判了博尔索纳罗上台后以紧缩和私有化为主轴的政策及其意图，辨析了博尔索纳罗的政治底色，认为其既非法西斯主义也不完全是民粹主义，驳斥了欧美媒体的肤浅理解，最后怀着忧虑讨论了卢拉与巴西左翼政治的未来。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 资料图
一、博尔索纳罗的敌手
2016年年中，经济恶化和政治腐败击垮了劳工党的统治。但到了2017年底，由于同样的两个原因，其继任者民主运动党的民调支持率降至更低。由于社会民主党是特梅尔支持体系的一部分，党内许多著名的成员加入了政府，也难逃一身腥——社会民主党主席阿埃西奥，也像特梅尔一样，被录下向肉类加工公司JBS索取大笔贿赂的录音，多亏了遍布同僚的国会的保护才逃脱了审判。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卢拉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他很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为了消除这一隐患，法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只用了平均上诉审理时间的四分之一，在2018年1月，不仅确认了对卢拉的判决，还增长了刑期。卢拉的律师将对监禁推迟了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受了三次加长的采访，并立即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版，书名为《真相终将胜利》(A verdade vencerá)。这个标题具有误导性，暗中对指控进行了反驳，卢拉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非凡直觉和现实主义智慧的政治家，却几乎没有解释为什么巴西精英阶层强烈抵制其重掌大权。
作为一个统治者，卢拉的执政风格和政治信条是一以贯之的。他曾是一名工会主义者，正如他所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学会了：“不要提出‘80%或0%’这种要求，否则你将一无所获。”2003年，当他成为一个庞杂社会的总统时，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我永远不可如我所愿的那般去治理这个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执政就是谈判”。你可以有原则，但一旦你赢得选举，如果你在议会中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实际上多年来没有哪位巴西总统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你就必须把自己的原则摆到台面上，让它们变得切实可行。”这意味着既要与盟友打交道，也要与对手打交道，而他们所求的无非是好处(quid pro quo)，首要的就是政治职位。每一位前任都不得不如此行事。他说：“你要与国会里的那些人达成协议，即便他们是强盗，但他们有选票，你要么有勇气去请求支持，要么接受失败。”根据这个理由，迪尔玛应该与库尼亚达成协议，别无选择。
但谈判是一回事，和解(conciliation)又是另一回事：“和解政府是一个能让你更有作为的政府，但你不想这么干。当你面对四方掣肘，但最终却能更有作为时，几乎是一场革命的开始——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做的。卢拉只做了必要的让步。劳工党在国会的席位不足五分之一。如果他像1988年的社会民主党一样控制23个州的州长职务和制宪议会的多数席位，他就会做出更少的让步，取得更大的成就。即便如此，“我们在仅仅八年时间里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许多武装革命都无法企及的。”他得意洋洋地以民意测验作结，但这本身并不是骄傲的来源。“我最自豪的是改变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总统，我想要实现的是，这个国家最贫穷的人可以想象他们站到我的位置上。这是我所做的。”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宣言，卢拉博大的胸襟和情感，以及他的敏锐，在整个交流过程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但是，他不会自我批评。他选错了接班人了吗?他之所以选择迪尔玛，是因为她是一位强硬、高效的幕僚长，在总统官邸带给他一些安生。他知道她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但是——知道她比他受过更好的教育——他相信她能学习。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她其实并不喜欢政治，但是他选择了她无可厚非。采访中未被承认的假设是，迪尔玛初出茅庐，所以相较于劳工党其他老道的干部，可以更好地被控制。更重要的是，卢拉对此没有任何意识——与国会里那帮唯利是图的人妥协的艺术，不仅限制了他所能做的(这点他倒是承认)，而且还让他的政党付出了代价，因为这反过来感染了他们(虽然他自己没有)。他把在工会背景中提出的经济谈判模式，投射到国家政治的层面上，丢失了天真，滋生了幻觉。工资协议不涉及给雇主的回扣。在权力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更不能指望对手不去要求好处。
在最后一次激烈的对谈中，卢拉宣称，如果他重新掌权，他将比早些时候做得更多，走得更远，而他的对手也知道这一点。这时有人问他，他是否认为自己有可能重返总统宝座，此时的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服刑了。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哦，我倒是想回来。这取决于上帝是否赐予我健康，让我活着;也取决于将要投票的司法权力机关成员的理解，他们是否注意阅读案件的记录，并看穿其中的肮脏伎俩。”
直到最后，卢拉还是相信可以达成一项协议，让他再次参选，一般的谈判都是这样结束的。他致命地低估了决心消灭他的敌人。2018年4月，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的最终请求，从而能够竞选总统。巴西宪法规定，在没有确定的刑事定罪之前，即在所有上诉都已审理完毕之前，不得执行任何刑事定罪。军方首脑警告说，颁给他人身保护令将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而维护国家稳定是武装部队的制度责任。法官们迅速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以六票对五票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宪法原则，禁止卢拉参选。
在清理干净后的竞选舞台中，有望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变成了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担任圣保罗州长的杰拉尔多·阿尔克明(Geraldo Alckmin)。这是个没有什么超凡魅力的木头人物，2006年，他在与卢拉的竞选中失利，但与党内竞争对手相比，他与被控贪污入狱的特梅尔的关系比较清白，并得到了商界的坚实支持。劳工党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入竞选圈，尽管它仍在坚持让卢拉代表政党参选，然而希望渺茫。在初选时，一位局外人以15%的微弱优势领跑——贾尔·博尔索纳罗，一个独狼式的议员，在库尼亚下台后曾竞选议长，在513张选票中只获得了4张。然而，在国会的边缘化并不一定是竞选总统的劣势。博尔索纳罗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一个主要政党——游走在七个较小的政党之间——也没有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他没有因为经济困难或腐败曝光而受到指责，他可以自由地将经济问题归咎于腐败，并借此抨击整个政治阶层。但是，他对1964-1985年独裁统治及其迫害者的赞扬，以及大范围的谩骂，给自己设置了如此显而易见的障碍，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一旦竞选活动开始，他将沦为落选者。
相比之下，阿尔克明不仅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而且很快得到了整个“centrão”——也就是卢拉抱怨的中型政党的泥潭——的支持，给了他一半的电视时间用于政党广告，在过去，这是一笔无价的资产。人们普遍认为，凭借这一点，他将击败博尔索纳罗和其他潜在对手。竞选活动一开始就安排了7场电视辩论，所有候选人都在其中。从8月开始，它们暴露了博尔索纳罗在媒体上的劣势：准备不足和不从容，以至于乏善可陈。他在媒体上曝光得越多，他看起来就越脆弱。然而，在9月的第一周，这种危险忽然解除了。他在一个省级集会上被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刺伤，并送往医院紧急抢救，剩下的选举时间他都安全地躺在病床上康复，不仅保护他免于辩论和采访，而且阿尔克明的经历还把他从电视抹黑宣传中剔除——对这个几乎失去生命的受害者的同情，消除了任何无谓之举。
与此同时，劳工党几个月来一直在徒劳地宣称卢拉仍是该党候选人，甚至在第一场辩论中连象征性的出现也没有。直到博尔索纳罗遇刺五天后，该党才面对现实，选出一位能够参选的候选人。这是卢拉做的决定。费尔南多·阿达(Fernando Haddad)担任了六年的教育部长，是一名公认的成功人士，他在劳工党执政期间取得的一项的主要成就是扩大了大学体系并向穷人提供开放。他年轻而有个性，本可以在2010年成为一个比迪尔玛更好、更符合逻辑的接班人。但他有自己的三个劣势：他来自圣保罗，这里麇集着劳工党更年老、更有权势的重量级人物，在这些人那里，维护自己的优先地位才是主导的思维;他来自党的左翼;他的背景是一名学者，受过哲学和经济学的训练，教授政治学，却身处不信任教授的工会主义者中间。
2012年，阿达被选为圣保罗市长。很快，他就与迪尔玛发生了冲突，迪尔玛拒绝听从他提高汽油价格、而不是提高公交票价的请求。此举引发了2013年的抗议活动，开启了迪尔玛的下台之路，也让他连任的希望随之破灭。他在劳工党的内部仍然缺乏自己的重要基础，而劳工党的工作人员不信任他。早在2003年，在劳工党开始上台执政时，他就在一篇具有预言性的文章中警告称，该党也许非但不能铲除根深蒂固的巴西国家世袭制度，还可能被这一制度俘获。与卡多佐和其他人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巴西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利用前奴隶制社会的古老躯体，而恰恰相反，一个古老的寡头政治制度利用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私人利益浸透公共权威，以维持传统的权力格局。到2018年，在劳工党的遇难船残骸中，阿达的远见和诚实脱颖而出，卢拉知道他身家清白并富有想象力，于是把他强加给了劳工党。
随后的竞选活动出现了奇怪的不对称。由于起步很晚，阿达被其这一任命情况所局限。距离第一轮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不得不忙于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形象，既要反驳人们对他只是卢拉的傀儡的指控，同时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卢拉持续的人气和威望。形势很快明朗，他将和博尔索纳罗将在第二轮选举遭遇，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短兵相接。阿达在全国巡回演讲，而博尔索纳罗躺在家里发推特。离第一轮选举结束还有两周时间，他们对第二轮投票的预期基本持平。然后，在最后几天里，博尔索纳罗突然大幅领先，以46%对29%的选票收官。由于差距如此悬殊，第二轮投票已成定局。巴西当权派紧密团结在未来胜利者的身后。阿达勇敢地继续战斗，最终把差距缩小了一半。但最终的结果显示，博尔索纳罗的胜利是毫无悬念的，他以55%对45%的选票赢得了第二轮选举，拿下了劳工党东北部堡垒以外的所有州，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除了收入低于最低工资两倍的最贫困群体，所有年龄组，男女两个性别——只有在18岁至24岁的选民中，他没有赢得女性的多数选票。全国各地的右翼人士都在街上欢呼雀跃，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人急着去投票。在巴西，投票是强制性的，但是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4200万选民——选择退出，这是20年来的最高比例。废票数量比2014年增加了60%。在这几天前，一项民意调查询问选民的心理状态：72%的人回答“沮丧”，74%的人回答“悲伤”，81%的人回答“没有安全感”。
最后一次回应很可能是博尔索纳罗横扫的关键。自2014年以来，经济衰退无疑决定性地导致了劳工党的支持率下降，当穷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时，腐败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而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时，腐败就开始起作用。在夜间电视的代表陈述中，经济衰退和腐败可以被直接联系在一起，政客的阴沟里堆满了钞票——在关于“洗车”案的话语中，这些钱都是从医院、学校和操场中偷走的。而表面之下潜在的大众情绪是普遍的不安全感，无论是身体意义上，还是存在意义上。臭名昭著的日常暴力——传统暴力发生在封建主义的东北部，现代暴力发生在充斥毒品贸易的东南部——每年夺去6万人的生命，谋杀率超过了墨西哥，警察要为其中20%至25%的死亡案例负责。只有不到10%的谋杀案被调查，然而监狱里人满为患：72万人在监狱里，五分之二的囚犯是被临时逮捕的，他们等待审判，而审判可能需要两年、三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进行。全国近一半的人口是白人，但70%的被谋杀者和70%的被监禁者都是非白人。随毒品而来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帮派。2006年，其中最大的一个——“首都第一司令部(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PCC)”身处监狱的头目发动了对抗警察的暴动，甚至导致圣保罗部分地区被封锁。随着毒品的蔓延，街头犯罪也以小毛贼而非有组织的方式激增。很少有中产阶级家庭从未经历过这些冲突。但是，他们还算是受到了更好的保护，枪支或匕首抢劫最常见的形式是穷人抢劫穷人。
博尔索纳罗 东方IC 资料图
二、博尔索纳罗的培养皿：帮派、教会与军方
在这个丛林社会中，警察是最残忍的食肉动物，没有重大犯罪是没有他们的参与。它们被分为独立的“军事”和“民事”部门，比例约为三比一，它们是州管武装，而不是联邦武装。与此同时，由前警察组成的非正式“民兵”也在溃烂，这些人要么担任保安，要么靠贩毒发家。联邦警察的小型部队——只有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州长所支配的武装警察的十分之一——主要留作边境管制和白领犯罪之用。警察晋升取决于逮捕率，法律促使他们不再区分毒品贩卖和吸毒行为，也不再需要逮捕现场的目击证人，贫困的犯罪化速率激增。年轻的黑人——混血人种(pardo)和黑人(preto)几乎很难区别——被挑出来送去拘留——拘留所里的囚犯数量是监狱的两倍。由于种族通婚在历史上非常普遍，巴西没有“一滴血原则”(one-drop，只要有哪怕一点有色人种的血统就该被认为是有色人种而不是白人)那样清晰的种族界线，其种族主义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同样残酷。再加上高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农民或被赶出土地，或被城市的灯光诱引，没有或几乎没有社会结构能够接纳这些人口，其结果是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社会紊乱的暴力。对于黑人青年而言，犯罪是为了获得承认的困兽之斗，武器是尊严的护照：租一把枪，指着司机或行人的脑袋，变成一种强迫人们关注自己而非躲避自己的手段，若非如此，人们只会对他们视而不见。连续几任总统都自免于公共安全的责任，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改变，因为这仍然是州长的职责范围，而这简直是无所作为的方便借口。他们最多只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派兵占领贫民窟，作为一种临时的公关活动，事后几乎不留痕迹。
对于大众阶级而言，与日常暴力氛围的交集和结合，已经导致了家庭和性生活等规范习俗的瓦解，不仅因为毒品的扩散，还因为媒体——紧跟北美模式的电视，抛弃了早期的束缚。妇女是主要的受害者。在巴西，强奸和谋杀一样普遍：每年有6万多人被强奸，每天大约175人——这一数字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番。在所有事情中，经济上的忧虑是最持久和最强烈的——最根本的是粮食和住房方面的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对秩序绝望的渴望越来越多地被五旬节派宗教(Pentecostal religion)所满足，其教会提供了一个本体论框架来理解存在边缘的生命。它们的特征不是解放的神学，而是将“繁荣”作为尘世救赎的手段。通过努力工作、自律、正确的行为和社区支持，信徒们可以改善自己的状况，并向帮助他们的教会组织支付什一税。一般来说，新型新教也是见利多谋的金融公司，这些公司的首脑都是百万富翁。到2014年，巴西的福音派信徒达到了八千万。五旬节企业是这片土地上的一股力量，五分之一的国会代表认为宣布与他们结盟对自己有利。然而，四年后，他们追随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繁荣神学的成功恰好与卢拉总统任期内的繁荣时期相吻合，佐证了其对物质提升的乐观主义。到2018年，稳步改善的希望已经破灭。对许多人来说，现在一切似乎都分崩离析。
这些压力在巴西第二大城市最为严重。里约热内卢拥有圣保罗一半的人口，谋杀率是圣保罗的两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圣保罗——一座建在高原上的城市——主要被保利斯塔(Paulista)帮派“首都第一司令部”所控制的程度无与伦比。在那里，它可以利用手中的重型武器阻击小型袭击——这些袭击让有秩序地管理高价值毒品的贩运复杂化。里约热内卢的地形——狭长的、蜿蜒的海岸线，被森林覆盖、延伸到海滩的山脉分割开来，贫民窟被挤在它们之间空隙里，通常与富裕的社区比邻而居——阻碍了这种“中央集权”。在那里，敌对帮派不顾路人伤亡，发动激烈的地盘争夺战，而在贫困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密集的武器交易加剧了个人抢劫造成的随机混乱。2018年初，为了阻止暴力，特梅尔派遣了军队——和过去一样，军队在那里没有发挥任何持久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下，劳工党永远无法生根，更不用说社会民主党或任何稳定的党派结构。该州最近的三任州长都因腐败而入狱或被拘留。真正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福音派教会，其影响力比任何其他大城市都要大。长期以来，库尼亚一直是里约热内卢的主要政治人物，他是一位业余传教士，与最大的五旬节教派“上帝大会”(Assembly of God)有联系。现任市长是与之竞争的“普世神国”教会(Universal Church of the Kingdom of God)的主教，也是该教会头领埃迪尔·马塞多(Edir Macedo)的侄子，后者是更加权势熏天的巴西版文鲜明(Reverend Moon，全名Sun Myung Moon，邪教“统一教”教主)。
博尔索纳罗是这个培养皿的产物。1955年，他出生在圣保罗州内陆的一个小镇，但他的职业生涯完全是在里约热内卢展开的。18岁的他在独裁统治时期进入了该市附近的一所军校，接受伞兵训练。他花了十年时间升为上尉。1986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抱怨军队的工资太低，并因违纪被捕。获释后，他在各个军营策划了一系列微型爆炸，表达队伍中的家庭物质不满情绪。也许是因为同情其目标——如果不是同情其手段——的高级军官的庇护，调查发现了不利于他的证据，包括他手中绘制的地图，结果却不了了之。但他在33岁时被迫退役。五个月后，他当选为里约热内卢市议会议员。接下来两年，他被Vila Militar(意为“军事镇”)的选票送到国会，Vila Militar是城市西部一个为士兵及其家庭而建的地区，这里驻扎着拉丁美洲最集中的部队，以及城市南部他曾作为学员受训的军事学院周围的空间。
在巴西利亚，博尔索纳罗很快就呼吁建立一个例外政权，并暂时关闭国会。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他宣布，宁愿“在军事政权中生存，也不愿死在这个民主国家”。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的议会生涯主要由歌颂军事独裁和军队的演讲组成;呼吁死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宽松的枪支获取管制，攻击左派、同性恋和其他社会的敌人。他六次当选，他在军营及周边地区中的选民基础稳定保持在相同的水平——大约10万张选票——直到2014年，选票突然翻了两番。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跃升，尽管明显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提振，然而它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总体影响的结果。
媒体(尤其是该国首屈一指的新闻杂志《Veja》)为了推动社会民主党的总统竞选运动，激起人们对腐败的愤怒，反劳工党(antipetismo)成为巴西政治文化中一股强大的潮流，中产阶级借此对抗劳工党的支配。但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博尔索纳罗的敌意相匹敌。此外，他从2013年的城市起义中学到了一些社会民主党没有学到的东西。当时，圣保罗年轻的新右翼活动家——远远领先于他们的长辈或一般的政治阶层——率先使用社交媒体来动员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他们是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者，而博尔索纳罗不是，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接触。但他能看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先于所有竞争对手在里约热内卢开展了自己的个人行动。到2017年底，他已经遥遥领先，在脸书上拥有700万名粉丝，是该国主要报纸的两倍。
他对自己媒介形象的成功经营，不仅仅是暴力言论的结果。国外媒体对博尔索纳罗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野蛮狂热者，这其实是一种误导。他的公共形象要更加模棱两可：当然有粗鲁和暴力，但他也有孩子气的、顽皮的一面，能够讨人喜欢，有时甚至是自嘲式的良好幽默感，尽管两人常常被放在一起类比，他与特朗普的咆哮风格相去甚远。他虽然没有像卢拉那样出身寒微——他的父亲是行走在小镇之间的无证牙医——但以巴西精英阶层的标准来看是彻头彻尾的平民。虽然他现在很富有(拥有5处房产)，但他的平易近人并不做作。他的魅力尤其吸引年轻人，包括一般大众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博尔索纳罗结过三次婚，前两任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儿子，第三任妻子米歇尔生了个女儿(他戏称为自己“软弱的时刻”)，米歇尔是从“上帝大会”中分拆出来的一个分支的志愿者，这一分支的电视布道领袖是巴西第三富有的牧师(据说身价1.5亿美元)，曾主持了这对夫妇的婚礼。在他被联邦警察调查后，她去了他们公寓附近的一个“浸信会态度”(Baptist Attitude)教堂。虽然出身天主教，博尔索纳罗曾与一个牧师用前往以色列受洗，获得了最好的福音派认证。家庭是他的政治堡垒。与特朗普一家不同，博尔索纳罗的三个大儿子都在竞选中取得了成功：一个现在是里约热内卢议会的议员;另一个在圣保罗，是巴西历史上得票最多的议员;第三位则是里约热内卢的政务会委员。他们经常被看作是博尔索纳罗身边的智囊团与保镖的混合体，而米歇尔则是面向外部世界的看门人。
尽管长期以来博尔索纳罗在国会里多少有些孤僻，但他明白，要当上总统需要盟友，并显示出他有能力获得这些盟友。他将五星上将汉密尔顿·莫拉奥(Hamilton Mourao)选为竞选伙伴。莫拉奥因过于直言不讳而刚刚退休：他曾公开抨击迪尔玛政府;还曾宣布，如果巴西司法部门未能恢复秩序，军方应介入;并提出代总统有必要发动“自动政变”(auto-coup)。(在其他的场合，他说这个国家需要改变其人口成分，因为印第安人太懒惰，黑人太狡诈，而葡萄牙人被宠坏了。)考虑到博尔索纳罗的主要政治基地一直是军事基地，莫拉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也能争取军队的认可。但他也需要让商界消除疑虑，后者不仅把他当做一个变数，还要把他看做一个有着“国家主义”一贯投票记录的国会议员，反对私有化，不愿接受外国投资。因此，他面带坦率的微笑，承认自己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有能力向那些懂得更多的人学习，也会找一位经济学家当自己的导师。
保罗·格德斯(Paulo Guedes)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培养，在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接受过教育，回到里约热内卢后成为一名成功的金融家。尽管他的经济学同行对他评价不高，他也从未在巴西从事学术工作，但他是该国最大的私有投资银行BTG Pactual的联合创始人，从中赚了一大笔钱，并在该银行卷入“洗车”调查之前跳槽去了其他企业。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者，他对巴西经济弊病的首要补救措施是将所有国有企业和资产私有化，以偿还国家债务，并放松对眼前每一笔交易的监管。有了这些承诺——尽管有些人怀疑它们能否如此轻易地兑现——资本没什么可抱怨的。金融市场问题被解决，安全和经济问题得到处理，接下来只剩下腐败了。在第一轮选举结束后，博尔索纳罗派出格德斯去拉拢莫拉奥入伙。他不需要什么劝说，在第二轮投票开始的几天后，博尔索纳罗宣布，莫罗接受了他的邀请，即将出任新政府的司法部长。马尼·普利特的地方法官们打算整顿意大利的政治体系，他们让第一共和国的执政党付出了代价，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把贝卢斯科尼请了进来。在巴西，“洗车”案的明星法官在取得几乎相同的成绩后，却开开心心地加入了怎么看起来都是一丘之貉的新政权。
三、博尔索纳罗的政策：紧缩与私有化
今年1月上台的新政权标志着与劳工党时代的彻底决裂，这甚至超出了迪尔玛下台后在选举中严重受挫的劳工党领导层的想象。其核心是在军事独裁结束三十年后，武装部队重返政治舞台的前列，甚至都不需要进行机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民主不是民众对抗将军们的起义夺取的，而是将军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消除对社会秩序的任何威胁——完成后将权力交还给议会的。1964-1985年的共谋者和施虐者没有得到任何清算。他们不仅免于控告，由法律豁免了其所作所为，而且他们推翻第二共和国的行径受到宪法认可，其统治者被合法化为巴西的正规总统，而他们引入的立法也被视为与过去的正常法律具有连续性。在所有的案例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南美的专制政权都将赦免他们的罪行作为撤回军营的条件。在每一个国家，一旦民主得到巩固，这些赦免就会被部分或完全废止，唯独巴西例外。在其他国家，在一到五年内都成立了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过去。在巴西，众议院花了23年的时间才批准了一项法律，但没有对它所指名的犯罪者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2010年最高法院宣布特赦法是“巴西民主的基础”。八年后，在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的一次演讲中，最高法院院长迪亚斯·托佛利(Dias Toffoli)——曾受劳工党差遣的法律男孩，可以说是当今政治格局中最卑鄙的人物——在将军们离开后正式祝福他们掌权，并告诉听众：“今天我不会再叫它政变或者革命，我叫它1964年运动。”
军方在2018年初就有了选举发言权。今年4月，巴西最高统帅爱德华多·维拉斯·博阿斯(Eduardo Villas Boas)以巴西武装部队珍视的最高价值——国家稳定之名，警告不准授予卢拉人身保护权。博尔索纳罗安全当选后，博阿斯对新总统的胜利表示欢迎，称这是国家能量的释放。今年1月，博阿斯感谢新总统将巴西“从禁锢自由思想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出来”。他说，今天讨论1964年事件是荒谬的，而真相委员会将损害这个国家的利益。公共安全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维拉斯·博阿斯曾参加过一次定期的军事干预行动，以恢复里约贫民窟的秩序，他看到文官的不称职让他们的行动变得多么枉然。根据维拉斯·博阿斯的说法，这与2004年巴西对海地的军事干预类似，当时的干预时间太短，军队一撤离，混乱就卷土重来。博尔索纳罗没有吸取教训，他的第一个关键任命是奥古斯托·赫勒诺将军，这位将军曾任被派往海地维和的巴西军队的指挥官，目的是阻止海地叛军对总统阿里斯蒂德的驱逐——让赫勒诺将军引以为耻的是，派出他的人正是卢拉，目的是为了取悦华盛顿。赫勒诺被任命为总统府“机构安全”的首脑，相当于一种超级参谋长。总统府另一个曾被派往海地的老兵是桑托斯·克鲁斯(Santos Cruz)将军，负责与国会的关系。还有另外两名军官分别负责国防部和科技部。这一团体中最有权势的赫勒诺毫不掩饰他的信念，在他的格言中可见一斑：“人权属于义士”(direitos humanos são para humanos direitos)，而不属于其他人。他在政府的第一个声明是将枪支与汽车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每个公民都有权拥有的东西。
金融市场更为关心的政府经济路线则更加脆弱。格德斯在自己身边召集了一个团队，成员大都是志同道合的激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受到商界的热情欢迎，并能够在特梅尔已经实施的放松管制基础上继续发展。首要议题是废除现有的养老金制度。耗费了三分之一的税收收入，其中超过一半的养老金——男性平均从55岁开始领取——都由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领取，而最贫困人口只分到不到3%，这在任何尺度的社会正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不平等自然不是养老金标准改革方案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国家一样，巴西的首要任务不是纠正这一问题，而是削减预算中的养老金成本，而其他公共支出削减计划正在酝酿之中。私有化被宣传为偿还债务的方式。在另一名海地老兵的主导下， 100多个这样那样的国有资产——主要是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以效率和更好的服务之名被计划处理或关闭。就像在卡多佐任内一样，许多最有油水可捞的投资无疑将流向外国投资者。无怪乎英国《金融时报》对即将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感到兴高采烈。为什么要担心一些政治上的失误呢?该报拉丁美洲编辑认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墨西哥左翼总统)对自由民主的威胁甚于博尔索纳罗。”
当然，对经济进行前沿的强制性彻底翻修需要通过国会批准。鉴于许多国会议员依赖于向其所在地区提供联邦资金，而紧缩政策将会削弱他们的能力，所以巴西的许多评论都预计会出现阻力。私有化也常常被认为与巴西军方的中央集权民族主义大相径庭——作为一名议员时，博尔索纳罗本人强烈反对私有化——因此，私有化在实践中可能会被淡化。在这两方面，一些怀疑是有根据的。在劳工党执政期间，立法机关是行政意志的根本障碍，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能力，使其做出妥协，结果落得声名狼藉的下场。但这种预测的前提是一个激进政党控制宪法中的一权，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政党大杂烩控制另一权，两者分庭抗礼。在卡多佐的中右翼政府统治下，总统和国会之间不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博尔索纳罗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明显将更加激进，但要求改革的民众呼声也要高得多，国会对改革的抵抗力量明显减弱。博尔索纳罗在选举结束后几周临时拼凑的社会自由党(PSL)一旦从腐败小集团的巨大泥潭中抽身而出，将成为众议院中最大的力量，曾经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民主运动党如今沦为昔日躯壳的影子，在国会中的席位锐减了一半。社会民主党及其掌舵人的溃败尤为引人瞩目。在没能说服一个徒有其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参加总统竞选后，眼睁睁看着他的政党候选人获得不到5%的选票，又拒绝支持阿达在第二轮选举中对抗博尔索纳罗，卡多佐终结了在圣保罗社会民主党中的权力，毫无疑问，很快将交出全国范围内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兼企业家若昂·多利亚(Joao Doria)，他主持了一档模仿特朗普的《名人学徒》(Apprentice)的真人秀节目。这个爬行动物在一张传单上厚颜无耻地碰瓷大选胜利者，称自己是他的孪生兄弟“博尔索多利亚”。诗意的公正(poetic justice，意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国会，这一潮流很可能会以同样的速度滚滚而来，议员们贪婪或恐惧地爬上了这条船，至少在一开始就给了行政部门所需的多数票。至于军方对私有化或外国收购的抵制，1964年掌权后巴西首位执掌国家的将军卡斯特鲁·布朗库(Castelo Branco)并不反对这两种政策。他的计划部长、后来担任驻伦敦大使的罗伯特·坎波斯(Roberto Campos)以直言不讳地拥护自由市场和外国资本而闻名。博尔索纳罗刚刚任命坎波斯的孙子为中央银行行长。有人相信出售公共资产会在博尔索纳罗和他的禁卫军之间制造隔阂，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新政权面临的更严重的一个风险是“洗车”调查尚未完成的事业。新一届国会与旧国会如出一辙，充斥着受贿者、回扣的分发员、不义之财的生产者，在孜孜不倦的腐败中摸爬滚打了一生——事实上，国会已经成为那些被警察盯上的人的避难所，这些人参选议员只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免于起诉的豁免权，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面临多项指控的阿埃西奥。博尔索纳罗及其家人也不干净，调查者不仅在选举后发现他儿子弗拉维奥(Flávio)的可疑交易账户，而且更具爆炸性的是，他与里约热内卢的一名前宪兵上尉有联系，此人曾两次因民兵式杀戮的指控而被捕，可能与谋杀黑人立法委员和活动家玛丽埃尔•弗朗戈(Marielle Franco)有关，去年弗朗戈之死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莫罗担任地方法官时因铁面无私而饱受赞誉，作为司法部长的他能否继续擦除不法的污秽?他已经解释说，如果国家已经被清理干净了，那么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反腐十项措施就成了过去式，需要“重新思考”，并不是所有的措施都那么重要了。然而，如果完全摆脱“洗车”案的动力机制将会毁掉他的地位。如果国会试图通过一项针对腐败案件的大赦法案(这是特梅尔提出的一项举措)，那么权力冲突将全面展开——如果反过来，莫罗向最高法院施压，要求解除过多议员的豁免权，情况也将如此。这是最可能失火的前沿战地。
四、博尔索纳罗的底色：法西斯或民粹主义？
由博尔索纳罗本人及其后代和亲信组成的小圈子，把持着新政权的各个要害部门。他们的到来标志着巴西权力版图的重大变化。1954年，巴西总统格图里奥·巴尔加斯(Getúlio Vargas)在卡特特宫(the Catete Palace)开枪自杀后，里约热内卢结束了200年的首都地位，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巴西利亚的建设始于1956年，并于1960年竣工。此后巴西总统分别来自圣保罗(雅尼奥、卡多佐、卢拉)、里约热内卢(若昂)、米纳斯(伊塔马尔、迪尔玛)以及东北部(萨尔内、科洛尔)。政治上被降级后，里约热内卢在经济、社会和自然上都出现了衰退，有些人会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腐败了。无论是劳工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没有在这个城市获得多少立足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都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无人区，在国家政治上几乎毫无建树。这种情况随着库尼亚成为国会领袖而开始发生变化，库尼亚是一个典型的里约热内卢人，有一大堆唯利是图的议员支持他并听从召唤。新政权完成了这一转变。里约热内卢屈居边缘60年之后重新掌权。政府中最重要的三个职位都被里约热内卢人占据——总统博尔索纳罗、财政部长格德斯，以及库尼亚众议院议长职务的继任者、矮胖的修理工罗德里戈·玛雅(Rodrigo Maia)。在内阁中，没有一个部长来自北部或东北部，他们仅来自巴西26个州中的6个，其中最大的队伍、四分之一的部长都是土生土长的里约热内卢人。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是一个显著的转变。
那么如何对博尔索纳罗进行归类呢?巴西的左翼和欧洲的自由主义媒体常常说他的崛起代表了当代版的法西斯主义。当然，在美国和北大西洋的自由派和左派圈子里，博尔索纳罗跟特朗普是一丘之貉，尽管通常会加上一些免责条款——“非常像”、“让人想起”、“类似”——表明这只不过是懒惰的谩骂。在巴西，这个标签也不再可信。法西斯主义是对经济混乱或萧条时期的社会革命危险的一种反映，它由富有牺牲精神的干部指挥，组织起群众运动，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巴西曾在20世纪30年代拥有类似的版本——绿衫的“整合运动”(the green-shirt Integralistas)，在巅峰时期吸引了超过100万成员，拥有善于表达的领袖普利尼·奥萨尔加多(Plínio Salgado)，还有大型出版社、出版计划和文化组织，1935年共产主义起义失败后，他们甚至在1938年接近掌权。今天的巴西，无论是左翼对建制秩序造成的危险，还是右翼受过训练的民众力量，情况都根本无法与当时相比。1964年，在一个软弱的总统领导下，一个在军队内部有影响力的主流共产党，一场富有战斗性的工会运动，以及农村地区不断加剧的动荡，而这激起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传统的军事独裁。2018年，旧时的共产党早已不复存在，好斗的工会数量寥寥无几，可怜的工会被动而分散，劳工党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政党，多年来与大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博尔索纳罗的四处喷火可能帮他赢得选举，但在他的领导下，几乎没有什么有组织的运动基础，也没必要进行大规模镇压，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大规模的反对派可供镇压。
博尔索纳罗更适合被归类为民粹主义者吗?如今，这个词就像首鼠两端的媒体的万能炸弹，正遭受着通货膨胀的困扰，效用已经大打折扣。毫无疑问，他作为当权派勇敢敌人的姿态和作为人民粗野代表的作风，通常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全部本领。他将美国总统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甚至青出于蓝地将自己裹在国旗里，并在推特上滔滔不绝——上任第一周发的推特比特朗普还多70%。但观察一下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画廊，可以发现博尔索纳罗至少在两个方面不符合标准。巴西2.04亿人口中，只有60万人在国外出生，占0.3%，而美国和英国的这一比例约为14%，德国约为15%。当然，种族主义是一个问题，与特朗普一样，博尔索纳罗也曾对此发出过秘密呼吁，鼓励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使用种族主义暴力。但与特朗普不同的是，他在民调中赢得了大量黑人和混血选民的支持，而且不太可能冒类似北大西洋排外反移民言论的风险。事实上，他所在的政党在国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不是白人——这一比例高于备受吹捧的美国第116届国会“进步”的民主党。
第二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博尔索纳罗的民族主义特征。巴西既不像欧盟那样受到主权丧失的困扰，也不像美国或英国那样受到帝国衰落的威胁，这两个因素驱动了北半球的右翼民粹主义。他那爱国主义的捶胸顿足更多是故作姿态。如今，他已不再是外国资本的敌人。他的民族主义，在表达上足够夸张，本质上是以反社会主义、反女权主义和恐同的恶毒比喻等形式出现的。用当地的话说，这是一种“消极”民粹主义的悖论，至少在原则上，这种民粹主义完全愿意将国家资产移交给全球银行和企业。
与其最类似的政治家特朗普相比，博尔索纳罗显示出一系列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尽管博尔索纳罗出身卑微，但他没那么文盲。军事院校的教育使他明白，书本对他来说并不完全是个谜。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他缺乏特朗普那种程度的自大。特朗普对自己的过分自信不仅来自百万富翁的家庭背景，还来自他在房地产投机和演艺事业上的长期成功。博尔索纳罗一生中从未执掌过任何一家公司，他没有这样的生存积累。他没那么有安全感。与特朗普一样，他会做出每一种过激的情绪反应，但与特朗普不同的是，如果反响过于消极，他很快就会退缩。其政府运行的头几周充斥着各种矛盾的言论，或是收回，或是否认。
不仅在性格上，而且在形势上，博尔索纳罗是一个更加脆弱的人物。他和特朗普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获得了权力。特朗普以46%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远低于博尔索纳罗55%的得票率。但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是狂热的，对他的支持足够坚定，而博尔索纳罗获得的支持可能更广泛，但也更肤浅，正如选举后的民意调查显示，他提出的许多政策遭到否定。此外，特朗普是通过接管美国两大政党之一而上台的。博尔索纳罗在没有任何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有效地赢得了权力，这是特朗普曾经尝试而未遂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变得不那么残暴，因为巴西的许多此类机构比美国更专制。亚马逊的原住民显然是受害者，与黑人的选票相比，他们的选票微不足道。随着牧场主横扫他们的栖息地(其长期的结果将难以安抚全球北方遏制气候变化的悲观姿态)，原住民首先遭殃。同样，很容易想象——尤其是如果经济未能复苏，而他又需要转移人们对经济的注意力——博尔索纳罗会猛烈镇压学生抗议。他还会围捕“无地工人运动”(the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MST)，及其在城市里的姊妹组织“无家可归工人运动”(MTST)，并禁止他们的组织。必要时，他还会镇压罢工。撇开雨林不谈，这种压制很可能是零零星星的，而不是整体性的。就目前而言，更多的压制完全没必要。
五、巴西及劳工党何去何从？
那么劳工党会怎么样呢?虽远未恢复元气，但好歹至今尚存。凭借10%的选票和11%的众议院席位，它避免了社会民主党和民主运动党的溃败。卢拉身陷囹圄，情况会如何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有价值的意见存在分歧。对于辛格来说，正如他的两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劳工党这些年的核心现实是“卢拉主义”——这个人笼罩着整个政党。美国最佳的巴西问题学者大卫·塞缪尔斯(David Samuels)意见相反，认为更深层更持久的问题是这个政党而非个人。卢拉并非墨西哥总统巴尔加斯那样拥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比不上里约热内卢崛起的后继者，同时也不是像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或者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这样没有真正政党根基的政治家。他与这些人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正统的金融政策，对民主制度的尊崇，他既没有创造一个围绕自己的政治体系，也没有让位于“他们”与“我们”之间对抗的摩尼教式的煽动性言论。在萨缪尔斯的观点里，与劳工党的组织力量和公民社会的坚定信念相比，卢拉主义本身从未超出一种“弱势的心理依赖”。辛格既夸大了卢拉的重要性，也因过于关注卢拉的特殊性而将普遍保守的观点归咎于穷人。2014年，萨缪尔斯及其巴西同事塞萨尔·祖科(Cesar Zucco)写道：“透过我们的水晶球，我们将劳工党视为巴西政党体系的支点。没有它，治理将是困难的。”
辛格的预测更有说服力。事实表明，他对无产者心理感受的把握——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稳定的渴望是准确的。他目光如炬，在2012年著作《卢拉主义的感觉》(Os Sentidos do lulismo)的许多文章提到了科洛尔和雅尼奥·奎德罗斯(Janio Quadros)的先例，读起来就像是6年后博尔索纳罗在巴西人民众望所归中获胜的场景。这对劳工党和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在他入狱之前，一位采访者对卢拉说：“有人说，巴西的问题在于它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破裂。” 他的回答是：“我同意。有趣的是，每当巴西处于决裂边缘时，都会达成一项协议，一份自上而下的协议，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永远不想离开。”这个回应很能说明问题，他排除了上层人士希望决裂的可能性——当然不是跟左翼决裂，而是跟右翼决裂。然而，这正是劳工党在2016年至2018年所遭遇的情况，他们至今尚未达成协议。执政期间，只要一切顺利，劳工党就会造福穷人，但它既没有教育他们，也没有动员他们。与此同时，它的敌人不仅自我动员而且自学成才，几乎达到了最新的后现代标准。结果是一场一边倒的阶级战争。以迪尔玛被推翻而告终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巴西前所未有的中产阶级受到激发的结果。得益于对社交媒体的掌握，从青年活动家转移到了博尔索纳罗手中，反映了这个国家近乎于一场社会革命的转型。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尽管经济衰退，智能手机的数量超过了居民的数量，而智能手机的使用将使欧洲或美国任何其他的政治调度黯然失色。
当然，这并不是劳工党未能认识到的唯一致命现实。在执政期间，它拒绝动员支持共同选择(co-option)，而巴西政界和商界的共同选择意味着腐败。这是总统办公室的战略选择逻辑。葛兰西写道：“在同意和武力之间存在腐败，腐败是文化领导权功能难以行使，而使用武力风险又太大的情况下的特点。”文化领导权需要大众启蒙运动和集体组织的持续努力，并拒绝胁迫，而劳工党却向前所未有的诱惑宣布放弃文化领导权，结果只留下腐败。对其领导人而言，任何其他选择都显得太困难或太冒险。用辛格的话说，腐败是其“软弱的改革主义”付出的代价，也是它带来的真正好处。但一旦曝光，该党就找不到任何词语指认和批评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它用了欲盖弥彰的委婉语调，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灾难性的准确性，劳工党解释说，它需要“克服对巴西传统政治模式的适应”，这只是暂时的妥协，仅仅是一种求共存的方式。
文过饰非并不能使劳工党摆脱过去，至今劳工党仍然以一种极其痛苦和麻痹的方式继续被其束缚。“洗车”调查和它的明星受害者之间旧账还远没有算清。卢拉因视察海滨公寓被判12年监禁，这仅仅是个开始。基于类似指控的第二场审判——在任职期间，他曾用政府合同雇佣了一家建筑公司为其朋友的乡间别墅进行修缮——已接近尾声，可能会做出类似的判决。总的来说，这些指控仍然是相对琐碎的，但监禁却毫不含糊。然而，接下来更严重的指控不仅是私人滥用职权，而是贪污巨额公共资金——在卢拉任总统期间，国家石油公司处理了数亿美元——基于该党领导层的叛徒为减刑而作的证词，而这位叛徒曾是他的左膀右臂、前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帕洛奇。帕洛奇现在正在为更多的指控充当证人。政府将确保最大限度地宣传即将到来的大型审判。它需要干掉卢拉。
对卢拉的个人事务缺乏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的审判，很容易理解，劳工党及其同情者对此感到深深的愤怒。接下来摆在他们眼前的可能是，被污染的、同时也具有巨大潜在破坏性的证据，对前总统的诋毁和人身限制有可能成为一个无限期延长的过程。劳工党该如何应对?卢拉在狱中并没有被削弱，他仍然是巴西最重要的政治资产。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几乎同样是一种负担。给予卢拉历史性公正似乎超出了劳工党的能力。但劳工党仍然依靠他来稳定领导，但如果不跟他切割，就会冒丧失信誉的风险。要拴在这支锚上，还是展翅翱翔?许多人认为，如果卢拉完全抽身而出，劳工党将迅速分裂。在这样的僵局中，激进分子很可能会希望，在博尔索纳罗统治下的巴西，情况会恶化到几乎没有人会再关心过去的丑闻，他们的行径会在未来更大的动荡中被抹去。
十多年来，巴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顺应时代潮流、拒绝深化资本新自由主义制度、放松对最不富裕人群的某些苛刻要求的大国。这种经验是否必须就此结束仍未可知。群众没有被召来保卫他们所获得的东西。几个世纪的奴役将这个国家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区分开来，难道这就使得民众的消极情绪无法克服吗?有时辛格会暗示类似的观点。而在其他方面，他又更加迫切，他最近写道，巴西未能实现所有公民的社会包容，而这正是独裁统治后一代人的任务。如果缺少社会包容，就没有其他可行的社会工程。另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塞尔索·罗查·德·巴罗斯(Celso Rocha de Barros)的观点稍微乐观一些，他认为卢拉主义不会终结，直到有更好的东西取而代之。人们必须期盼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记忆可能褪色，而在其他地方，社会排斥已被证明是非常残酷可行的。左翼总是倾向于向自己喜好的方向预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会自我纠正，这是错误的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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