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货币学概论》2.3.3）
(一)古代货币的阶级性
现在我们再提出货币机能与生产关系相关联的另一方面，来说明货币在历史上的各种阶级生产关系中所演的作用，即说明货币在各种社会中的阶级的作用。
前面说过，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现象形态。就历史上看来，资本之最原始的形态，是高利贷资本及其孪生兄弟的商业资本。这两种形态的资本，在资本制生产方法的很久以前即已出现，并且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的东西，两者都“属于洪水前期的资本形态”。
当社会的生产物至少有一部分转变为商品，而货币随着商品交易的发达而发展其种种的机能时，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就能够存在，此外不须有其他的条件。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出现以后，必然的发生货币储藏。因为在商品生产比较不发达的阶段，货币这东西，与使用价值中的财富表现形态相对立，它越发出现为一般的财富。货币储藏是在这种处所形成的。但货币在采取支付手段的形态时，又是出现为商品的绝对形态。货币的这种支付手段的机能，又是促使利息的发生与货币资本的发达的东西。因为人们在购买商品或偿还债务之时，必需要现实的货币，即当作货币看的货币。但若向货币储藏人借取这样的货币，就不能不给付利息。于是货币储藏，在高利贷业方面，就“开始变为现实的东西，实现其梦想。货币储藏人所要求的东西，不是资本，而是当作货币看的货币。但这种储藏货币，通过利息，转变为自己满足的资本。即，它转变为掌握剩余劳动的全部或一部，同样又掌握生产诸条件本身(它名义上虽尚为他人的所有物而与它相对立)的一部的一种手段”。所以这高利贷业本身，沁入于生产的气孔之中。“当商品形态还没有发展为生产物的一般形态时，人们要取得货币，比较困难。所以高利贷业者，除了需要货币的人们的抵抗力即支付能力以外，绝对不知道什么限制。”
“高利贷资本，没有资本制的生产方法，却有资本制的榨取方法。”它寄生于各种生产方法之中，使生产方法穷乏化。它不使生产方法发展，反而使它麻痹。它使各时代的小生产者或直接生产者俯伏于它的权力之下，听它宰割。这是货币的阶级的作用之表现形式。
就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情形来说。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在其建国初期，贵族的支配已经确立。“而其压迫一般的自由的主要手段，实是高利贷与货币。”贵族们兼营海外贸易与海贼行为，集中了货币财产，作为剥削一切生产者的工具。“发展中的货币经济，恰如破坏的硝酸，侵入了以现物经济为基础的村落的旧生活状态。”贵族的货币支配，发展了许多新的习惯法，保障债权，保障货币所有者对于小农的榨取。阿替喀的田野中，充满了土地抵押的标注。田地的大部分，都因为抵押期满而不能赎取，或积欠利息而不能偿还，而归于贵族高利贷业者所有。小农所有的土地的卖价如不够偿债，或因没有抵押品的借债而无力偿还之时，他们自身和儿女，就被贵族高利贷者没收为奴隶。
又如“罗马的贵族，用战争毁灭了平民。平民因为被强制着要服军役，不能把自己的劳动诸条件再生产出来，以致陷于穷困状态。但同一的战争，却用战利品的铜(当时货币)充满了贵族的仓库和地窖。于是贵族就不把必需品的谷物和牛马直接交给平民，却把自己所不用的铜贷给平民，乘着这样的状态，勒索了法外的高利”。这是罗马平民没落的主因。
大体上说来，在古代社会中，奴隶制的生产是奴隶所有者致富的手段，所以货币所有者就在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的形态上投下他的货币，换取奴隶与土地等物，借以占有他人的劳动。货币所有者照这样投下货币，是当作资本利用的，因而变为生利的东西。
高利贷形态上的货币资本，最能发挥破坏生产方法的机能。这种资本的特征的形态，分为两个种类：第一个种类以豪奢上流者们(本质上是土地所有者)为榨取的对象;第二个种类以小生产者们(农民及手工业者)为榨取的对象。高利贷业者促使土地所有者没落，并吸尽小生产者的膏血。结局，高利贷者一跃而成为社会的上层分子，变为奴隶所有者，变为土地所有者。
(二)封建时代货币的阶级性
高利贷资本在封建时代的末期，即在资本之原始的蓄积时代，由于剥削封建领主与农民，腐蚀了封建的生产方法，造出了资本制生产方法成立的前提。
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领主们在其购买手段与支付手段的准备上，愈不能不依赖于商品资本，尤其依赖于高利贷资本。领主们取得货币的方法，最初是把在地租形态上取得的农产物卖给商人，换取货币;最后是把现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向农民征取货币。但领主们的豪奢生活及其财政的、武备的支出上，单靠从农民榨取地租，往往是入不敷出的。于是就不能不向高利贷者借入货币。而借款的条件，是把封建的特许权交与供给货币人，此外就用土地作担保。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封建领主，都在高利贷资本的权力之下，因为不能支付高额的利息，而逐渐没落下去，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同时，领主们因为高利贷的压迫，不能不多方设法榨取农奴，而农奴的负担因而加重，间接也陷于破产。
其次，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对于小生产者的压迫，更是悲惨。农民们因为要用货币缴纳地租及租税，不能不拿农产物卖给商人。商人是货币所有者，一切的商品及商品生产者，不能不俯伏于他手中的货币之前。任何使用价值的财富形态，和货币比较起来，都只是一个假相。因此商业资本就操纵农产品的价格，买贱卖贵，农民们劳动的结果的一部分，就被商人所骗取。如果小生产者一旦需要借取货币而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之时，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一部分，就不能不在利息的形态上被高利贷者所并吞。结果，小生产者或因此丧失其生产条件，或因此而不能以同样的规模继续其再生产。于是他们逐渐地丧失其生产手段，而转变为自由劳动者。
“高利贷业，在生产机关分散的处所，集中货币财产。它并不变化生产方法，反而成为寄生虫，附着于生产方法，使它变得悲惨。它吸尽生产方法的膏血，使它的气力衰弱，使再生产不能不在愈益惨淡的条件之下去实行。”但在资本之原始的蓄积时代，这样的高利贷资本，却成为资本制生产方法的前提(但资本制生产方法并非由高利贷资本所创造，这是要注意的)。
货币的作用，能使一方没落，使他方富裕，这是货币的阶级性。货币的阶级性，是从货币的机能发生，这在前面已经说明了。货币原是由商品经济所组织了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物。这样的货币，在货币经济中，变为特殊阶级征服其他阶级的重要武器。
货币经济，是分化农民的基本的杠杆，它使农村人口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层：第一阶层是富农，第二阶层是贫农及劳动者。两阶层之间的中间物是中农，其中一小部分有转变为富农的可能性，大部分有转变为贫农的可能性。富农的目的，在于经营商业的农业，以期收入大宗货币。至于贫农单靠经营农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于是贫农不能不屈服于货币权力之下。他们因为要出卖劳动力以取得货币，所以他们的会计中的货币部分，越发演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越是贫穷，货币越是不进到他们的手中，因而就不能不永久的受货币所支配，即不能不永久的受农业资本家所支配。所以货币变成了农业资本家征服贫农大众的手段。货币经济的这种特性，不但在封建社会末期是这样，并且在现代社会中也是这样。
(三)现代社会中货币的阶级性
货币的阶级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异常明显。占世界人口最大多数的勤劳大众，都被资本家手中所有的货币征服着，这是无须赘说的。我们在这里只提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上的货币流通的法则性的问题，借以指示现阶段的货币之阶级的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的货币流通，主要的以流通的信用手段为基础。其货币流通的法则，可以简要的列举于下：
第一，一方面，各个企业的票据，由各个银行所结算，这是信用货币流通的情形;另一方面，巨大的独占的银行，通过这种行为，支配产业资本，因而发展为“银行与大工商业之私的联合”。
第二，一方面，票据在各个独立的诸企业家之间，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在由“参加”制度所结合的诸企业之间，发出票据。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发券银行依存于多数个别的企业家与银行家;另一方面，拥有数十亿货币的金融寡头支配、利用发券制度以谋自己的利益。
第四，一方面，发券银行以保证准备的形态，握有巩固的国家的有价证券;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最重大行为，即有价证券之发行，浸透于一切银行事业，必然的依靠种种间接的(或直接的)方法，从那里吸取发券银行的资源。
第五，当作斗争手段看的货币制度，编入世界再分割的斗争之中，因此弱国的货币制度就隶属于强国的货币制度，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要利用这个杠杆，就发生斗争。
第六，由于上述事实，资本的输出，取得更进一层的意义。这种资本的输出，其目的在谋被压迫国家的货币之安定，而在其本质上，使被压迫国家越发隶属于帝国主义列强。
第七，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成长，金利生活的发达，放款资本的过剩(因不能充分投资于生产)的部分，非常地加强放款资本的可能性，而成为摇动资本主义本位货币的安定性的契机。
第八，货币流通中所表现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决不含有关于货币流通的计划性的意义。反之，金融寡头支配对于货币流通的利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危机，使货币流通的本源性愈趋激化，引起了帝国主义下的货币制度的危机。这货币制度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的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上面各点看来，我们大略可以知道，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上，货币这东西，是帝国主义者宰割世界弱小民族、征服世界勤劳大众的工具，同时货币运动法则反映出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关于上述诸命题的详细的展开，留待后面各章说明。
最后，货币这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时也还存在着。不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货币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货币，其性质全不相同，并且货币之阶级的作用，又具有另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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