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深宅的冬日(一)
1970年的冬天，北方的风似乎比往年更冷一些。
那不是一种寻常的、刺骨的寒冷，而是一种干燥的、无处不在的、仿佛能穿透一切屏障的清冷。它从西伯利亚的荒原吹来，越过光秃秃的山岭，掠过这座古老城市的天际线，最后盘旋在那些高大、肃穆的红墙上空。我的围巾裹得很紧，但那风似乎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我的衣领，让我从心底里打个寒颤。
就在那个冬天，我接到了通知。一纸薄薄的调令，却重若千钧。
当我骑着自行车，穿过落满了枯叶的街道，去往那个即将决定我未来命运的谈话地点时，我的大脑几乎是空白的。通知上的字眼很简单：“组织决定，调你到‘里面’去工作。”
“里面”。
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来说，既熟悉又遥远的词汇。它意味着最高标准、最严纪律，以及……最崇高的使命。我将要见的，是那位我曾在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的、一生致力于理想的巨人，是那位诗词中“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象征。
我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那是一种混杂着敬重、激动，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紧张的情绪。激动，是因为我，一个如此平凡的个体，竟然有机会去到那个传奇的中心。敬重，是因为那是一个几乎被塑造成神话的名字，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开创，代表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意志。
而紧张，则是源于对未知的恐惧，更是源于对这种“神话”的敬畏。我曾在长途交通工具上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在那些飞驰的列车上，我远远地见过他。他总是那么高大、从容，穿着朴素的中山装，站在车窗前，或者是在月台上短暂地散步。他的身边总是簇拥着人，但他仿佛又总是孤独的。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仿佛一切风浪在他面前都不过是江河入海前的小小波澜。
那时的我，只是一个远远的、在人群边缘的仰望者。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走得这么近。
谈话很简短，纪律很严格。不能多问，不能外传，绝对服从。我能做的，只是不断地点头，心中默念着那些规章制度。当我从那个严肃的办公室走出来，重新站立在冬日的寒风中时，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还是我，但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似乎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
几天后，我被一辆车接走，穿过了那道寻常百姓无法靠近的厚重门禁。
车子在寂静的院落里穿行，两旁的松柏在寒风中肃立，像是一排排沉默的卫兵。这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车轮碾过薄冰的“咔嚓”声。与外面那个热火朝天的世界相比，这里仿佛是另一个时空。
当我真正走近他，走进他晚年生活的那个空间——住所旁的简朴居所时，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所有的想象，在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
那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甚至有些陈旧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混合着旧书、烟草和轻微药水味的气息。光线并不明亮，厚重的窗帘挡住了大部分冬日的阳光，只在地上投下了一小块光斑。
然后，我见到了他。
他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在灯下奋笔疾书，或者是在地图前指点江山。他只是安静地靠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旧毛毯。他的头发已经稀疏，但梳理得还算整齐。他没有看我，目光似乎正停留在一本摊开的线装书上，但他并没有在阅读，只是在沉思，或者说，只是在休息。
那一刻，我之前所有的敬畏、激动和紧张，瞬间被一种更复杂、更酸楚的情感所取代。
我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领袖。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77岁高龄、正在与身体衰老搏斗的老人。
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这就是我将要服务的人。
我曾在专列上见过的那个高大、从容的背影，此刻在我的眼前，显得如此的疲惫和瘦削。那些报纸上、画像上、口号里光芒万丈的形象，与眼前这个需要人照顾起居、甚至连翻书都显得有些吃力的老人，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
我意识到，我之前所有的心理建设，都只是针对那个“巨人”的。而现在，我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病人”。
我的工作，从1970年到1976年，整整六年。
这六年，我目睹了他生命最后的光芒，也见证了那光芒如何被岁月的风沙一点点侵蚀。这些记忆，沉重得让我几乎无法独自承受，却又真实得如同昨日。
我开始学习我的新工作：如何在他失眠时保持绝对安静，如何在他需要时递上一杯精确温度的茶水，如何在他翻身时不惊动他，如何在他阅读时为他调整灯光。我的世界，缩小到了这间屋子，缩小到了这个老人的呼吸和心跳之间。
我不再是那个远远的仰望者，我成了一个近距离的见证者。我见证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被禁锢在日渐衰朽的躯壳之中;我见证的，是那不屈的意志，如何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与那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行着顽强的、无声的抗争。
那个冬天很冷，但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不知道，我即将用我六年的青春，去陪伴一个巨人，走完他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一段“长征”。
一道门槛，无声的较量(二)
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是那个运筹帷幄、脚步矫健的统帅。是那个在延安窑洞前沉思，在西柏坡指挥千军万马，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生的巨人。我们习惯了他代表着力量、坚定和无所不能。
但现实的冲击，来得如此迅猛而残酷。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有丝毫的留情。
那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活动。那天的天色很阴沉，和所有人的心情一样。他决定要去，这个决定有些突然。
对于他晚年的身体状况，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尤其是腿，关节的折磨、肌肉的萎缩，让他每走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走路对他来说，早已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消耗”，一种需要调动全部意志力和体力去完成的“任务”。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我们心中都“咯噔”了一下。我们试图劝阻，用医生的医嘱，用天气的寒冷，用路途的颠簸。但他只是摆摆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微弱但清晰的声音说：“要去。”
他要去见他的老战友。那是一种超越了生死的承诺。
我们立刻忙碌起来。准备轮椅，准备氧气袋，准备厚重的大衣。每一个环节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生怕出现任何纰漏...
车，是经过改装的，已经尽可能地降低了门槛，铺上了防滑的地毯。一切都准备就绪，停在门外。
我扶着他，从房间里出来。
这是一段很短的路，从卧室的门，到院子里的车门，不过几十米。但在那一天，我感觉我们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他拒绝了轮椅。这是他最后的倔强。
他把大部分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我的手臂上，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手臂的颤抖。他不是在“走”，他是在“蹭”。左脚先拖出去一点，右脚再跟上，每一步都耗尽了力气。冬日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让他的脸色更显苍白。我能听到他因为竭力控制身体而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
我多想说：“老人家，我们坐轮椅吧。”但我不敢。我不能剥夺他此刻作为一个“战士”的尊严。
终于，我们“蹭”到了车门前。
那辆车的车门台阶，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轻轻一抬脚的事情。但对于他，那仿佛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司机已经打开了车门，恭敬地站在一旁。
我至今无法忘记那个画面。
他扶着车门，左腿抬起，试了一下。他的腿在半空中剧烈地颤抖，仿佛有千钧重负。他想把脚踏上那仅仅十几厘米高的台阶，但那条腿仿佛已经不听使唤，沉重如铁。
他失败了。
脚落回了原地。
他就那样停在那里，扶着车门，微微喘息。没有说话，没有呻吟, 也没有抱怨。
他就那样沉默地，与自己的身体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
整个院子，在那一刻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风停了，鸟也不叫了。只有我们几个人，围着一个老人和一辆车，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站在他身边，心如刀割。
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肌肉都在绷紧。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顿了顿，似乎想积蓄一点力量，再次尝试。
第二次。
他使劲把腿往上抬。我甚至能看到他因为用力，脖子上的青筋都微微显露出来。他用尽了意志，命令那条腿抬起来。
但是，那条腿，那条曾经走过千山万水的腿，那条曾经在长江风浪中搏击的腿，它“背叛”了他。
他又失败了。
他就那样停在那里。没有看我，也没有看任何人。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车门，望向了很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他是在看他戎马一生的过去?还是在看他无法预知的未来?
我只知道，那一刻，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英雄迟暮”这四个字背后的全部重量。那个曾经用脚步丈量过广阔大地的巨人，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伟人，如今，却被一道小小的车门台阶绊住了。
这种无力感，这种眼睁睁看着他衰老的痛苦，在那一刻，第一次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多想能替他承受这份沉重，我多想能把他抱上车。但我知道，如果我贸然行动，会比失败本身更伤害他的自尊。
“老人家……”我轻声地，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他没有回应。
最后，还是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角力”下去。我顾不上什么规矩和尊严了，我只知道，不能让他再这样消耗下去。
我上前一步，半蹲下身，用我的肩膀顶住他的膝盖，同时用尽全身的力气，连搀带扶，大声说了一句：“主席，上!”
我几乎是把他“托”上了车。
坐到车里后，他久久没有说话。他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仿佛刚才那一下，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
车子缓缓开动。车窗外的北京，冬日肃杀，一如我当时的心情。
我坐在他身边，不敢出声。我看到他紧闭的双眼，和那双因为用力而攥得发白的手。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的工作，不仅仅是照顾他的生活，更是要守护他最后的、摇摇欲坠的尊严。那道门槛，绊住的是他的身体，但又何尝不是绊住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三）
…被删，未找到…
特殊的眼镜与不眠的黄昏(四)
光明回来了。但那滴泪水，既是喜悦的释放，也像是为这“借来”的光明所付出的代价。
手术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唐医生在一个相对轻松的时刻，悄悄把我拉到一边，用一种专业而又充满人情味的口吻告诉我：“小张，你要有个准备。老人家的情况，不适合做彻底的白内障切除，风险太大了。我们只是把白内障‘压’到了白眼球下面。”
我愣住了。
他接着说：“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样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
七八年。
我听懂了这背后的含义。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带着安慰性质的期限。对于一个年近82岁、健康状况早已亮起红灯的老人来说，“七八年”几乎等同于“余生”。
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他连七八个月的“奢侈”都没有了。
重见光明，带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性”地阅读和工作。
那是一种近乎饥渴的、要把失去的时间全部抢回来的决绝。
医生规定，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
他一开始还勉强遵守。但那双刚刚重见光明的眼睛，又怎能忍受再次被“关禁闭”?十五分钟，对他来说，也许只够看完一份文件的标题。
很快，他就“不干了”。
“你们不让我看，是不是想让我当瞎子?”他带着小孩子般的执拗，又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我们无言以对。读书是他一生的命，是他思考和决策的动力。你让他活着，却不让他读书、不让他工作，这比让他死去还难受。
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能在医生的“禁令”和他“无声的抗议”之间，寻找一种妥协。我们默许了。
他又开始了那种日以继夜、不分黑白的阅读。批阅文件、读报、读古籍。仿佛要把那失去的一年多时光全都抢回来。
但“权宜之计”终究是“权宜之计”。他的视力其实并没有完全恢复，那被“压”下去的白内障，像一个潜伏的幽灵，依然在干扰着他的焦距。
而且他从不爱戴眼镜，那是他一生的习惯。他总是拿着一个放大镜。我们看他长时间举着那个沉重的玻璃放大镜，手会颤抖，就赶紧给他换了个轻便的。
但手术后，看书更费劲了。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不得不为他准备眼镜。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出现了：他看书总是在床上。
他太虚弱了，已经无法长时间端坐。他总是在床上，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正常的眼镜，会因为侧躺而被压迫，镜腿会硌得他太阳穴生疼，镜片也会歪斜。
于是，在医生的设计和我们的反复试验下，三副“特殊”的眼镜被制作了出来。
这是我记忆中最心酸的细节之一。
一副眼镜，“没有左腿”。专门供他右侧卧时戴; 一副眼镜，“没有右腿”。专门供他左侧卧时戴; 还有一副是正常的，供他偶尔在我们的搀扶下，坐在沙发上时用。
于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又多了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充满仪式感的任务——不停地给他换眼镜。
他常常在床上，专注地看着一份文件，许久不动。
“老人家，”我不得不轻声打断他，“您该换个姿势了，对眼睛不好，对身体也不好。”
他“嗯”一声，仿佛刚从深思中抽离。然后，他会极其缓慢地、吃力地翻个身，从右侧卧换成左侧卧。
我们就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一样，摘下那副“没有左腿”的眼镜，再轻手轻脚地，为他换上那副“没有右腿”的眼镜，确保镜片的位置正好对着他的瞳孔。
我常常看着那些奇特的、“独腿”的眼镜发呆。
它们冰冷、怪异，却又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它们无声地诉说着一个老人的固执、对知识的渴望，以及他身体的极度衰弱。这是一个何等骄傲和坚强的灵魂，才需要用这样“畸形”的工具，来维持他与世界的连接。
与这“报复性”阅读相伴的，是日益严重的失眠。
老年人本就觉少，而他，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睡眠对他来说早已是个大问题。
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依然长时间地睁着眼睛。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守在值班室，透过门缝，看着他房间那盏昏黄的台灯依旧亮着。我知道，他又失眠了。
他在想什么?
是在忧虑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是在回望自己金戈铁马的一生?还是在单纯地，感受着时间在衰老的身躯上流淌过的、冰冷的痛楚?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身体，已经渐渐无法承载他那依旧在高速运转的灵魂。
他对自己身体的衰败，是坦然的，甚至坦然得近乎残酷。
他曾对一位来访的老朋友客气地说：“您看上去很好。”
他摆摆手，非常直接地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像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
1976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一位来自邻国的老朋友。
会谈中，我站在他身后，清晰地看到，他的额头上在不停地冒汗。我知道，他非常不舒服了。他的心脏在抗议，他的身体在崩溃的边缘。
但他依然在坚持。他这一生，病得再重，也从不呻吟。他总是要保持着那份尊严。
那次会谈，只持续了三十分钟。当老朋友告辞后，他几乎是立刻瘫倒在了沙发上。
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他用最后的力气，维持着一个领袖的体面。但我们这些身边人，却看得到那体面背后，他所忍受的巨大痛苦。
那三副眼镜，那不眠的黄昏，那透支的会见，都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顽强的背影。
原文 /张女士
编辑 / 子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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