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义所有制
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工人的无偿劳动，资本就无法存在。因此提出：如果资本家不能剥削工人，就必须自己劳动才能活下去，那他和工人的区别就模糊了。这时候，他虽然还拥有工厂和机器，但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其实是靠大家共同劳动创造的。
例如河南的胖东来超市，创始人于东来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但企业员工收入远高于行业水平，重大决策也听取员工意见。虽然名义上是“私企”，但实际利益分配更接近“共有”。
相反，毛泽东则洞察了公有制蜕变，把公有制管理人员的变质视作阶级矛盾。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在这些响当当的国企担任一把手的赖小民，贪腐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被判处死刑。
赖小民是公企贪腐的代表，在赖掌权期间，公有制变成了凭借权力的私有。管理和被管理之间是职场上下级关系，更是权力与权力所涉及的人民群众之间，赖小民占有他人劳动的阶级关系，赖的变质，是不同于传统资产阶级的新生资产阶级产生路径。
这种“名义上是老板，实际上像工人”，“名义上是公仆，实际上是主人”的状态，启发了我们结合马克思、毛泽东的观点，对“所有制”现实的重新思考。
“如果资本也必须劳动才能生存，那么它就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了。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也就只是名义上的了;如果说它们在经济上属于资本家，那它们同样恰恰也属于工人，因为它们只有在资本家本身是工人的时候才为他创造价值。”(马克思：46上，286)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泽东年谱第9卷545页)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考，虽然发生在不同年代，但他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所有制不能只看“谁签字”，更要看“谁受益”“谁说了算”。在今天，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平台，我们都应关注：财富是怎么产生的?劳动者的地位有没有保障?利益是否合理共享?
怎样看待这种有明确的法律所有，但实际收益却相反的“名义所有制”?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关注的焦点，是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因为涉及人的解放。马克思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作用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毛泽东则多次强调，公有制下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很难说有什么底”，直至共产主义。警告一旦公有经济的管理者变质，管理和被管理的矛盾就成了阶级矛盾。公有制改造完成后，传统资产阶级已变成渗透到党内的资产阶级。这个观点被认为极左。
今天的人们，已经听不到改革“不会两极分化”的神话了，在一些人看来贫富两极的产生已像阳光、空气一样必然时，“名义所有制”现象至少可以引发两种思考：
一是毛泽东同志以新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由此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法权”，很多人感到陌生，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痕迹”。吸收各国资本主义长处，坚持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是旧的消亡，新的生长的过程。因此对“旧痕迹“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不是立即“破除”。今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支持”的是宏观经济中经营主体的细胞活力和积极一面，而“引导”就是“限制”，限制唯利是图的盲目性等，由此构成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二是无论各种形式的公有或私有，要关注“名”“实“变化。首先要从企业活力出发，对公有和公有主导的经济体，要把党建的刀口向内，把所管理的下属和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对非公经济，以人为本，鼓励共享，以激发企业活力，在生存与发展中，支持良性循环。
二、当前现实和承先启后
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两个问题不能不注意。
一是有同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毛泽东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一样。甚至像批评中学生一样，提醒资产阶级是以主张平等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些同志在“晚年错误”的成见之下，先入为主，又不会用“旧社会痕迹”分析中国的现实，把马学变成了学院派的文献训诂学。
二是有同志提醒，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的产物。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在东升西降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把拥护共产党坚持到底，就要坚持对外共商共建共享，还要利用强大优势地位，争取共建国人民、社会的分享，在企业内部劳资平等和谐，也是接受引导，接受限制的体现。
斯大林观察研究了两种社会制度，认为生产关系不能长久的滞后于生产力。于东来已经受到社会消费者的赞誉，胖东来能否把尊重劳动者的生产、管理的主体地位坚持到底，防止人走政息?赖小民、吴晓晖被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管理公有资产的继任者能否做到劳动者、创新者和企业家形成一体，使企业的社会功能最大化?最终还是要实现公有制创新，落实在生产中人与人团结奋斗关系的动态上。
无论公有还是私有，无论国营还是民营，着眼于企业眼前和长久的活力，中央提出“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水平”(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对于私有经济，提升的部分，就是老板少拿的部分，这个话实际上已经说到了明处。例如任正非股份已经压缩至0.5%。
解决快递员和各类员工五险一金是提供起码的劳动条件，西方发达市场能做到一定程度的劳动保护，经过了劳资双方的反复斗争。对资方，西方国家能够征收遗产税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对其生产方式和统治的自我维护。如果主张市场自由决定工人待遇，或做不到资本主义对资方的自我约束，就更谈不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了。毛泽东认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走资派的所为，这话是否客观，可以历史验证。现实说明，若无思想理论上、组织上的后台，吴晓晖、许家印、赖小民不可能攫取数十数百亿以至更多。看不到这一点，就是毛泽东认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再看历史，反右扩大化不让下级说话，四清搞四不清，历来都是毛泽东同志所反对的：反对矛头向下，运动群众，无论干部犯走资派错误，还是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和安定团结，是指向党内不改悔的走资派的，这和新时代习近平提出解决周期律的群众监督、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维护法制，没有本质的差异，逻辑相通，承先启后。
三、限制“旧痕迹”的艺术
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使得中国人们对发达资本主义不再陌生。也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艺术要求更高。
2024年胡润财富榜和2025年福布斯财富榜的中国榜首字节跳动，平台凭借算法机制，亿万用户发布视频、点赞评论、生成数据，这些行为让平台的算法越来越智能，广告收入越来越高。可以说，平台的价值是用户“免费劳动”共同创造的。但最终利润却被少数资本方拿走。这种“大家出力、少数得利”的现象，暴露了“名义私有制”的矛盾——企业是私人的，但财富来自公众。
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析，用户成为平台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消费者和生产者一体，平台在“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之外，却以极大的支配力，远远超越了工厂生产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新型生产资料(数据、云、各种硬件直至手机)和消费资料(信息、娱乐等)的生产，两大部类兼而有之。其算法集聚财富和投资实力的高度垄断，其势头几乎可以超越虚拟资本，压倒国内外其他资本，这种新型资本对社会的渗透把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没有面对过。
一方面，其海外版打破东西方信息封锁，有利于把中国介绍给海外，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有助东升西降，具有战略意义。其国内版引发的事件，也往往成为纪检监察司法介入的入口，公众关注度令反腐和纠正不公正作用效率超过信访体制。另一方面，也放大消极信息，成为网络乱象的根源之一，污染社会，利益链产业链纠集的事件常有发生。总之，其社会性越强，越与私人占有矛盾尖锐，就越成为社会焦点。现阶段加强监管，正确鼓励，有效引导，需要总结经验。正如习近平指出，要鼓励网信领域新技术发展，促进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落地。同时，对于网络乱象要敢于亮剑、坚决打击，切断利益链和产业链，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与此同时，任正非25年11月份指出，IT公司对人类的贡献就2%，AI在产业上的贡献会占到98%。这就说明，大模型的出路在于产业应用，这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而中美大模型在开源闭源上角逐正酣，开源大模型多为中国出产。开源还是闭源，是对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衡量，更是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数据开源，私有就成了“名义”。
任正非评价：Meta给几个青年人每个人上亿美元的签约金、千万美元的年薪，中国互联网上没有多大的声音波动，为什么?不羡慕了。现在国内一大批创业者，能力非常强。七、八人合作做一个公司，二、三十人合伙，股份全是他们的，做好了想拿多少拿多少。这些说的是复杂劳动的劳动合作，就是马克思描述的自己做自己的资本家，也是民营经济中的集体经济成分。这种集体经济正在反映强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任正非展望，中国青年的创新公司非常多，三、五年或者五至十年，中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进步。新质生产力的威力可以预期。
这种现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初级阶段的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体)，最终归结到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回报差异，是高科技需求对劳动总量分配的结果，又是人工智能可以使直接劳动最小化之前，也就是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尺度之前阶段的特殊表现。它的产生，是社会进步，保护了劳动创新和高效率。未来在物质极大丰富下，科技劳动的高报酬，对劳动者逐渐失去意义，自由支配时间成为最终财富尺度。在这个过程中，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报酬差异，作为旧社会遗留的经济机制，只能以推进科技创新为前提，当前丝毫不能影响与垄断资本争夺人才，不能影响与霸权主义的斗争。防止用小生产的眼界看待复杂劳动高报酬。
近几年许多国有公司不断新建，集体经济也在农村得到恢复。老的问题解决，新的矛盾产生，公有制怎样不异化为名义所有制?能否达到创新发展的合作经济效率?是重要课题。国家治理有周期率，企业有更为显著的周期率，习近平提出解决周期率的两个措施，群众监督和刀口向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都有现实意义。
总之，名义所有制是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哲学态度。作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总纲领，对于“两个毫不动摇”，发挥着灯塔作用。
于202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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