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了《屈炳祥：驳洪永淼：中国经济学不能被奴化与被殖民化》(作者：屈炳祥来源：红色文化网日期：2025-08-22)一文。文章谈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的有效候选人洪永淼是一位长期宣扬要我们国家“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和方式”来说明、解释并指导中国现实，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来评价、规范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要全面与西方现代经济学接轨的学者。
在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性内涵或所谓特色时，这位洪教授为我们作了这样的阐释。他说：“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者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一门科学，其基本框架、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还说：“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派’。”
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位洪教授所关注的、所要研究的只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社会主义，即他所关注的只有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学者在讨论改革的时候，只说市场经济，而不讲社会主义呢？
洪永淼教授将市场经济理论定义为“无国界之分”，主张中国经济学需全面对标西方现代经济学、摒弃“独创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论”，这种观点看似强调学术“普适性”，实则陷入了“去社会主义化”的认知误区，严重割裂了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内在关联，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与制度属性。
从理论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脱离社会制度的“空中楼阁”。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核心差异并非“是否运用市场调节机制”，而在于市场经济所依附的社会制度基础、服务的根本目标以及运行的约束框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是商品生产，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它以劳动者为生产主体，以满足劳动者的消费需要为生产目的，这就从价值运动的性质和特征使两种市场经济有了本质的区别。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其核心逻辑是围绕资产者生产主体对资本增殖的资产所有权要求的效率问题优先展开，本质上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保障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将个体追求私利的行为视为经济运行的核心动力，却往往忽视社会公平、公共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平衡;其资源配置理论侧重市场自发调节，却难以解决贫富分化、公共产品短缺、经济周期性危机等资本主义固有矛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多国面临的通胀困境，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局限性的直接体现。
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诞生之初就明确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属性。以公有制为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满足劳动者消费需要为目的，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要发挥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整体运用上的优势，又要通过按劳分配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处理好劳动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处于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利用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整体运用的功能消除市场失灵，统筹效率与公平、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例如，在脱贫攻坚战中，我们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帮扶相结合，动员全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最终实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更难以复制的成就;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时，我们既依靠市场机制保障医疗物资生产供应，又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统筹全国资源调配，确保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洪永淼教授将“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限定为“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甚至否定“独创另一套经济理论”的必要性，这完全搞错了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本质上是对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无知和无视，也是对“学术自主”的背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奇迹，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成果——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统筹兼顾”到“新发展理念”，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每一次理论突破与实践深化，都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国情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逻辑。如果按照洪教授的主张，将西方经济学标准作为“唯一标准”，中国经济学只会沦为西方理论的“注释工具”，失去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最终陷入“学术殖民化”的陷阱，这与中国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完全相悖。
从现实层面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转型、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等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
比如：
如何在发挥市场活力的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障民生领域的公平与稳定?
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过程中，兼顾市场效率与国家战略安全，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如何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中，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些问题，都无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找到现成答案，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如果脱离“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前提，单纯用西方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根基动摇、发展方向偏离——这正是屈炳祥教授所警示的“奴化与殖民化”风险的核心所在。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开放包容的学术视野，需要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分析方法与工具，但绝不能丧失自主意识、放弃制度立场。“中国经济学派”的形成，绝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接轨”，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观点、分析框架与政策主张，既要能科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与“现在”，也要能有效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更要为人类经济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只有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对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关系的错误认知，是对中国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的否定。中国经济学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核心定位，坚守制度本体、立足中国实践、坚持学术自主，才能真正成为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论，才能在世界经济学领域树立起具有自主话语权的“中国学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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