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根源于异化的本质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了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起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格格不入的关系。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但是，在李嘉图那里，国民经济学是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的。如果说这种语言是不合乎道德的，那也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歇尔·舍伐利埃讲说道德的时候，他就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又实际上必然地撇开道德。因为，如果国民经济学同道德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因而毫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这种关系不是表面的，而是实质性的，那么这种关系就只能意味着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联系；而如果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毋宁说情况恰恰相反，那么难道说这是李嘉图的过错吗？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说，现代社会的痛苦，半部由经济学而起，半部由道德而生。前者教你锱铢必较，后者劝你舍己为人。这两样东西，原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规矩，如今却成了悬在头顶的两把戒尺，日日较量，将人从中劈开。
这便是“异化”了。自己生的孩子，到头来不认娘，还要倒过来管教娘。
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说他搞经济学时不讲道德。这责备听来义正词严，细想却荒唐得紧——好比责备厨子做菜时不算算术，会计做账时不调味。经济学自有一套语言，它的世界里只有效率、成本与收益，这本就是它的分内事。它何时曾承诺要负担你的良心？
舍伐利埃先生，他在谈论道德时，便暂时将经济学忘在脑后；研究经济时，又将道德高高挂起。他自己便是这两套规则熟练的切换者，却去怪那写书的人不曾将二者揉成一团。可见人对自己创造出的怪物，总是后知后觉。
讽刺在于这两把尺子，看似量的是不同的东西，实则系出同源。经济学说“要勤劳、要节俭、要发财”——这是它的“美德”。 道德说“要善良、要诚实、要奉献”——这是它的“准则”。 它们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绝对的“正确”，却偏偏要跨过界去，指责对方“不正确”。这场争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没有赢家，只有那个被两把尺子轮流抽打的人——你，同我。
于是我们活得分裂。在办公室，我们遵循经济逻辑，将人也看作资源，计算投入产出；回到家，又急忙披上道德外衣，要做孝子贤孙，讲情义无价。自己同自己演戏，演得久了，竟也忘了哪张脸才是真的。
终究是作茧自缚。我们创造了这两套规则，本是工具，如今却成了囚笼。经济学与道德看似对立，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维系着这个异化了的世界的运转。
而人，站在中间，左右不是，只好将自己也拆开来卖。一半卖给市场，一半卖给教堂。
这或许便是现代人的宿命：用分裂的自我，去应付一个分裂的世界。还要假装，一切本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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