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使用亚速营标志，仅为批判性引用，旨在揭露其纳粹主义本质。本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接上文：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俄乌冲突——第二章：北约东扩与“华约西逃”——一个被扭曲的历史叙事
在关于俄乌冲突的讨论中，有一个被反复提及却很少被认真剖析的背景：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
对于亲乌叙事来说，“去共产主义化”是乌克兰摆脱苏联阴影、拥抱欧洲价值的“历史正义”。对于亲俄叙事来说，它是“数典忘祖”的背叛，是西方操纵的“历史政变”。两种叙事都把“去共产主义化”当作一个道德或文化问题来争论，却很少有人追问：它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工程?它的阶级功能是什么?它如何为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准备了意识形态土壤?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2015年4月9日。
一、法律文本：把共产主义与纳粹并列，意味着什么?
2015年4月9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关于乌克兰谴责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等极权主义并禁止宣传其标识》法案，连同其他几部相关法律，构成了所谓的《去共产主义化系列法案》。法案的核心条款是：将1917年至1991年的共产主义制度与纳粹制度相提并论，认定两者“使用了国家恐怖手段，具有犯罪性质”，因此在乌克兰禁止宣传和推广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标识。违反者将面临5到10年有期徒刑。
法案的适用范围极其广泛：象征性标志、街道名称、旗帜、纪念碑和纪念牌匾，甚至连企业以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统治时期领袖的名字命名也被禁止。
这个法律文本的阶级性质，从它选择“并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暴露了。
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纳粹主义是垄断资本在最反动、最野蛮阶段的产物，它的核心是种族灭绝、帝国主义扩张和法西斯专政。共产主义运动则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事业。把两者并列，不是“对极权主义的共同谴责”，而是用纳粹的罪名来给共产主义定罪——把一个阶级的解放事业，等同于另一个阶级的野蛮统治。
这不是“去极权”，这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叙事，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记忆进行法律层面的清除。
但这部法律的荒诞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与法西斯主义并列定罪。更讽刺的耳光打在法律的现实执行上：乌克兰的法律明文禁止纳粹标志，却纵容甚至武装了标准的新纳粹组织——亚速营。
这部法案名义上是“谴责纳粹和共产主义极权”，但在现实操作中，那些佩戴着纳粹“黑太阳”和党卫军“闪电”标志的极右翼分子(他们甚至还公然抱着希特勒的照片合影)，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被基辅资产阶级反动政权收编，正式纳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当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如敖德萨的共青团员瓦迪姆·帕普拉)因为高举红旗而被送进监狱或活活烧死时，新纳粹分子却穿着国家发的军装，拿着北约的武器，在顿巴斯前线屠杀平民。
(亚速营标志)
(亚速营创始人之一，代号“乌鸦”的尼古拉·克拉夫琴科)
一个把“反纳粹”写进法律的国家，却把纳粹编进了军队。这种法律与现实的精神分裂，恰恰暴露了基辅政权的阶级本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威胁寡头的统治;他们纵容纳粹主义，因为纳粹的屠刀可以用来砍向顿巴斯的工人阶级。在他们的逻辑里，反共才是“爱国”，反法西斯却是“叛国”。这就是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最黑色幽默的底色。
二、物理清除：拆除列宁像与改写历史
法律只是第一步。紧随其后的是对历史记忆的物理清除。
根据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的数据，在“去共产主义化”框架下，乌克兰共拆除了近2500座苏联时期的纪念碑，其中包括1300余座列宁像。到2017年，乌克兰政府控制的城市中已经“不存在任何一座列宁雕像”。超过900个居民点被重新命名，5.1万条街道被改名。
但拆除雕像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工程是历史叙事的系统性改写。
“去共产主义化”的核心逻辑，是把苏联时期整体定义为“极权统治”，从而切断乌克兰社会与社会主义遗产的一切联系。在这个叙事中，苏联红军解放乌克兰的历史被淡化或重新定性，而与纳粹合作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如OUN-UPA)则被重新包装为所谓的“独立斗士”。斯捷潘·班德拉——一个在二战期间短暂与德军合作、参与杀害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头目——竟然被抬升为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其形象出现在教科书、公共纪念和官方话语中。
(斯捷潘·班德拉)
这不是“还原历史”，这是用一套民族主义神话替换另一套历史叙事。它的功能不是让乌克兰人“更了解过去”，而是让他们与过去彻底切割——切割掉与苏联、与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联系。
三、从“假旗行动”到敖德萨惨案——去共产主义化的暴力底色
如果说“去共产主义化”的法律和雕像拆除是“文”的一手，那么2014年2月基辅独立广场的“狙击手事件”，则是“武”的开端。
2014年2月20日，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演变为流血冲突，数十名抗议者和警察在混乱中被狙击手射杀。基辅新当局第一时间将罪责归于亚努科维奇政府和俄罗斯。然而，大量证据指向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一段被泄露的、时任欧盟外交高级代表阿什顿与爱沙尼亚外长佩特的通话录音显示，佩特明确表示：“所有证据都显示，不论警察还是游行的人，两边都有人被狙击手杀害，两头下杀手的是同一伙狙击手。”渥太华大学学者2023年的同行评审研究，通过分析同步视频、数百名证人证词、14名狙击手的供认以及弹道轨迹，得出了更明确的结论：警察和抗议者都是被迈丹控制区内的狙击手屠杀的，这是一场为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而组织的“假旗行动”。法国地缘政治专家更是指认，狙击手是由后来成为乌克兰议长的安德烈·帕鲁比直接指挥的。
这场“假旗行动”的实质，是用鲜血制造合法性。当狙击手的子弹同时穿透警察和抗议者的身体时，流血冲突便无法避免。而流血冲突，正是推翻一个合法政府、建立新政权最有效的催化剂。这场以谎言和鲜血开启的政权更迭，为后续系统性的“去共产主义化”扫清了政治障碍。
而在这场政权更迭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迎来了怎样的命运?2014年5月2日，敖德萨惨案给出了答案。乌克兰共青团员瓦迪姆·帕普拉——一个17岁的少年，偶像正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参加了敖德萨的五一劳动节和反纳粹和平游行。他高举红旗，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游行队伍中还有乌克兰共产党的支持者、左翼人士和二战红军老兵。
(队伍中的瓦迪姆·帕普拉)
下午，混入人群的新纳粹分子开始对游行队伍发动无差别攻击。游行者被迫退入敖德萨工会大楼。新纳粹分子向大楼投掷汽油弹，大楼起火。帕普拉从窗口跳下逃生，摔断了腿，随后被新纳粹分子围攻，殴打折磨致死，遗体遭到残忍肢解。次日，他的母亲在儿子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遗体上，找到了一面整齐叠放在胸口的红旗。他离18岁生日还有两个月。
敖德萨工会大楼事件共造成46人死亡，214人受伤。死者中绝大多数是像帕普拉一样参加和平游行的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
而乌克兰当局做了什么?至今没有任何肇事者被定罪。调查指向“亲俄”示威者，对极右翼暴徒的追责则被系统性地搁置。
从基辅的“假旗”狙击，到敖德萨的纵火屠杀，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浮现出来：“去共产主义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和平的“历史清算”，它是一场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的、针对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力量的阶级清洗。当法律把共产主义定义为“犯罪”，当国家叙事把共产主义者描绘成“叛国者”，那么对共产主义者的暴力，就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一个17岁的少年，仅仅因为高举红旗、信仰共产主义，就被活活烧死、肢解，而凶手逍遥法外。这就是“去共产主义化”的真实面目!
四、金雕部队下跪：国家机器对执行者的羞辱与抛弃
“去共产主义化”不仅针对共产主义者，也针对旧国家机器中那些“不够忠诚”的人。
2014年基辅政权更迭后，新政府将金雕特种部队——一支奉命维持秩序的内务部部队——推上了审判台。在“平息民愤”的名义下，参与事件的金雕队员被强迫在电视直播前集体下跪道歉。随后，临时政府宣布解散金雕部队，暂停所有薪水和福利待遇，并威胁追究队员的刑事责任。
(金雕部队标志)
(被强迫下跪的金雕部队成员)
(加入俄罗斯的金雕部队成员)
这些执行命令的军人，被自己宣誓保卫的国家公开羞辱、抛弃。结果是什么?大量前金雕队员前往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内务部队。
这不是“叛国”。这是一个国家机器在政治清算中自我撕裂的必然结果。当新政权用“去共产主义化”来清洗旧制度的一切痕迹时，它清洗的不仅是雕像和街道名称，还有那些曾经服务于旧制度的人。把他们推向对立面，然后指责他们“叛变”——这是资产阶级政权更迭中最常见的把戏。
五、俄罗斯的镜像操作：“列宁赠送论”与历史工具化
批判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绝不意味着俄罗斯的立场是正确的。
俄罗斯资产阶级政权在“历史问题”上采取的是镜像操作：它不拆除列宁像，但它把列宁工具化。普京在2022年2月21日的讲话中，将现代乌克兰描述为“由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创建的”，声称列宁“对俄罗斯历史领土进行了极其严厉的分离切割”，把顿巴斯“强行挤进了乌克兰”。他特意提到：“现在乌克兰‘感恩的后代们’还把列宁纪念碑拆了，这就是他们的去共产主义政策”。
这套话术的逻辑是：乌克兰的领土是列宁“赠送”的，既然乌克兰否定列宁，它就没有资格拥有这些领土。在这里，列宁既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而是一个领土赠予者——一个被用来为俄罗斯地缘扩张提供“历史依据”的符号。
乌克兰资产阶级用“去共产主义化”来切割历史，俄罗斯资产阶级用“列宁赠送论”来索取领土。两者都在把历史当作武器，都在用民族主义叙事取代阶级分析。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是对社会主义记忆的资产阶级清算;俄罗斯的“列宁赠送论”是对社会主义遗产的资产阶级篡夺。
六、结论：“去共产主义化”的实质，是用民族主义取代阶级叙事
回到最初的问题：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是什么性质?
它不是一个“文化政策”，也不是一个“历史正义”问题。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历史记忆的系统性清除。
它的功能是双重的。在内部，它切断了乌克兰工人阶级与苏联时期社会主义遗产的联系，把阶级叙事替换为民族叙事，从而消解了以社会主义方案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在外部，它为乌克兰倒向西方、加入北约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去共产主义化”就是“去俄罗斯化”，就是“回归欧洲”。
但这套工程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它用“反极权”的名义，纵容了另一种极权——民族主义的极权。它把班德拉捧为英雄，把共产主义者送上火刑柱，把纳粹符号正常化，然后宣称自己是在“捍卫自由”。
一个把17岁共青团员活活烧死、肢解、抛尸，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的政权，没有资格谈论“自由”。一个用法律把共产主义与纳粹并列定罪、却纵容纳粹符号在军队中蔓延的政权，没有资格谈论“正义”。
“去共产主义化”不是为了告别极权，它是为了建立另一种极权——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极权。而这场极权，最终把乌克兰人民拖入了一场为西方资本和本国寡头服务的帝国主义战争。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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