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德鲁·B. 刘 (Andrew B. Liu)
原文链接：https://mediationsjournal.org/articles/theory-of-transition
非常感谢艾莉卡·贝克曼(Ericka Beckman)和马克思主义文学小组-文化与社会研究所(MLG-ICS)邀请我今天在此发言。我原本的计划是将此次讲座安排为一场辅以简要理论讨论的新书推介会。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可以真正深入地探讨那些理论问题。在历史学家群体中，我常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压抑对马克思和理论的兴趣，因此，能与对马克思主义辩论感兴趣的听众交流，实乃一件乐事。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各类手稿的文本探索。我曾在别处撰文讨论过围绕资本主义问题产生的各种史学争论和研究路径。今天的讲座则不同，我将列出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具体段落，希望能以此为当今书写全球史重新解读《资本论》提供理论基础。
先介绍一些背景：我的研究大体上关注过去两个世纪的中国以及东亚和南亚地区。多年来，阅读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以此进行思考，特别与《资本论》手稿相关的细读和辩论，一直是我灵感的潜在来源。我的目标，首先是弄清楚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究竟意指为何——这比大家可能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其次，是将这一探索与关于世界部分地区(特别是亚洲)的新研究进行三角互证。这些地区长期以来被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历史之外”，但如今却已成为全球积累的主要中心。
听说今年的主题是“转型”，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曾花了很多年时间思考20世纪著名的“转型争论”，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我们不仅对大西洋世界，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历史的理解。我发现，对《资本论》最有用处的解读方式是：一方面，挑战20世纪将资本主义转型等同于马克思关于英国原始积累章节的许多正统观点;另一方面，仍忠实于马克思论证的分层逻辑。我希望这种方法对于今天试图理解过去五十年全球资本的学者来说，更具韧性和效用。当然，这并非我完全独创的解读，因为我依赖了近几十年有价值的新学术成果，对此我在下文中会有所指出——当然，所有错误均由我个人承担。
多重转型的理论化
在整个20世纪，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参与了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激烈辩论。当然，关于资本主义分期的辩论不仅仅是故纸堆里的爱好。它们同时也总是关于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在我们有生之年究竟如何运作的争论。上个世纪的主要争端，实际上是不同世界社会中紧迫政治问题的代理战。其中包括20世纪20年代关于日本和俄国资本主义性质的辩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考察该国“资本主义萌芽”而开展的重大研究;以及20世纪60至70年代拉丁美洲关于依附理论和南亚关于半殖民地生产方式的大量文献涌现。
在北大西洋世界，最著名的辩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和保罗·斯威齐为中心的交锋。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社会科学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再次重演了这场辩论。我认为，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多布-布伦纳的论证路线——后来也被艾伦·米克辛斯·伍德所采用——主导了“资本主义”一词的主流用法，无论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经典的“转型”版本很大程度上取材于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部分关于所谓原始积累或土地圈地的论述的解读。这导致了以牺牲交换和积累为代价来强调生产的变化;将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单独列为资本主义的关键区别特征;并且事实上将西欧(多布)和英国(布伦纳、伍德)作为资本主义的唯一发源地。
我的观点并非认为这种解释必然无效，而是认为它过于狭隘。将以英国为中心的原始积累故事与资本主义本身混为一谈，是对马克思论证更广阔逻辑的误读。相反，我认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手稿中存在两个“转型”或变革的时刻，在我们的分析中保持它们的区分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页边空白处所称的“资本主义时代”(capitalist era)或“资本主义纪元”(capitalist epoch)的基础性出现。正如他在著名的“原始积累”章(第26章)中所写：“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当然，我们可以对确切的日期进行争论，但马克思的历史版本显然比占据其著作核心章节的19世纪英国工业更为宽广。
其次，是随后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追溯了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工厂和大工业的演变。至关重要的是，这些不应被视为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而是资本主义更广阔历史内部的转型。然而，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化(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型在20世纪被具体化为独立的过程，这与冷战时期对国家发展和工业的痴迷相契合。也就是说，大多数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20世纪叙述，实际上是在围绕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打转。
然而在今天，我相信前一种更包容的、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积累总体(totality of accumulation)的历史概念，对于探索马克思的思想更为肥沃。我发现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明显，但我相信它对于研究北大西洋以外所谓的“世界其余地区”也具有解释价值。
双重自由劳动的重要意义
对于以布伦纳和伍德的作品为代表的英式中心模式而言，资本主义与其他体系的区别首先在于双重自由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的出现。“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资本论》第6章“劳动力的买和卖”中：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它在第26章“所谓原始积累”中再次出现：
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根据这些段落，许多人开始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劳动”的出现。任何不具备英国农业工人模式那种一无所有无产者的生产形式，都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这种方法排除了世界上最普遍的两种劳动形式：一方面是美洲和亚洲各地的奴隶制、契约奴工和其他不自由及不流动的制度;另一方面是独立的农户或工匠。
历史学家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和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勾勒了一幅图表，描绘了20世纪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双重自由劳动”的理想类型。这种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它在韦伯主义者和保守派社会理论家中也被广泛接受，并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达成了“广泛共识”。
我不怀疑马克思将双重自由劳动视为资本主义出现的关键。但有价值的是，我们应当关注他为何认为自由劳动对其概念化如此重要，以及反过来说，为什么可以论证“不自由的工人”应被排除在外。
布伦纳和伍德的理由很清楚。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是，由于“不自由”的工人被束缚在财产上，地主、种植园主和农民就可以避免面对提高生产力的市场激励。这并不是说种植园和农场不能为世界市场生产商品，而是说市场压力缺乏适当的杠杆来推动它们投资新技术。相反，它们对价格下跌的反应要么是退出市场，要么仅仅是更多地压榨工人，即A.V.恰亚诺夫(A.V. Chayanov)所阐述的“超额剥削”逻辑。在这一观点中，“资本主义”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同义词。换句话说：工业化成为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可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试金石。这是一个围绕技术效率展开的定义，是对生产力相对水平和不同技术能力的量化衡量：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一种“技术主义”解读。
这种解读支撑了20世纪无数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在那些没有经历如圈地运动、城市化和机械化等壮观过程的地区——包括法国、中国、南亚、拉丁美洲、美国南部、穆斯林世界、意大利、荷兰，实际上除了英国以外的几乎任何地方——资本主义都未能出现。原本作为资本主义转型理论模型提出的东西，在实践中变成了非转型的模型。正如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言：“我们已经从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必然从封建主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解释资本主义如何无法产生的布伦纳主义。”
与全球史的矛盾
然而，这种模式在方法论和历史上的矛盾，在我自己关于现代亚洲史的研究中尖锐地显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是英国的纺纱和织布厂(棉、毛、亚麻和丝)，这被视为理所当然地建立在自由工人的存在之上。但在整部文本中，马克思也在页边空白处提到了全球市场。关于“商品”的开篇一章不仅讨论了上衣和麻布，还讨论了来自巴西的咖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以及来自中国(或许还有印度)的茶叶。如果说糖是18世纪的主要商品，棉花是19世纪的主要商品，那么中国和印度的茶叶贸易——以及日本、台湾、锡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茶叶贸易——则代表了亚洲对蓬勃发展的全球劳动分工的贡献。
自18世纪以来，中国茶叶就用于交换新大陆和东亚的白银、原棉以及印度鸦片。其需求随着为整个北大西洋消费而生产的加勒比蔗糖而同步增长。美国商人在鸦片和茶叶贸易中发了财，特别是在波士顿，以及著名的资本家如纽约的约翰·阿斯特(John Astor)，或者此时此地的费城的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到了《资本论》出版的时代——19世纪60年代——印度殖民政府也开始在毗邻缅甸的新吞并的东北领土阿萨姆邦(Assam)推广大型茶园。来自亚洲的茶叶是一种全球商品，与推动资本主义崛起故事的经典工业紧密相连。
理论上的问题在于，按照20世纪社会科学的标准，支撑中国和印度茶叶(以及当时大多数全球商品)的劳动条件显然是不自由的。在中国，这种植物由拥有独立所有权的家庭农场种植和烘焙，主要依靠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力。半加工的茶叶被流动的经纪人、商业代理和金融家收购，他们在乡村中型集镇附近的临时作坊里对其进行精制。工人由季节性和临时性工人组成——无论男女老少——他们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依赖市场来补充家庭收入的小农。简而言之，他们是上文提到的“自由/不自由劳动”金字塔的一条腿，即名义上的独立经营者。
在印度阿萨姆邦，殖民政府与宗主国资本联手建立了被称为“茶园”的大型庄园，依靠通过惩罚性契约引入的移民工人。建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这些契约实际上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契约劳役制度，借鉴了几个世纪前的“主仆法”，这与全球废奴的趋势背道而驰。理论上，来自印度中部和东部的移民是自愿报名工作的。但在实践中，如果他们试图离开茶园，就会遭到殴打和监禁，且施暴者不受惩罚。他们代表了不自由的另一条腿：被束缚的契约工人。
这幅图景呈现了一个概念上的僵局。一方面，亚洲茶叶贸易中的工人并不符合双重自由劳动的理想类型。另一方面，作为跨越全球的巨大价值网络的一部分，他们确实生产了商品。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该划在哪里?我们能说亚洲种植的茶叶因为是由农民和契约劳工生产的，就不算作资本主义价值的一部分吗?难道茶叶只有在到达无产阶级化的欧美社会消费者手中时，才算作资本的一部分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发现贾伊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读最为有用，他将其构建为黑格尔逻辑与历史思维的融合。巴纳吉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多个“抽象层次”上运作。是的，关于“原始积累”的以英国为中心的故事对于几个独立的历史时刻来说是合理的，但英国只是更广阔历史中的一个“经典”案例。仅仅关注被剥夺的工人作为资本下唯一可能的劳动形式，就是混淆了马克思分析中的两个层次：“剥削形式”与“历史生产方式”。
“剥削形式”指的是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的具体实践，其中大多数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存在，并且在逻辑上与其他社会相容。除了市场工资外，历史上的例子还包括奴隶制、农奴制、徭役、债役等。是的，对马克思来说，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剥削形式。然而，马克思也经常描述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方法，而且是一个时间化和历史化的范畴。在他的手稿中，特别是在《大纲》中，他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与诸如“时代”(eras)、“纪元”(epochs)、“划时代的”(epoch-making);“社会形式”和“生产形式”;“生产时期”;以及“历史模式”和“生产的历史组织”等短语互换使用。因此，足以理解资本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体的农场，而是整个时代。
划时代的商品形式：另一个转型故事
在我的阅读中，第一卷中有一个关键的历史化语言实例，有助于引导我们理解马克思关于双重自由劳动所扮演角色的更完整观点。在第6章中，他写道：
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将资本的“新时代”与自由雇佣劳动等同起来。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在这里给出的理由与多布、布伦纳、伍德等人所持的技术解释完全不同。马克思在第274页底部的脚注中继续写道：
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时代”或“纪元”的区别不在于技术效率，而在于“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也许这个短语对在座的一些人来说很清楚：毕竟“商品形式”是大家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专业术语之一。但对我自己来说，我不确定这个短语从实证角度意味着什么。你如何书写一部关于商品形式及其出现的具体历史?
我发现将马克思的第一卷与那些死后才出版的《资本论》早期手稿联系起来很有用，特别是第二手稿(1861-1863)的选段以及第三手稿(1863-1865)中被称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简称“《结果》”或“Resultate”)的部分。特别是在后者中，他详细阐述了他所谓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含义：
只有当工人的劳动力对他来说已经转化为商品时，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这意味着贸易的范畴已经扩展到包含了以前被排除在外或仅偶尔涉足的领域。换句话说，劳动人口必须要么不再是劳动的客观条件的一部分，要么不再作为商品的生产者进入市场;相反，它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是必须出卖劳动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出卖其劳动力。只有那样，才能说生产在其整个广度和深度上都变成了商品的生产。只有那时，所有的产品才变成商品，而每一个生产领域的客观条件本身也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实际上成为财富的普遍基本形式。
马克思在这里讲述了一个故事。在早期社会，家庭、庄园和种植园生产用于出售的东西，如农作物、工具和纺织品，但这些商品只是他们为自己制造或种植的东西的“剩余产品”。例如，一个农民家庭可以种植小麦，50%留作个人消费，50%在市场上出售。对马克思来说，早期商业社会中这种零星的商品生产和销售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
在出版的第一卷中，马克思简要地将这种独立的和不自由的生产者称为“混合形式”(Zwitterformen)，而在其早期手稿中称为“过渡形式”(Übergangsformen)：即“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尚未存在，也就是说，在劳动本身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之前……劳动就已经被资本剥削了”的形式。下面，我将更多地谈论这种雇佣化之前的形式如何适应马克思的从属于资本的图式。目前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正文中的重点是这些形式的短暂性，它们将“不可阻挡地导向资本主义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如何破坏[传统]商品生产的基础”。
根据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自由和独立的生产者会逐渐被卷入为市场出售越来越多的产品的境地。这本身严格来说还算不上资本，而只是货币的交易。关键的区别不在于人类是否出售商品，而在于商品化是否延伸到了生产过程本身，贸易是否“已经扩展到包含了以前被排除在外的领域”。这只有当土地、材料和劳动——特别是劳动——也成为只能通过交换获得的客体时才会发生。只有当生产者制造的一切东西——不仅仅是剩余产品——都变成商品时，“商品形式”才成为财富的普遍形式。这只有在生产者本身变得商品化，无法为自己的消费进行生产，因为他们现在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市场时才会发生。
这一过程完成的证据是，“随着资本的发展，支配商品的普遍规律也按比例演进。”这些“普遍规律”是什么?如果商品现在是财富的普遍形式，那么它可以与哪些其他形式的财富进行对比?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早已给出。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经常把第一章当作初级经济学入门而略过。但它隐含地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形成的论证。过去的社会长期使用货币，但谁拥有财富以及物品价值几何的基础，是由无数显性因素决定的，从垄断和土地所有权到季节性波动，再到宗教、国家法令、道德经济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隐性增殖体系。这种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表现为货币数量，而这最终源于对所有商品共有的唯一要素——人类劳动的支出——的测量、抽象和通约。
具体到历史层面，这是一个价格如何趋同并稳定在反映劳动生产率的价值之上的故事。例如，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在19世纪之前，商人从事白银、糖、棉花和鸦片的长途贸易，但价格在空间上差异巨大。在18世纪，茶叶在英国的售价可达其中国购买价格的十倍。对于国际商人来说，利润的基础是套利，几乎没有干预生产的动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力量加强了：贸易量增加、周转加快、关税减少以及新运输路线的开辟，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价格差异的消失。到19世纪，茶叶的价格差已缩小到2.5倍，到20世纪则降至1.5倍。只有到那时，生产者才感受到提高种植、制造和运输效率作为竞争策略的压力。在马克思关于商业资本的笔记中，这一模式最终导致了一种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其中资本开始干预生产，这一转变已得到了近期历史学术研究的证实。
因此，资本主义下的价值是由社会平均水平决定的，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并施加非人格化的压力以要求更快地生产。矛盾的是，随着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们降低了自己劳动的社会平均水平，减少了每件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进而降低了他们作为生产者的地位。在马克思早期的例子中，英国的动力织布机使得手织工人的成品价值变成了原来的一半，即使织布工的身体能力保持不变。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追逐利润，最终只不过是原地踏步，莫伊舍·普殊同令人难忘地称之为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跑步机效应”(treadmill effect)。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内在驱动力”。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与资本按比例演进的“支配商品的普遍规律”。在他的笔记和草稿中，他暗示《资本论》开头所展示的逻辑严密的体系，只有在一切都转化为商品形式时才生效。历史上最后的边界，是劳动本身的商品化。
随着独立和不自由的劳动力为了生存而越来越依赖市场，生产要素的定性使用价值——原材料、土地和人类劳动的感性、物理维度——日益转化为货币形式的定量交换价值，受制于抽象计算和平均数的压力。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描述了即使是独立农民也会发现自己被卷入价值的螺旋：
随着农业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商品，即生产为了售卖而不是为了自己直接消费的物品，农业就以相同的程度计算其费用，把费用的每一项都看做商品(不管农业是把它从第三者买入，还是从自己本身即从生产中买入)，从而看做货币，因为商品被看做独立的交换价值因此，由于小麦、干草、牲畜、各种种子等等，都被作为商品出卖(如果不出卖，它们就不能被认为是产品),它们也作为商品或作为货币进入生产。随着产品变为商品，生产条件即产品要素(它们是跟那些产品相同的东西)也以同样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变成商品，而且只要考察的是价值增殖过程，它们就以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作为货币量进入计算。
同样，在《资本论》第10章中，马克思论证说，当奴隶制开始为世界市场生产时，它也受制于增殖和计算的压力：
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因素。
有大量的新研究可以证实这种分析，尽管——或者正是因为——它们并非来自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使美国奴隶制成为资本主义的并非其相对效率。经济学家加文·赖特(Gavin Wright)认为，即使在当时，与自由劳动相比，它也是低效的，导致了南方的欠发达。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言，是因为奴隶制进入了一个“计算和算计的体系”。凯特琳·罗森塔尔(Caitlin Rosenthal)由此证明了19世纪的棉花种植是如何逐渐被泰勒制理性化的趋势所俘获的。同样对于家庭劳动，德·弗里斯(de Vries)表明，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家庭中，妇女和儿童所从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作在农业、纺织、冶金、皮革、木材和陶瓷等部门有所增加。他们理性地计算自己的收入，不是作为公社单位，而是作为市场上的个人。家庭单位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存在，但到了“17世纪，雇佣劳动是西北欧大部分地区最重要的单一货币来源……在这种背景下，个人劳动而非家庭的集体劳动成为了普遍模式。”
重申一下：马克思确实假定双重自由的、商品化的劳动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发展(正如多布、布伦纳和伍德等几代学者所论证的那样)，但这并非因为其技术上优于不自由劳动。这种推理可能与关于生产率和创新的次要讨论、关于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相关。但自由劳动的经济优势是在马克思时代之前很久就已确立的论点，广泛存在于19世纪的废奴主义文献中，这些文献取材于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这一论点与主流政治经济学完全一致，而与马克思意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相反，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从历史上奠定了经济思想中那些被自然化的假设。自由劳动与不自由劳动之间的比较建立在非历史的预设之上，即由于马尔萨斯式的土地和资源短缺(使用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类行为的自然目标。相比之下，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下提高生产率的压力具有历史独特性，源于商品形式的社会压力，这种商品形式将劳动抽象并通约为可计算的交换价值。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商品形式理论可以从历史上解释那些在多布、布伦纳和伍德追求的技术效率主流故事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实际上，马克思的转型理论是那种以英国为中心的叙述的倒置版本。并不是个体生产者的财产关系机械地引发了一系列导致工业化的事件。相反，马克思强调个体生产者被吸收到比他们自身更巨大的东西中——即商品化的抽象动力，进而延伸到其增殖和计算的螺旋中。正如黛安·埃尔森(Diane Elson)所说：“马克思的论点不是说劳动的抽象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说后者的特征在于抽象方面对劳动的其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认为马克思更感兴趣的故事是，历史的主体不是像多布、布伦纳和伍德所认为的生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而是资本主义价值本身。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实际上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与实现，因此也是价值作为历史过程的“统摄性主体”(übergreifendes Subjekt)的普遍化与实现。
普遍性与一般性
在《资本论》页边空白处发现的转型描述与主流的英式中心描述不同，但它仍然将双重自由劳动视为资本主义出现的关键。然而，由于分析单位不是个体生产者而是整个时代，它更加开放，能容纳各种社会安排。上述许多关于奴隶制和独立经营的引文表明，马克思并不认为转型是一夜之间、非此即彼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迭代的过程。诸如“只要”、“在同样程度上”、“就……而言”、“按比例”和“按比例演进”等短语——这些都表明，即使没有变成双重自由，生产者在马克思的时代也已经为价值的全球扩张做出了贡献。
早期的《资本论》第二手稿(1863)提供了我所见过的关于雇佣化之前“过渡形式”的最广泛的评论。他举了具体的例子，如“自给自足的农民”(如印度的莱特或罗马的平民)和“家庭工业”(如英国的织袜工)，他们都“形式上自由”地与放贷者和商人讨价还价，而没有被直接从属。然而，尽管他们处于非商品化状态，但他们以利息或套利形式被占有的剩余产品，仍然为流通资本所攫取的“总剩余价值”做出了贡献。同样，马克思在别处将美国奴隶制或多瑙河的徭役描述为不自由的制度，其目的不是生产“有用产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本身”。
独立的、不自由的工人有可能生产资本主义价值，这一点目前也许已无争议。但这并不等同于认为奴隶制和农民在本质上与马克思眼中的自由雇佣工人具有同样的资本主义性质。中介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如何将“过渡形式”纳入资本主义理论，而不抹杀其与自由劳动的历史和技术差异?如果资本主义仍然可以容纳那些显然不自由的对应物，那么自由工人要在资本主义的故事中扮演主导的、划时代的角色意味着什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发现探究上述段落中出现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概念最为有用。值得注意的是，被翻译成英语“universal”的是德语词allgemeine。同一个词也经常被翻译为“一般的”(general)，两者在不同的草稿中几乎互换使用。例如，在上面引用的《结果》段落的同一页上，马克思的话被翻译为“财富的普遍基本形式”，他继续说道：
(2)当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奴隶制，农奴制)，或者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印度)不再是基础的时候，商品生产就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从劳动力本身普遍地成为商品的时刻起。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取决于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一般化，还取决于自由劳动的普遍化/一般化。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在这些行文中对allgemeine一词的使用?
我自己的看法是：马克思采用了allgemeine的一个特定含义，这得益于黑格尔关于普遍与特殊(或das Allgemine与das Besondere)的概念。在《小逻辑》(1830年版)中，黑格尔警告说，“普遍”不应被视为一种平面的抽象，即假定所有事物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对普遍性[das Allgemeine, das Universelle]的庸俗理解实际上是“共同性”[das Gemeinschaftliche]。在这种庸俗版本中，为了得出一个花的普遍概念，例如，你需要将其从所有特殊的差异中抽象出来，从而忽略它们，忽略紫色、黄色或红色的花，矮的或高的花等等。一个庸俗的、抽象的普遍性只是保留了共同点的最低限度。对黑格尔来说，“这样的概念是空洞和虚无的，……它们只是图式和影子。”
相反，
概念的普遍性并非单纯是一个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毋宁是不断地在自己特殊化自己，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晰不混地保持它自己本身的东西。——黑格尔《小逻辑》第163节
一个真正普遍的花的概念不会与特殊的紫色和黄色花相对立。相反，它通过紫色、黄色和所有不同种类的花来表现自己。真正的普遍性既包含共有的东西，也包含每个具体实例所特有的东西。
现在，将黑格尔的这些话与马克思在发表于《大纲》中的著名的1857年导言中所写的进行比较：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概念比“共同性”更复杂，后者是一种庸俗、抽象的陈述，即“所有资本主义劳动必须是自由雇佣劳动，否则就不是资本主义”。相反，马克思将自由雇佣劳动视为一种一般的关系，它体现并结晶了劳动作为可转让商品的逻辑。在资产阶级之前的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算作一种特殊的、但非普遍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时代”内，雇佣劳动已成为“一般/普遍的照明”，它在历史上承担起，或者说在无数具体形式中“特殊化自身”。如果对黑格尔来说，普遍的花表现为薰衣草和万寿菊，那么对马克思来说，为商品生产而买卖劳动的本质关系不仅可以吸纳雇佣工作，还可以吸纳各种剥削形式，从奴隶制和契约工到公社农业。他同意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即真正原子化的无产阶级劳动力在技术上优于独立和不自由的工人——它更具“可变性”、“多功能性”、“灵活性”和“强度”——但后者仍然可以在具体差异之下承担相同的社会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对资本来说是更可取的。
当然，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范畴是唯心主义的，即黑格尔认为头脑中的普遍概念先于外部世界的特殊性。相比之下，马克思的普遍性不是哲学前提，而是历史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中变得普遍的东西——商品形式和雇佣劳动——是在特定时刻起作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结果。只有在物质过程的基础上，它们才能“沐浴并改变”资本主义时代之前非特定资本主义的、“现有的、既定的劳动过程”。我相信，这一过程所包含的是通过价格下跌和对市场再生产依赖增加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竞争。在1857年导言的同一段落中，他推测性地概述了工业资本是如何吸纳旧的生产形式(如农业)，并将其从属于其更广泛循环的一个“部门”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马克思认为奴隶制和家庭劳动可以整合到商品形式的“普遍性”中，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先行形式可以构成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础。带有这些结论倾向的观点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关于种族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最著名的美国资本主义新历史的近期学术研究。
如许多新著所建议的那样，将资本定义并等同于不自由劳动，会引出更广泛的历史和逻辑问题，最明显的是，那些拥有奴隶制但没有资本主义积累的早期社会又如何呢?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等式失去了劳动作为商品的特殊性，进而失去了处于资本逻辑核心的价值动力。我们应该能够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探究。关于种族资本主义的新文献主要关注美国奴隶制的问题——过去是如何理解它的?现今如何?它能被归类为现代的吗?——其作者通过资本主义辩论来帮助解决国家史学的问题。这类探究为美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介入，但它们往往最终将资本主义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是还是不是?——从而扁平化了积累的不同轨迹。归根结底，奴隶制问题不同于询问如何将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来把握：它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它如何在历史上被分解，以及我们如何将奴隶制和家庭劳动定位在一个更广泛的循环中，在这个循环中工资作为“普遍照明”占据主导地位?
我相信我们可以更精确。在扩展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防止消除剥削形式之间的所有差异。我认为，许多新文献中缺失的一个关键区别，是马克思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与资本从现有社会形态中接管的“继承的、现有的劳动过程”(即奴隶制、农奴制和农民)之间所做的区分。前者只有在雇佣劳动下在历史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棉纺厂或密歇根的汽车工厂。这类剥削形式并非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但其内容——其基本本质——一旦整合到由雇佣劳动普遍化驱动的全球竞争中，就可以被转化。
诚然，这种对雇佣劳动的概念化比大多数经济史中关于原始积累和英国圈地的直接故事更为抽象。但抽象毕竟是资本主义下劳动的定义性特质。事实上，对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来说，这种抽象性和灵活性对于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与从未在其文本中被直接分析的具体世界历史之间进行三角互证特别有用。
在我自己关于亚洲的研究中，我发现了大量例子，表明中国和殖民地印度的经理和商人试图测量、计算并提高其临时、季节性、契约劳动力的生产率。世界茶叶价格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趋于平稳并下跌，资本家明白，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需要高效生产的优势。他们使用了看似古老的方法，但将其目标指向竞争性积累的现代目标。
在殖民地印度，英国种植园主折磨工人，经常将他们殴打致死，以使他们专注于任务并达到生产目标。几位种植园主声称他们将生产率提高了25-30%。其中一位写道，“锄草和采摘的任务在10年内增加了五分之一。”另一位声称该行业正“尽一切可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苦力的工作能力’来减少支出”。在一位英国医生发表的演讲(后被摘录并流传给清朝光绪皇帝的报告)中，他宣称：“茶叶供应的控制权……最终将取决于哪个国家能以最低成本生产，这一规律适用于所有商品。”这些正是马克思认定为资本主义时代基础的商品“普遍规律”，现在正在塑造亚洲各地被认为传统的劳动模式。
最令人难忘的例子来自中国安徽南部茶叶生产的故事。在该地区的手册和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商人雇佣了作坊经理，他们通过密切跟踪时间来监督茶叶的烘焙、揉捻和干燥。他们没有精确的机械钟。相反，他们基于一种特殊的工具来计时：慢燃的香，通常用于寺庙和宗教仪式。其原理类似于沙漏：它们不提供抽象的数字(如十分钟或两小时)，而是提供基本的保证，即每支香燃烧的时间大致相同(约四十分钟)，为比较和平均提供了基准。经理们通过为生产的每项任务计时并将其协调到分工中来制定精确的指令：炒茶的时间控制在2.5到3支香，搅拌茶叶的时间为一支香的80%，然后旋转和按压茶叶为半支香，依此类推。最终，经理们建立了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和奖励制度：如果工人完成任务的速度快于平均水平，他们将获得更多报酬;如果慢于平均水平，报酬则减少。
燃香计时制度特别能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很难想象还有哪种工业技术在物理上显得更原始、传统或前现代——然而它仍然与价值的抽象模式紧密相连。与布伦纳理论相反，在一个被认为传统的行业中，经理和工人都感受到并响应了非常现代且在工业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压力。
结语：资本历史内部的转型
重申我的论点：我们应该保持马克思《资本论》中两个不同转型时刻的区别。第一个是商品形式和雇佣劳动的普遍化，这包含了双重自由劳动的普遍形式下的许多具体、特殊的变体。这被马克思描述为“过渡形式”的出现或对资本的“形式吸纳”。第二个是随后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过渡，或从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过渡，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出现的。它涉及生产过程的革命，如从手工业到工业，再到如今几乎不需要人类劳动投入的工厂。例如，2020年，总部位于台湾的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宣布将其自己的设施转变为“灯塔”工厂，这将引领由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业未来，将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驱逐出去。
再次强调，尽管关于四个世纪前资本主义起源的辩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它们实际上围绕着关于资本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的实质性问题。英式中心模式假设资本主义可以局限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并且资本主义实际上只始于工业化，或相对剩余价值的时刻。这种分析将生产场所作为整体积累的转喻，不加批判地将其分割为国家单位。但是，一旦我们将生产与价值的整体循环联系起来，那幅图景就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通过优先分析商品形式，我们也可以解释作为20世纪发展核心的那个令人垂涎的工业化过程背后的动力。马克思写道，实质吸纳总是从早期的形式吸纳的基础上进行的：
资本吸纳它所发现的劳动过程，也就是说，它接管现有的劳动过程，这些过程是由不同且更古老的生产方式发展而来的……如果在资本接管这些传统的既定劳动过程之后发生了变化，这些只不过是那种吸纳的渐进后果。
虽然过去的学术研究，如多布、布伦纳和伍德的传统，专注于生产过程的革命，但马克思本人认为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之间存在更大程度的连续性。我不认为这种关系是目的论的阶段论，即前者必须导致后者，而是一种逻辑关系，即前者代表了后者的可能性条件，但不必然达到后者。技术和科学史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同样表明正是劳动强化的渐进转变(绝对/相对剩余价值)随后为资本密集型、劳动替代型技术(相对剩余价值)奠定了基础。将后者与前者割裂开来是对历史的物化，使其脱离了对随时间变化的任何具体分析。
其次，通过突出商品形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仅仅专注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研究议程在逻辑上与对资本主义价值的更广泛分析相矛盾。在那第一章中，马克思阐述了“价值”是如何基于社会平均水平决定的，这一前提预设了具有不同效率水平的多样化生产者的存在。相对剩余价值是相对于其他剥削形式而言的，其一致性取决于与绝对剩余价值的共存。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价值仅仅是劳动支出的直接衡量标准(如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那么该体系实际上会抑制创新。学会使用动力织布机以同行一半的劳动力生产纺织品的人将会陷入贫困，因为他们不得不以一半的价格出售商品。但在现实中，第一批动力织布机制造的商品以与手工织造商品相同的价格出售，并且由于生产成本较低而获得了垄断超额利润。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价值通过平均数运作的观察的意义所在。剥削实际上发生在两个分开的时刻：首先是从劳动本身榨取，然后是从生产效率较低的生产者到较高的生产者。相对剩余价值以绝对剩余价值为食，作为其超额利润的来源。因此，如果我们将绝对剩余价值从我们的资本主义生产心理地图中排除——如果我们说唯一算作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是那些使用最尖端技术的生产者——那么就不会有相对剩余价值的存在，价值概念也就变得不连贯了。
简而言之，过去专注于生产场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设想了一个由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者拼凑而成的全球经济，由局部的向资本主义“转型”和“非转型”组成。假设在19世纪，英国的雇佣经济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但其糖、茶、原棉和其他消费品及材料的供应商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这种观念所产生的逻辑和历史问题显而易见。相反，更有用的是将马克思解读为设定了一个根本性的划时代转变，他在不同时刻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时代”或“资本主义纪元”。他在概念上描述了这一转型。就真实历史而言，他推测这始于几个世纪前，并已成为全球规模。其特征还在于不平衡性，即许多资本相互争夺的非人格动力。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人来说，我的猜测是，我们试图理论化的许多“转型”并非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而是资本主义历史内部的转型——即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型，或从继承的过程(奴隶制和家庭农场)向以资本形象彻底改革和重组的过程(工业种植园和福特制工厂)的转型。
回到现在，我们应该记住，第二次转变——从作坊到工厂——是持续的、零星的，从未穷尽经济生活，且容易逆转。对于每一个高科技自动化的例子，我们都会听说外包的、不自由的零工劳动的古老形式。事实上，在2022年底反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广泛抗议期间，郑州富士康工厂(同一家吹嘘其智能“灯塔”工厂的公司)的工人不得不字面意义上翻越围墙以逃离雇主并返回家乡，这表明在最被公认为尖端的行业中混合了不合时宜的、不自由的条件(更不用说最近关于童工奴役的指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工业化目的论的信心已被削弱，在历史学家中，迷恋大工业的英式中心模式显得越来越狭隘。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模式表明，资本技术有时可以被劳动密集型、地理分散且对动荡的国际市场反应灵敏的策略所取代。正如大卫·哈维所言，资本密集型的“刚性”成了负担，而劳动密集型的“灵活性”则成了美德。
我的个人理论是，1973年标志着学术界内外重新构想马克思著作的转折点。一方面，《大纲》英文版的出版使马克思逻辑的历史和黑格尔结构浮出水面。另一方面，1973年的石油禁运加剧了全球滞胀危机，使人们对北大西洋工业的力量和中心地位产生怀疑，同时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资本主义”这一具有历史决定性、易发生危机的现象上。新实践的出现——从金融放松管制到劳动力离岸外包再到过度消费——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全球资本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特征。
这一切的核心不仅是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危机，还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业新中心的崛起。从20世纪60年代起，亚洲见证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国家经济“奇迹”，从日本到韩国再到中国。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对资本主义动力免疫(正如曾经假设的那样)，那么那段历史就毫无意义。相反，从战后日本到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这些故事作为长期融入全球劳动分工的顶点，才更易于理解。
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变革正为我们认为已完全理解的遥远过去的历史投下新的光芒。另一方面，随着学者们继续书写新的资本主义历史——那些强调不自由和家庭劳动、金融和商业资本的历史——这些也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参考，将其视为至今已持续数个世纪的资本时代中的最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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