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琦译注：最近雅各宾上有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加更一期。本文是Vivek Chibber在《雅各宾》杂志十五周年演讲。在当代美国左翼知识分子里头，Chibber是个刺头。无论他对雅各宾、交叉性和马卓然转变的评价是否公允，这篇文章还是值得推的。作为一个整理过的演讲，这篇稿子相对连贯地整理了他的政治观点。
哦对，本文并非逐字稿。
左翼的重新浮现
能在《雅各宾》杂志十五周年之际发表演讲，我深感荣幸。在如今的环境下，任何一本杂志能存活如此之久，都堪称奇迹。而一份左翼杂志不仅存活，还能不断发展壮大、越办越好……毫不夸张地说，《雅各宾》是当今全球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左翼杂志。
如今的时代与杂志创刊时已截然不同。《雅各宾》创立之初，美国乃至全球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迹象。我们只能从“占领运动”和“阿拉伯之春”中看到一丝微光。但真正的转折，始于2016年伯尼·桑德斯总统竞选的爆炸性崛起。从“占领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算起，十五年来事态接连发展，一度沉寂已久的左翼逐渐重回公众视野。
随着这些变化的展开，至少对我们这些左翼人士而言，有一点变得清晰：一场双重变革正在发生。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我们首次能真切地说，主导性的积累模式——即新自由主义——正陷入危机。这一现象堪称非凡。就在五六年前，它还看似是不可撼动的自然力量。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格言“别无选择”(TINA)——适用于现代自由市场世界的恰当描述——直到2009年似乎仍站得住脚。
双重危机
但到2016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正处于一场无人预料的真正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至今仍在持续，是意识形态危机，或称合法性危机。无论其他方面发生什么，有一点很明确——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也是如此——新自由主义已在公众层面完全丧失合法性。
为何会这样?答案显而易见。引发“占领运动”、搅动文化领域的同一股力量，也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崩塌——那就是席卷发达世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富差距。我们这代人从未见过如此悬殊的不平等，上一次如此还是20世纪初。
第二个层面，当然是经济增长放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世界的经济节奏在一次次商业周期中逐渐放缓，这一趋势明确无误。积累率下降，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率也同步下滑。结果就是“低速增长型资本主义”：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持续下降，而财富却以令人作呕的方式向顶层集中。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新自由主义推行三十五年后，其在民众中的合法性和支持率大幅丧失，这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并非意味着它曾经拥有过多少合法性。一些持底层立场的知识分子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存续，是因为它赢得了民众的同意。但它从未获得过这样的同意。它所获得的只是一种不情愿的接受——因为民众看不到其他选择，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对社会秩序的敌意只是个人感受，只有自己才有这种想法，其他人似乎都很满意。
“占领运动”本身虽未催生具体的政治议程，却向所有人揭示了一个事实：他们的不满并非个例，其他人也同样不满。于是，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顺从，转变为了反抗。
这便是意识形态危机。与之相伴的，是一场政治危机。尽管政治阶层——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主导政党——知道这场危机正在发生，却无法提供替代方案。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企业主子对替代方案毫无兴趣。
于是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局面——正如上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言——旧秩序正在消亡，新秩序却尚未诞生。这正是伯尼·桑德斯运动兴起时我们所处的状态，而我们如今依然身处其中。
在这样的局面下，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左翼复兴的天赐良机。经济体制的危机本可以转化为工人动员的新时代，我们许多人也曾期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会看到，左翼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沉寂后重新焕发活力。这正是今天在场各位大多参与其中的事业。
重新起步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如今所投身的，与其说是左翼的复兴，不如说是重新起步。我们必须在不存在相关机构的地方，拼凑起机构。我们不仅要拼凑这些机构，还要在左翼内部进行一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知识、意识形态和政治论证。
如果说今天的挑战最适合用“重新起步”来描述，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迫使我们从头开始?这样做面临哪些挑战?在踏上这一征程时，前进的道路又是什么?
我所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伴随着另一个持续的过程——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近百年来建立的机构遭到拆解和陷入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发达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英语国家，我们看到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不仅迅速被拆解，那些建立并捍卫这一福利国家、为之奋斗、并长期维系它的工会和工人阶级组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工会及所有围绕工会运转的组织正在被拆解。与此同时，领导工人阶级斗争超过七十五年的政党——无论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工党——全都被掏空了。这种“掏空”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不再明确是工人阶级政党;其次，它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纵向联系被切断了。
这种联系的切断，部分是因为这些联系依赖工会的支持和组织——随着工会被拆解，联系也随之消失;但另一个原因是，这些政党已经背离了它们曾经投身的历史承诺和斗争，本质上变成了治理型政党。
于是，上层政党与底层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民主党从未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确实与工会运动有着微弱却真实的联系，而这些工会在工人社区中为它提供了某种文化和政治锚点——但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联系也消失了。
因此，当21世纪初和21世纪10年代，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呼声开始出现时，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建制派的危机，还有一个左翼——此时的左翼——与它一百年来一直关联、认同的选民群体完全失去了锚点。当然，这是缺乏任何有组织反抗表达的结果。但它也有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体现：不仅现存的左翼未能组织其阶级选民，这一选民群体的核心地位本身也受到了质疑。
到21世纪初，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发达世界出现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段完全没有阶级斗争的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回顾历史记录，每二十五到三十年，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就会出现一波工人阶级动员浪潮。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美国乃至欧洲工会运动的瓦解，我们看到，明确由工会领导的运动和大众动员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减少。
其结果是，自工会运动诞生以来，我们首次失去了主要的政治教育机制。每一代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和政党积极分子，都会通过每二十五到三十年一次的运动，吸纳并教育下一代。他们不必从零开始学习，部分知识来自领导上一轮运动的人;左翼的政治学习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经过四十年完全没有斗争的时期，这一传统消失了。传统的消失还带来了一个问题——政治领域厌恶真空。仍然存在政治话语，仍然有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某种形式的左翼姿态。但这是第一次，这些完全来自精英机构——大学和非营利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在“占领运动”和伯尼·桑德斯之后，当左翼开始重新振作时，人们不再清楚“左翼立场”意味着什么。曾经由工会运动、工人活动家、阶级斗争工会主义者占据的空间，如今被教授、非政府组织-大学复合体、政客和记者占据。
由于不再直接理解或联系工人阶级，左翼不仅退回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身份政治”，还开始质疑阶级组织在左翼的核心地位。除此之外，左翼还质疑社会主义者秉持的普遍主义、支撑其社会分析的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视为核心挑战的定位，以及左翼组织的核心焦点。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而且是在激进主义的旗帜下明确消失的。因此，左翼不仅在组织和政治上衰弱，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混乱。如今依然如此。
这是现代史上第一个需要为阶级的首要地位进行论证的左翼。当你这样做时，你应该预料到会受到来自左翼内部的攻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后果。如今的许多左翼人士，仍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他们没有能力挑战新自由主义，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普通工人成为核心政治行动者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必须重建其政治项目的支柱——无论是组织上、机构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不仅仅是复兴它们，而是在真正意义上重新构建它们。我们必须建立——不是复兴，而是建立——曾经将左翼与其历史选民(即工人)联系起来的机构和政治视野。
找到我们的方向
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将自己从过去十五年来定义激进政治的交叉性、身份认同等迷雾中解脱出来。这一直是《雅各宾》杂志的核心使命之一。这也是它成为左翼不可或缺的喉舌的原因——若不关注工人的生活和处境，这项事业就会一事无成。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工人并非全是白人，也并非全是男性。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异性恋白人男性，就像那些“激进分子”喜欢假装的那样。按照现在的趋势，美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很快就会变成女性和有色人种。
对他们来说，日常的生计斗争、住房斗争、医疗保健斗争定义了他们的存在。因此，《雅各宾》杂志致力于捍卫和推进的知识项目，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一本杂志能做的有限，但仅这一点就已经意义重大。
由于左翼已经偏离了阶级的语言和政治——偏离了对经济诉求的优先关注——转向了身份和文化，因此能够利用这场危机的不是左翼，而是极右翼。因为极右翼明白左翼已经遗忘的一点：如果你走向民众，谈论他们当下的经济状况，无论你用多么可怕的话语包装，只要你说你关心他们的工作、福利和权益，他们就会向你靠拢。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基本上是在重新起步。不仅要重建那些已经衰败、被允许崩溃的机构，还要至少重新获得社会主义者曾经拥有的，清晰的自我定位——明确你的选民是谁、你试图组织谁、你组织起来反对谁。
马卓然的成长曲线
但好消息是，在失败、混乱和堕落的背景下，一场非凡的政治学习过程也在发生。正因为身份政治及其激进的“觉醒”变体显然徒劳无功，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明白，整个交叉性文化对进步主义传统的目标而言，是一条政治死胡同。
最明显的迹象，莫过于马卓然竞选的非凡成功。
马卓然的竞选，非凡地印证了社会主义者曾经的常识性洞见：在经济问题上理清思路。你想团结民众吗?你想组织一个包含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性取向的工人阶级吗?他们都是工人。他们的共同点是经济处境。聚焦这一点。
桑德斯一直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无论你问桑德斯什么问题：“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他会说：“60%的美国人只能靠薪水度日，入不敷出。”问伯尼·桑德斯：“你出生在什么日期?”他会说：“事实证明，全民医保是解决这个、那个以及其他问题的唯一办法。”从未有人像伯尼·桑德斯这样，如此单调却精准地聚焦核心。
五年前的马卓然，还是一个非常精英化、与世隔绝的身份认同型美国左翼人士，那种活跃于校园政治的人——与桑德斯文化截然相反。但如今，在他竞选纽约市长的过程中，在他的公众形象中，我们看到了一场戏剧性的、几乎令人惊叹的转变。四年前，他身上体现了我所批判的许多东西。但如今，他成了桑德斯式的社会主义者，将竞选的核心放在工人的经济状况上。
他成长为如今的样子，非凡地印证了左翼的常识。这表明，一个人完全可以从所谓的“觉醒激进文化”的深渊中走出来，认真对待真正的政治，开展大规模竞选——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城市之一的下一任市长。
无论未来面临什么挑战，仅这一点就既体现了这场新兴左翼运动的快速成熟，也预示着未来的希望。因此，在演讲的剩余部分，我想聚焦于我们在建设这场新兴左翼时面临的任务和需要应对的问题。
未来的任务
这场“新-新左派”或者“新-老左派”运动——无论你怎么称呼它——的核心特征是，它在组织和政治上受到我所阐述的那些因素的制约：它在工人阶级中仍然没有组织、文化或机构层面的锚点。
因此，它争取政治进展的方式纯粹是通过选举领域。通过发布信息——幸运的是，马卓然在发布政治信息方面是一代天才——向民众表明，这里有人愿意为他们奋斗，然后有望为推动这一议程的颁布和立法而努力。
但毫无疑问，过去六到八年里，左翼的每一次政治成功都纯粹是选举层面的。这些成功——无论程度如何——都没有伴随工人阶级机构的相应发展。这使得他们将选举视为政治的核心，高度聚焦于选举。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复兴的左翼想要继续前进、取得更多进展，就必须改变这种观点。必须将选举主要视为建立阶级组织的工具、垫脚石，而不是主要的政治工具。
你可以在各地赢得选举。但我认为，若没有底层强大的组织，要长期维持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些组织，你就无法与选民建立直接联系。相反，你必须依赖媒体。而媒体的本质——由控制生产资料的力量所控制——是既定的。无论你通过社交媒体、油管、抖音等平台进行多少流量，赢得意识形态斗争都将非常困难。
这不仅是因为资本家在资源上占据优势，还因为“信息传递”是一门非常、非常不完善的学问。它甚至算不上一门学问，最多只是一门艺术。若你从三万英尺的高空发布一条信息，就很难预测接收者会如何解读和吸收它。
如果你在各地——或许是明尼阿波利斯，或许是密歇根州或缅因州——赢得了选举胜利，在我看来，你必须将这些胜利用作跳板，建立你的锚点，并将其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首先，你必须通过建立工会来实现这一点。
左翼从未有过不与工会合作就能持续成功的先例。原因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会能赋予你对抗资本的力量——我说得好像这是一件小事。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但还有其他一些人们可能不会立即想到的方面。工会有助于构建你试图纳入选举策略的阶级认同。工会能增强人们不仅对其组织、也对彼此的信心。工会能赋予他们集体使命感。一个聚焦选举而忽视工会的左翼，迟早会失败。
原因很简单。一旦你赢得选举，整个统治阶级都会联合起来反对你。他们会在经济领域发动攻击。他们会确保你的政府无法运作。
如果你与你试图代表的民众没有持久的面对面联系，他们当然迟早会转而反对你。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你的当选，会被等同于治理质量、经济状况甚至他们生计的急剧恶化。
如果你确实赢得了选举，这必须只是重建组织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你必须建立一个机制，不仅仅是每两年或四年敲门一次，不仅仅是为了告诉你的选民为什么你的候选人更好。这个机制必须与你试图吸引的民众住在同一个社区。必须每天与他们交流。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你才能阐述一项议程。而这项议程不会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传递下来。他们会将其视为自身利益和愿望的表达。他们会为这项议程而奋斗，因为它来自他们自身。
如果我们将选举主义定义为通过选举寻求权力，那么它对左翼来说前景非常有限。当然我们现在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因为左翼目前的能量都集中在这里。但在我看来，它必须被视为迈向更持续战略的一步——重建左翼在20世纪七八十年来在工人阶级内部的那种存在。
其次，在某个时刻，你必须认真对待政党问题。目前，社会主义者正尽最大努力利用民主党、公民投票倡议和独立政党路线。但在某个时刻，你必须拥有一个政党。或许不是为了参加选举——在美国，作为第三党参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为了组织工人阶级，政党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政党中，要有干部队伍，干部必须致力于一项政治纲领，而不仅仅是模糊地表示“我想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个政党必须开展全国性运动。
如果你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那么没有工人阶级政党——而不仅仅是有一些工人参与的社交俱乐部——就从未有过哪怕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进步。最后，我想用这一点来结束。要实现这一目标，要启动这一过程，还面临着一项知识挑战。
新自由主义黑暗时代的四十年，将激进左翼驱赶到了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在那里，社会主义者身处一个充满敌意和陌生的环境：一个他们不断因对这个“缺乏敏感”、对那个“缺乏敏感”、“简化”了这个、“本质化”了那个而受到攻击的环境。从我在21世纪初的观察来看，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政治失去了极大的信心。
如果我们想要前进，如果在民粹主义左翼之外，社会主义左翼真正复兴，我们就必须再次自信地拥抱那些曾经定义社会主义左翼的承诺和原则。你有一套理论，名为马克思主义。无论它有什么缺陷，它仍然是目前最好的理论。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如果你看到缺陷，就发展它、修正它。它是一个研究项目。找出其中的问题并加以修正，而不是为之感到尴尬。
你必须致力于普遍主义。没有对各地所有压迫的普遍主义反对，就没有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有色人种中，还是在全球南方。你必须停止将其视为舶来品。你必须停止将其简化为关于仪式和习俗的可爱故事，关于其拥有不同宇宙观和时空概念的故事。你必须意识到，这些皮肤较黑的人与美国白人和欧洲白人追求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过去三十年来，一种名为“后殖民理论”的东西能够将自己呈现为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它所做的不过是复兴19世纪的种族主义，这是一种耻辱。你必须回到古典左翼的普遍主义。
你需要明白，真正的政治基于唯物主义——这意味着你根据人们的物质利益制定你的纲领，而不是基于一种氛围或价值观。你为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物质需求而奋斗，对此，阶级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自称左翼、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却无法接受唯物主义和阶级政治的核心地位，那你就来错了地方。
没有不优先考虑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治。因为即使对于性别和种族等社会身份，你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比如你要反对种族主义，你是要优先处理有色人种精英面临的挑战，还是有色人种工人面临的挑战?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反种族主义”。存在富人的反种族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反种族主义。如果你真的想改善受种族压迫的工人女性和工人男性的生活，你就必须拥有阶级斗争赋予你的影响力。如果你持左翼立场，就不能回避阶级的核心地位。
最后，明确说出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我们会经历社会民主主义阶段，这将是一个绕不过的中转站。但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民主的、自由的、普遍化的社会主义。
这些承诺曾经是左翼的常识。如今却成了异类。你仍然必须为它们而奋斗、为它们的合法性提供论证。除非我们将它们置于我们知识项目的核心，否则我们推进政治项目的努力将会受到阻碍。
我很乐观。马卓然的胜利是一个分水岭。它重振了桑德斯竞选引发出来，但在过去几年中失去动力的进程。
我们在组织和政治上最大的挑战，是利用这些选举胜利重建左翼与工人的联系。在知识层面，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回归并完善源自阶级分析的分析框架——对此，最好的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参加《雅各宾》杂志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有些人能参加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因为对于左翼推进这一事业而言，没有比《雅各宾》更好、更重要的喉舌了。
来源：
https://jacobin.com/2025/11/neoliberalism-working-class-mamdani-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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