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其盟友和敌对者的市场都陷入了动荡。【1】这种混乱无序反映了一个事实：他的主要目标其实并非关税政策本身，而仅仅是通过用关税取代所得税作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来削减富人的所得税。勒索其他国家在经济方面让步，是为这种税收转移辩护的部分说辞，他声称这些让步能为美国带来国家利益。
他的幌子，或许也是他自己的信念，是关税本身就能复兴美国工业。但他并没有计划去解决那些首先导致美国去工业化的问题。他完全没有认识到是什么让美国当初的工业计划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业计划如此成功。那些成功的工业计划是建立在良好公共基础设施、在关税保护下不断增长的私人工业投资和工资，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之上的。特朗普的“大刀阔斧裁员”政策恰恰与此相反——缩减政府规模、削弱公共监管、并出售公共基础设施，以此来为他的“政治捐款阶层”减免所得税买单。
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计划换了个马甲。特朗普将其歪曲为支持工业，而非工业的对立面。他的举措根本不是什么工业计划，而是权术游戏，目的是在削减富人所得税的同时，向其他国家勒索经济让步。其直接后果将是大范围的裁员、企业倒闭和消费品价格上涨。
导言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经历了工业腾飞举世瞩目，这一直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感到尴尬。因为美国赖以成功的政策，与当今正统经济学所倡导的政策恰恰相反。两者的对比不仅体现在保护性关税与自由贸易之间。美国建立了一个公私混合经济体，其中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被发展为“第四生产要素”，其目的不是作为盈利性企业来运营，而是以最低价格提供基本服务，从而补贴私营部门的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
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在19世纪20年代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中早已阐明，它包括保护性关税、内部改进（对交通和其他基建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为工业发展融资的国家银行业。“美国政治经济学派”应运而生，以“高工资经济”（Economy of High Wages）原则为指导，通过提高生活水平、公共补贴和支持计划来促进劳动生产率，从而引导国家工业化。
这些都不是今天共和党和民主党所提倡的政策。如果在19世纪末，指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是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芝加哥自由市场学派，美国就不会取得其工业主导地位。因此，指导美国工业化的保护主义和公共投资逻辑从粉饰过的美国历史中被抹去，也就不足为奇了。它在特朗普用来推销其废除累进所得税、缩减政府规模和私有化出售公共资产的虚假叙事中，毫无立足之地。
在美国19世纪工业政策中，特朗普挑出来特别推崇的是当时没有累进所得税，以及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关税。他于是萌生一个想法：用只落在消费者（即劳工）身上的关税，来取代针对他自己的“政治捐款阶层”——即在1913年所得税法案颁布前不缴纳任何所得税的“1%富裕阶层”——的累进所得税。这的确是新的“镀金时代”！
税收占GDP % 联邦税收种类 黄色：关税 红色：所得税 灰色：工资税
Source: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Federal_taxes_by_type.pdf
特朗普赞赏他的偶像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96年和1900年当选总统）的那个时代没有累进所得税，实际上是在赞赏“镀金时代”的经济过剩和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扭曲了经济效率和社会进步已受到广泛的批评。为了制衡造成这种扭曲的腐蚀性和使人侧目的财富追逐，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西奥多·罗斯福（Teddy Roosevelt）随后采取行动打击垄断，并且通过了一项高累进率所得税，几乎把食利者的金融和房地产收入以及垄断租金全数征收掉。
因此，关于是什么让美国19世纪的工业化政策如此成功，特朗普正在宣扬一种简单化且完全错误的叙事。对他来说，伟大的是“镀金时代”中“镀金”的部分，而不是国家主导的工业和社会民主的腾飞。他的灵丹妙药是用关税取代所得税，同时将政府剩余的职能私有化。这样一来，新一批“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就可以自由地大展拳脚，通过削减政府对他们的税收和监管来进一步自肥，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出售剩余的公共领域（从国家公园土地到邮局和研究实验室）来减少预算赤字。
美国成功实现工业腾飞的关键政策
仅仅依靠关税本身，并不足以创造美国的工业起飞，德国和其他寻求取代并超越英国工业和金融垄断的国家也是如此。关键在于利用关税收入来补贴公共投资，并结合监管权力，尤其是税收政策，在多个方面重塑经济结构，并塑造劳动力和资本的组织方式。
主要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需要技能日益提升的劳动力队伍，而这又要求改善生活水平、教育、工作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安全的食品监管。“高工资经济”原则认识到，受过良好教育、健康且温饱的劳动力能够比“贫民劳动力”（pauper labor） [指非常廉价的低质劳动力]更具成本优势（undersell）。
问题在于，雇主总是试图反对劳工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美国的工业腾飞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认识到劳工的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生活成本。只要由关税收入资助的公共投资能够支付提供基本需求的成本，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就可以提高，工业家的利润却不会下降。
主要的基本需求包括免费教育、公共卫生和相关的社会服务。对交通（运河和铁路）、通讯和其他属于自然垄断的基本服务进行公共投资，也是为了防止它们变成以牺牲整体经济为代价寻求垄断租金的私人领地。美国第一所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西蒙·帕滕（Simon Patten）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称为“第四生产要素”。【2】与私营部门的资本不同，公共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更不是为了将价格最大化到市场所能承受的程度。其目的是以成本价、补贴价甚至免费提供公共服务。
与欧洲传统不同，美国的许多基本公用事业保持私营性质，但它们受到监管，以防止私营者榨取垄断租金。商界领袖支持这种公私混合经济，认为这样经济体可以获得补贴而保持低成本，从而提高了它（以及他们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优势。
最重要的公共事业，也是最难引入的，是货币和金融体系，国家工业增长需要它们提供足够的信贷来融资。要创造私营和/或公共的纸币信贷需要取代对黄金作为货币的狭隘性依赖。长期以来，黄金一直是向财政部支付关税的基础，这会从整体经济中抽走黄金，限制了其用于工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工业家们主张通过建立国家银行体系来摆脱对黄金的过度依赖，以提供不断增长的纸币信贷上层建筑，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3】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税收政策视为引导资源和信贷流向工业的最重要杠杆。其主要政策目标是通过使市场摆脱以地租、垄断租金、利息和金融费用形式存在的食利收入（rentier income），最小化经济租金（市场价格超过内在成本价值的部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再到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古典价值理论将这种经济租金定义为不劳而获收入（unearned income），是在没有对生产做出贡献的情况下榨取而得的，因此是对经济成本和价格结构的不必要征费。对工业利润和劳工工资征税会增加生产成本，因此应避免；而地租、垄断租金和金融收益则应以课税的形式被征收掉，或者土地、垄断企业和信贷可以干脆被国有化纳入公共领域，以降低获得房地产和垄断服务的成本，并减少金融费用。
正是这些基于区分内在成本-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古典政策，使工业资本主义如此具有革命性。通过对经济租金征税来使经济摆脱食利者收入，旨在最小化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同时也最小化金融和地主权力精英的政治主导地位。当美国在1913年实施其最初的累进所得税时，只有2%的美国人收入高到需要提交纳税申报单。1913年的绝大部分税收落在了金融和房地产利益集团的食利收入，以及由银行系统组织的托拉斯所榨取的垄断租金上。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逆转了昔日的工业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兴起以来，美国劳工的可支配收入一直受到高成本的基本需求挤压，生活成本也同时使美国劳工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价格竞争力。这与高工资经济不可同日而语。工资被各种形式的经济租金（这些租金已泛滥并摧毁了美国过去具有竞争力的成本结构）克扣掉。如今一个四口之家平均17.5万美元的收入，主要不是用于购买工薪阶层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是大部分被位于经济金字塔顶端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部门以及垄断企业所吸走。
私营部门的债务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工资不再用于提高劳工生活水平，企业利润也不再用于工业企业的新有形资本投资及研发。雇主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足以让后者在扣除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负担后能还能维持生活水平，这导致美国劳工越发落后。
在银行信贷和不断上升的债务/收入比率的推动下，美国购房者的住房指导成本已升至其收入的43%，远高于过去标准的25%。联邦住房管理局（FHA）为遵循该指导方针的银行提供抵押贷款保险，以保证它们不会亏损，即使拖欠和违约率正达到历史新高。住房拥有率从2005年的超过69%下降到奥巴马时期2008年垃圾房贷危机后止赎浪潮中的不足63%。租金和房价持续飙升（尤其是在美联储故意保持低利率以抬高资产价格来支撑金融部门，以及私人资本收购工薪阶层负担不起的房屋期间），因此住房成为迄今为止工资收入的最大负担。
为了获得更高薪工作而承担的学生债务，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能够开车上班而必需的车贷，两者的拖欠额也在呈爆炸式增长。这还不算仅仅为了维持收支平衡而累积的信用卡债务。灾难性的私有化医疗保险现在吞噬了美国GDP的18%，然而医疗债务已成为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一切都与当初为美国工业制定的“高工资经济”政策的意图完全相反。
这种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食利者费用泛滥、住房和医疗成本膨胀、以及人们需要依赖信贷而非仅仅依靠收入来生活——产生了两个影响。最明显的是，自2008年以来，大多数美国家庭未能增加储蓄，靠着薪水勉强度日。第二个影响是，由于雇主必须支付给劳动力足够的工资来承担这些食利者成本，美国劳工的生活工资（living wage）已经远远高于其他所有国家经济体，以至于美国工业根本无法与外国竞争。
美国经济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迫使雇主和劳工承担了食利者成本，包括更高的住房价格和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这些都是当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组成部分。由此导致的工业竞争力丧失是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毕竟，正是这些食利者费用首先导致了经济的去工业化，使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下降，而且食利费用推高了基本需求成本和经营成本从而驱使产业外移。人们要支付这些费用也使国内市场萎缩，因为它降低了劳工购买本国所生产产品的能力。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解决这些问题毫无作用，反而会使价格通胀加速而加剧这些问题。
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因为当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益者——即那些给美国经济带来负担的食利费用的收取者——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组成的政治“捐款阶层”。为了增加他们的食利收入和资本利得并使这个趋势不可逆转，这个再次冒起的寡头集团正在力推进一步私有化和出售公共部门，而不是让后者提供补贴服务以最低成本满足经济的基本需求。被私有化的最大公用事业是自然垄断企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最初被置于公共领域的原因（即为了避免有人榨取垄断租金）。
他们的借口是追求利润的私有制会激励提高效率。但现实却是，以前属于公共服务的交通、通讯和其他被私有化的部门将会提高价格直到市场所能承受的极限。国会正在试图私有化美国邮政局，人们急切地看它的命运走向。
今天，出售政府资产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增加生产，也不是降低成本。当某个企业拥有能够榨取垄断租金的私有化垄断部门时，这样的前景驱动金融经营者不惜借钱收购这些企业，并且在它们的成本结构中增加债务支付成本。然后，他们开始出售企业的房地产以获取快钱作为特别股息支付给股东，接着再租回运营所需的物业。结果就是一个成本高昂、负债累累、利润暴跌的垄断企业。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从典型的英国泰晤士水务（Thames Water）私有化到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波音（Boeing）等金融化的前私营工业公司，都是如此。
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腾飞形成对比的是，在当今后工业时代的食利金融资本主义（rentier finance capitalism）时期，私有化者的目标是在那些已被私有化、金融化和放松管制的原公共企业的股票上获取“资本”收益。私营领域也追求着类似的金融目标，金融部门的商业计划已经从追求企业利润转向在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上获取资本收益。
绝大多数股票和债券由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底层90%的人无缘置喙。当前者的金融财富飙升时，大多数人的可支配个人收入（支付食利费用后）却在缩水。在当今的食利金融资本主义下，经济正同时朝两个方向发展——工业品生产部门持续向下，而对该部门劳动力和资本的金融及其他食利者的收益所有权却蒸蒸日上。
昔日通过最小化生活和经营成本来建立美国工业的公私混合经济，已被特朗普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当然，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最富有的1%——所扭转。他们继续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追随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反政府（意即反劳工）的意识型态理论家。他们指责累进所得税和财富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政府作为监管者防止掠夺性经济行为和两极分化的角色，是对“自由市场”的干涉。
当然，问题是，“对谁而言的自由”？他们的意思是一个让富人可以自由榨取经济租金的市场。他们既忽视了为实现工业竞争力而需要对经济租金征税或以其他方式最小化经济租金的必要性，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削减富人的所得税——然后坚持政府应该像家庭一样平衡预算以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会使经济缺乏公共部门注入的购买力。没有净公共支出，经济体就不得不转向银行融资，而银行的有息贷款呈指数级增长，并挤占了人们对商品和实际服务的支出。这加剧了上文所述的工资挤压和去工业化的态势。
所有这些变化的致命影响是，资本主义并非像19世纪所预期的那样使银行和金融体系工业化，反而是工业被金融化了。金融部门并没有为新的生产资料融资分配信贷，而是提供信贷以便收购已经存在的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和现存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收益上涨，却让资产背上沉重的债务，因为金融部门为收购者提供信贷以便他们竞价来抬高这些资产的价格。
这增加金融化财富的过程不仅以债务形式增加了经济的开销，而且以房地产、工业及其他公司更高的（被银行信贷抬高的）购买价格形式增加了经济成本。并且，金融部门一直寻求对此类收益免税，这与其获取资本收益的商业计划一致。它还带头敦促削减房地产税，以便业主将住房和办公楼不断上涨的地段价值——它们的位置租金（rent-of-location）——更多地留给银行作为抵押品，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在整个19世纪所敦促的那样，作为地方和国家财政体系的主要税基。
这样一来，结果是从累进税制转向了累退税制。食利收入和债务融资的资本收益获得免税，税收负担转移到了劳工和工业身上。正是这种税收转移鼓励了企业财务经理们用获取资本收益以取代追求企业利润，如上所述。
曾经承诺的人们通过负债、看着房屋和其他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就得以增加财富实现所有阶级利益和谐共荣的局面，已经演变成了阶级战争。这远不止是19世纪常见的工业资本与劳工之间的阶级战争。后现代形式的阶级战争是金融资本同时与劳工和工业对立。雇主仍然通过支付低于其产品售价的工资来剥削劳工追求利润。但劳工越来越多地受到债务的剥削——房贷（“更容易得到”的信贷助长了债务驱动的住房成本通胀）、学生债务、车贷以及仅仅为了维持生活成本收支平衡的信用卡债务。
人们不得不支付的这些债务费用增加了工业雇主的劳动力成本，限制了他们获取利润的能力。而且（如上所述）正是金融资本和其他食利者对工业（实际上是整个经济）的这种剥削，刺激了产业外移以及美国和其他遵循相同政策路径的西方经济体的去工业化。【4】
与西方去工业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成功工业腾飞。如今，中国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与美国大致相当。这是中国政府政策的结果，即通过补贴基本需求（如教育和医疗）以及公共高速铁路、地方地铁和其他交通、更好的高科技通讯和其他消费品，连同其支付系统，来为工业雇主提供公共支持。
最重要的是，中国将银行和信贷创造作为公共事业保留在公共领域。这是使其能够避免导致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去工业化的金融化的关键政策。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工业政策与美国19世纪工业起飞的政策惊人地相似。正如刚才提到的，中国政府资助了基础设施并将其保留在公共领域，以低价提供服务，从而尽可能地维持经济的成本结构在低水平。而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确实与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应。
中国有亿万富翁，但他们不被视为名人英雄和整个经济应如何发展的榜样。使人侧目的巨额财富积累构成了西方的特征，并且创造了政治“捐款阶层”。但是在中国它们受到了政治和道德的制约，无法利用个人财富来控制公共经济政策。
在美国的言辞中，中国政府的积极干预被谴责为“专制”，但它却成功做到了西方民主国家未能做到的事情：阻止了金融化食利寡头集团的出现。在西方，这种寡头利用其财富控制了政府，通过私有化政府职能来接管经济，并通过让经济其他部分对自身负债、同时瓦解公共监管政策来促进自身利益。
特朗普希望复活的“镀金时代”究竟是什么？
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将一个政治目标凌驾于所有其他目标之上：减税，尤其是主要落在最高收入和个人财富上的累进税。似乎在某个时候，特朗普一定问过某个经济学家，政府是否有其他方式来为自己融资。一定有人告诉他，从美国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政府收入形式是关税带来的海关收入。
我们不难想象特朗普脑中灯泡亮起的情景。关税不会落在他那由房地产、金融和垄断部门亿万富翁组成的食利阶层身上，而主要落在劳工身上（对于进口必要原材料和零部件，也落在工业身上）。
在4月3日推出其规模空前、数额巨大的关税税率时，特朗普承诺仅靠关税本身就能让美国再工业化，既通过建立保护性壁垒，又能让国会大幅削减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收，他似乎相信这将激励他们“重建”美国工业。这仿佛是把更多财富交给那些已经让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金融经理们，就能以某种方式重现19世纪90年代在威廉·麦金莱治下达到顶峰的工业腾飞。
特朗普这套叙事忽略了的是，关税仅仅是在一个公私混合经济中政府培育工业的先决条件。在这个经济体中，政府塑造市场的方式旨在最小化生活和经营成本。正是这种公共培育赋予了19世纪美国国际竞争优势。但鉴于他的指导性经济目标是为自己和他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支持者减税，吸引特朗普的仅仅是当时政府还没有所得税这个事实。
同样吸引特朗普的是“强盗大享”阶层的极度富裕，他欣然想象自己是其中一员，仿佛置身于历史小说中。但这种自我放纵的阶级意识却有一个盲点：它无法看到自身追求掠夺性收入和财富如何摧毁包围着它的经济，却幻想强盗大享是通过成为伟大的工业组织者和推动者而发家致富的。他没有意识到，“镀金时代”的出现并非美国工业成功战略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当时尚未监管垄断企业和对食利收入征税。巨额财富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早期政府未能监管垄断和对经济租金征税。古斯塔夫斯·迈尔斯（Gustavus Myers）的《美国巨富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讲述了铁路和房地产垄断部门是如何以牺牲整体经济为代价而从中裂殖出来的故事。
美国的反托拉斯立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最初的1913年所得税仅适用于最富有的2%人口。它（如上所述）主要落在金融和房地产财富以及垄断企业身上——金融利息、地租和垄断租金——而不是落在劳工或大多数企业身上。相比之下，特朗普的计划是用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支付的关税来取代针对最富有的食利阶层的税收。要认同他的信念，即可以通过对其捐款阶层的税收优惠（对他们的食利收入免税）来实现国家繁荣，就必须阻止人们意识到这种财政政策将阻碍他声称想要的美国再工业化。
不摆脱食利者收入，美国经济无法再工业化
特朗普关税政策最直接的影响将是贸易中断导致的失业（这还不算他的DOGE削减政府雇员导致的失业）以及消费价格上涨，而劳动力已经被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费用（工资收入需要优先缴付这些费用）压得喘不过气。房贷、车贷和信用卡贷款的拖欠额已经处于历史高位，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根本没有净储蓄——并且告诉民调机构一旦需要筹集400美元支付紧急开销，他们将无法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可支配个人收入不可能上升。而且，美国的工业生产也无法避免因特朗普威胁要设置的巨大关税壁垒而造成贸易中断和裁员而陷入停顿——至少在他完成与各国逐一谈判，以恢复更正常的美国市场准入来换取经济让步之前是如此。虽然特朗普宣布了90天暂停期，在此期间对表示愿意谈判的国家的关税将降至10%，但他已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5】中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已经停止出口美国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对许多公司来说，在围绕这些政治谈判的不确定性尘埃落定之前恢复贸易风险太大。预计一些国家会利用这个过渡期寻找替代美国市场的方案（包括为本国人口生产）。
至于特朗普希望说服外国公司将其工厂迁往美国的希望，这些公司也将面临着他悬于外国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风险。他可能在某个适当时候干脆坚持要求他们将美国子公司出售给美国国内投资者，就像他要求中国对TikTok所做的那样。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经济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医疗保险和住房成本已经使美国劳动力及其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价格竞争力。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他的关税将推高消费价格，进一步增加生活成本，继而又再推高美国劳动力的价格，加剧这个问题。
特朗普的关税和其他财政政策的效果将不是支持美国工业的重新增长，而是保护和补贴过时落后以及金融化的去工业化。如果不重组食利金融化的经济，使它回归工业资本主义最初的商业计划——即市场摆脱食利收入，正如古典经济学家及他们区分价值与价格、从而区分租金与工业利润所倡导的那样——特朗普的计划将无法使美国再工业化。事实上，它有可能将美国经济推向萧条——当然，对90%的人口而言。
因此，我们正在面对两种对立的经济哲学。一方面是美国和大多数其他成功国家所遵循的最初的工业计划。它是基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强有力的政府监管的古典计划；关税保护不断上涨的工资并提供了公共收入；经济中充满利润机会来创建工厂和雇佣劳动力。
特朗普没有计划重新创建这样的经济体。相反，他倡导的是对立的经济哲学：缩减政府规模、削弱公共监管、私有化公共基础设施，并废除累进所得税。这正是新自由主义计划，它增加了工业的成本结构，并加剧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特朗普将这个计划歪曲为支持工业，而不是工业的对立面。
在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同时征收关税，只会令经济继续暮气沉沉：工业生产背负着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这是由于国内房价上涨，加上劳工需要从已经私有化的公用事业那里购买医疗保险、教育等服务，而这些公用事业过去以补贴价格来提供通讯、交通和其他基本需求，而非榨取金融化垄断租金。这将是一个失去光泽的镀金时代。
虽然特朗普可能真心希望让美国再工业化，但他更专注的目标是为他的捐款阶层减税，并幻想关税收入可以为此买单。可是许多贸易已经停止。等到更正常的贸易恢复并从中产生关税收入时，大范围的裁员已经发生，受影响的劳工将进一步陷入债务拖欠的困境。美国经济并不会因此而处于更有利于再工业化的位置。
地缘政治维度
特朗普与各国逐一谈判，以恢复其美国市场准入来换取经济让步，这无疑将导致一些国家屈服于其胁迫策略。事实上，特朗普宣布超过75个国家已联系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但某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在寻求替代方案，以摆脱美国将贸易依赖武器化来勒索让步的做法。各国正在讨论联合起来创建规则不那么混乱无序的共同贸易市场的选项。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将是，特朗普的政策使美国在冷战征途上又迈出一步，把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包括其一些欧洲卫星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之外。美国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它被抛回到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其最强的经济优势上：即在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方面实现自给自足的能力。但它已经自我去工业化了，除了承诺如果其他国家同意让美国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就不伤害它们、不扰乱它们的贸易、不对它们实施制裁之外，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
试图扩张帝国的国家领导人的傲慢狂妄古已有之——他们的报应也是如此，而报应通常就是他们自己。在第二次就职典礼上，特朗普承诺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卷一，53）讲述了克洛伊索斯（Croesus）的故事，他是吕底亚（Lydia，约公元前585-546年，位于现今土耳其西部和爱奥尼亚地中海沿岸）的国王。克洛伊索斯征服了以弗所（Ephesus）、米利都（Miletus）及邻近的希腊语地区，获得了贡品和战利品。他成为当时最富有的统治者之一，尤其以其金币闻名。但这些胜利和财富导致了傲慢和狂妄。克洛伊索斯将目光投向东方，渴望征服居鲁士大帝统治下的波斯。
当时的德尔斐神庙香火鼎盛，来自该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云集。克洛伊索斯捐赠了数量可观的金银后，祈求神谕询问他计划的征服是否会成功。皮提亚（Pythia）女祭司回答说：“如果你对波斯开战，你将毁灭一个伟大的帝国。”
克洛伊索斯大喜过望，于公元前547年左右出发攻打波斯。他向东进军，攻击了波斯的附庸国弗里吉亚（Phrygia）。居鲁士发动了一场“特别军事行动”击退了克洛伊索斯，击败了他的军队，俘虏了他，并趁机夺取了吕底亚的黄金来发行波斯金币。所以，克洛伊索斯确实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他自己的帝国。
快进到今天。就像克洛伊索斯希望为了他的金币而去夺取其他国家的财富一样，特朗普希望他的全球贸易侵略能使美国榨取其他国家的财富，并加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以此对付其他国家旨在去美元化、创建替代方案来进行国际贸易和持有其他外汇储备的防御性举措。但特朗普的侵略姿态进一步削弱了外国对美元的信任，并且对美国工业的供应链造成严重中断，导致国内生产停滞和裁员。
在特朗普暂停关税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飙升，投资者曾希望得以恢复常态，但当清楚地看到他仍然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对中国则是高得离谱的145%）时，指数又回落了。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他对贸易所造成的激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特朗普于4月3日宣布的关税，加上随后他声称这只是他的最高要价，将通过双边逐国谈判来榨取经济和政治让步（并可由特朗普酌情进行更多更改）的声明，已经取代了对所有国家都一致且具有约束力的一套规则的传统观念。他要求美国在任何交易中都必须是“赢家”的主张，已经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如何看待自身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逻辑正在浮现，它将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中美贸易被冻结，甚至可能瘫痪，中国以自己的关税和出口管制做出了回应。中国似乎不太可能取消对美国供应链至关重要的许多产品的出口管制。其他国家正在寻找摆脱对美国贸易依赖的替代方案，重新建立全球经济秩序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包括防御性的去美元化政策。特朗普朝着摧毁一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翻译：黄钰书）
【1】本文主要论点参考我的 《美国的保护主义起飞，1815-1914：被忽视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派》（ISLET，2010），书中我回顾了指导美国崛起成为工业强国的政治态势和经济理论。
【2】三个一般生产要素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但我们最好从收入接受者阶级的角度来考虑这些要素。资本家和工人扮演生产性角色，但地主收取地租却不提供生产性服务，因为他们的地租是“睡着也能赚到”的不劳而获收入(unearned income)[译注：一般译非劳动收入。但这样容易让人误会是专指工人的工资而排除了资本的经营收入。古典经济学中资本的经营和劳动通过工作的收入都属于earned income，与不劳而获的食租收入对立。
【3】与旨在以牺牲其他经济部门为代价快速获利的短期贸易信贷和股票市场的英国体系相比，德国在建立政府、重工业和银行业的共生关系方面比美国走得更远。主张这种体系的经济学家将所依据的逻辑称为“货币的国家理论”（State Theory of Money）。我在《杀死宿主》（Killing the Host，2015，第7章）中有详细说明。
【4】美国的去工业化也源于美国的政策（始于卡特，在克林顿时期加速）推动将工业生产外移到墨西哥、中国、越南和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利用了本土主义情绪，反映了这项蓄意使美国去工业化的美国政策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移民政策与美国工业起飞时期的政策相反，后者鼓励接纳移民作为劳动力来源——不仅是逃离欧洲压迫性社会的技术工人，也包括在建筑业（男性）和纺织业（女性）工作的低薪工人。但今天，通过直接迁往过去为美国提供工业劳动力的移民来源国，美国工业已无需将他们带到美国来。
【5】白宫指出，特朗普对中国新增的125%关税是附加在现有的20% IEEPA（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之上，使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达到了高得无法支付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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