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讨论总结。
马克思在报告中批判了巴枯宁派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他指出，继承法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
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指出“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把废除继承权说成社会革命的起点，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偏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攻击点。
1869年6月，米·巴枯宁在日内瓦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坚持要求将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1869年7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开会讨论继承权问题，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50-653页。——编者注]。1869年8月2-3日马克思起草了这次讨论的总结《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并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1869年9月11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约·格·埃卡留斯宜读了马克思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被全文收入用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发表在1869年10月《先驱》杂志第10期和1873年10月11日纽约《工人报》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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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
卡·马克思
1869年8月2-3日
1.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拥有的权力，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果实的权力。例如，土地使还在世的所有者有权以地租形式无偿地攫取他人的劳动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国家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有权不去劳动而靠他人的劳动过活等等。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力——它只涉及行使这种权力的人的更换问题。同其他所有的民法一样，继承法不是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组织的法律结果，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2.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变为社会所有，那么继承权(就它有某种社会意义来说)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直接这么做。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消灭国家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力量来废除国债，试图废除对国家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的。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3.大约40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法律结果，而把它看做这种组织的经济原因。[指圣西门的一批信徒，巴·安凡丹、圣· 巴扎尔、奥·罗德里格、菲·毕舍等人在19世纪20年代末曾传播和发展他的学说。1830年，根据巴扎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一书，其中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见 《圣西门学说释义。第一学年。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页。——编者注]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久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当然可以有挑选出来的终身所有者，就好像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
宣称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偏离对现今社会的真正攻击点。这同既要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现今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荒谬。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4.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须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么它就不会由他们并在他们死后从他们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一方面，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推行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
从这点来看，继承法的修改只是可达到同一目的的其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
(1)更广泛地征收在许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遗产税，把由此得 来的资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
(2)限制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同于没有遗嘱的继承权或家属继承权，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恣意的和迷信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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