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25年7月16日，“人民世界”网站发表文章，深入报道了纽约州众议员马姆达尼在市长初选胜利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政杂货店计划。文章揭露了当前美国食品价格飙升及资本市场巨大利润背后隐藏的矛盾，指出公共食品供应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驳斥了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借红色恐慌炒作的谬论。
一个社会主义杂货店的幽灵在纽约游荡
继6月24日州众议员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赢得民主党市长初选后，富人和权贵陷入了疯狂的恐慌之中。对他们来说，所谓“可怕”的政策提案之一，就是承诺创建五家覆盖全市的市政杂货店。
企业媒体不断散布典型的“红色恐慌”宣传，抹黑马姆达尼所有受欢迎的平价政策计划，甚至包括他提出在这座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庞大城市设立五家市政杂货店的方案。《纽约邮报》将这些市政杂货店比作苏联式的超市。
曼哈顿杂货连锁店格里斯蒂德斯（Gristedes）和达戈斯蒂诺超市（D’Agostino Supermarkets）的老板、总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卡西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多次将马姆达尼比作卡斯特罗和查韦斯。《华盛顿邮报》则将他的诸多政策描绘为“工人天堂”的空中楼阁式幻想。
杂货价格成为政治问题
2020年至2024年间，美国食品价格上涨了23.6%，加剧了工薪阶层家庭的压力。这一涨幅伴随着杂货行业猖獗的哄抬物价和价格操控现象。
与此同时，大型食品零售商和批发商的财务业绩显示，这些成本上涨转化为可观利润，其股票在2025年上半年大幅上涨。例如，“萌芽农场市场”（Sprouts Farmers Market）股价上涨29.1%，“比杰斯批发仓储俱乐部”（BJ’s Wholesale Club）上涨20.4%，“乡村超市”（Village Supermarkets）上涨20.1%，“克罗格公司”（Kroger Company）上涨16.4%，“沃尔玛公司”（Walmart）上涨8.7%。
这些公司在持续赚取创纪录利润的同时，也通过将小型商店挤出市场、控制更大份额的市场来巩固自身权力。直到1990年代，大多数人还在当地或区域杂货店购物。如今，仅“沃尔玛公司”（Walmart）、“好市多”（Costco）、“克罗格公司”（Kroger Company）和“阿霍德·德尔海兹集团”（Ahold Delhaize）这四家公司就控制了65%的零售市场。
这种资本集中固有的趋势不仅限于零售业，还影响到食品系统的各个方面，从农业、制造到配送和销售。
公共杂货店蓝图
马姆达尼整个竞选围绕纽约市的负担能力危机展开。纽约近四分之一居民生活在粮食不安全的家庭中。民调显示，85%的市民表示杂货价格比去年上涨，91%的人对食品价格上涨感到担忧。令人震惊的是，66%的纽约人支持建立公有杂货店，其中54%的共和党人也持支持态度。
马姆达尼的方案提议设立五家由市政府拥有和运营的杂货店，分别覆盖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这五家店将免除租金和财产税，从集中仓库以批发价进货和销售，并与当地供应商合作保持低价。
最重要的是，这些商店无需盈利，从而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在竞选期间，马姆达尼将这一计划形容为“农产品的公共选择”。该计划的总成本估计为6000万美元——在这座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城市中相对适中。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数据清晰表明：“当公共部门介入纠正基本商品供应中的市场失灵时，消费者将受益。”
制造恐惧的企图
尽管右翼和企业媒体试图通过将该计划与所谓的“专制”政权相提并论来制造恐慌，但类似的举措早已存在于美国，且已行之有年。
由大型企业运营的现代超市是美国生活中较新的部分。在大萧条时期，芝加哥和孟菲斯等地合作社非常普遍。新政期间建立的多个绿带社区都设有公共杂货店。这些店铺源于生存需求，并为资本的利润驱动逻辑提供了替代方案。
目前，美国军队的每个部门都运营自己的公共杂货系统，称为交换所或军需品商店（Post Exchange，简称PX），其中包括免税的军需品供应点和提供必需品的商店。该系统拥有236个地点，年收入超过46亿美元，其规模和效率堪比主要全国性杂货连锁店。
在一些小城镇也有成功的案例。在堪萨斯州，坎尼、埃里和圣保罗等社区曾运营公有杂货店。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和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等大城市也尝试过市政经营的杂货店。
反击企业控制的杂货体系的努力不限于美国——全球范围内也存在许多成功的模式。
格陵兰拥有67家国有杂货店
例如，格陵兰政府拥有67家名为皮勒苏索克（Pilersuisoq）的杂货店。其官方使命是：“我们负责以尽可能优惠的价格向客户供应精选的杂货和消费品。格陵兰国家商业公司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确保我们支付的产品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保持平衡。”
在玻利维亚，国有机构食品生产支持公司负责管理食品供应并稳定价格。它在拉巴斯储备粮食，将谷物加工成食品，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城市低收入家庭销售。
巴基斯坦国家支持实用商店公司拥有5500多个门店。该公司向数百万贫困人口供应政府补贴的杂货和家居用品。小麦粉、酥油、扁豆、糖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售价比市场价低15%至30%。这些商店在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改革打击前，曾是稳定价格的重要力量。
保加利亚议会最近批准了一项计划，建立政府拥有的带价格上限的杂货连锁店。农业部长乔治·塔霍夫（Georgi Tahov）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改善那些目前附近没有购物选择的市民获取基本商品的途径。”
这些由公共补贴或政府拥有的杂货店案例，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在国家干预以支持贫困社区、保障基本商品获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进一步证明公共杂货模式既有效又具政治现实意义。
为什么统治阶级惊慌？
这些例子清楚表明，公共杂货系统不仅可行，而且已有成功案例。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富人和权贵会对如此温和的改革感到如此害怕？
右翼和企业界的巨大反应值得深入调查。该计划并未打算关闭私营杂货店、对它们实施价格管控或将其所有权收归公有。马姆达尼的方案仅是一个试点项目，为每个行政区提供一个公共选择——共五家店，服务于超过八百万人口。
如果企业和“自由市场”真比公共项目更高效，那么这些公共杂货店理应自行失败，最终被历史淘汰。如果我们不断被告知社会主义“行不通”，为什么不让它自我崩溃——除非他们害怕它真的可能成功。
那些靠我们的劳动和国家集体资源获利的人们，必须依赖已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谎言：“别无选择”。认为只有允许富人不断积累更多利润，社会才能运转的观念，是令这些人对马姆达尼及其类似计划感到恐惧的根本原因。
迈向食品正义
尽管富有且强大的企业仍牢牢控制食品产业的各个环节，但美国工人阶级可以开始削弱这一霸权控制。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在联合国投票反对将食物列为人权，美国人民却压倒性地认为食物应当是人权。
食品正义的政治将通过群众斗争锻造。推翻利润驱动的食品体系需要巨大的集体努力。这些计划最终会以何种形式实施——我们如何确保健康食品成为所有人的保障权利——将需要不断的试验、组织和坚持。有一点是肯定的：资本家绝不应掌控食品供应。
借用伟大政治学者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的话，资本主义不是为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设计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核心目的是为所有者创造利润，其他人类价值要么次要，要么与此目标相矛盾。
争取公共杂货店的斗争，只是更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小战线，争取建设一个把人民需求置于利润之上的社会。如果我们想要一个食物是权利而非商品的未来，就必须为此组织起来。马姆达尼的当选将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马域骞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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