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关于农民工监测的年度报告悄然问世，数据颇为齐整：某国农民工总量跃过三亿关口，月均收入也跨入五千元门槛。两个“突破”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众人偕行、稳步向前的温煦画卷，仿佛这三亿人正并肩走在宽阔的大道上，步伐从容，气象喜人。
这份报告的体贴之处在于，它用简净的方式，替读者滤去了许多或许不必细究的枝节。倘若有人想了解这三亿人内部，收入两端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处境与层级，报告并未着墨——既不见中位数，也不见分层分类，只将那一个端庄而和善的平均数，端端正正地捧到你面前。这很像一位厨艺讲究的烹调者，将鲍鱼海参与隔夜的粗面馒头一同放进大锅里细细熬煮，缓缓搅拌，最后盛出一碗色泽匀净的羹汤，笑眯眯地告诉你：这碗东西，平均营养不错哦。
(豆包数据)
这大概便是统计均值所特有的融合之美。试看这样三位：一位是自营工程队的张先生，户籍还挂在乡下，在城里管着百十号人，去年刚换了豪车，月入丰盈，他算作农民工。他工地上那位手艺精湛的焊工老李，一人的活计能顶五个人，月入过万，也属农民工。工地门口等着派零活的赵师傅，五十好几了，只能蹲在路边守些断断续续的活路，刮风下雨便没了进项，每月去掉租床位和啃馒头的开销，到手不过两千来块钱，他同样是农民工。于是张先生、老李、老赵被请入统计的容器，盖子一合，拌匀之后，显示三人平均月入两万有余。白纸黑字的数字宣布，当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又有了可观的提升。在寒风里搓着手的老赵，望着那个数字，身上倒好像真的添了一丝暖意。
三亿人的光景便被一个平均数熨烫得平顺挺括，成了一匹光滑的绸缎，上面隐隐约约绣着“形势大好”的暗纹。倘若有人拿起一把轻柔的剪刀，沿着边角将绸面轻轻拨开，会发现里面的经纬并不那么匀密，缝隙大得能漏进一阵穿堂风。
这道缝隙，首先显露在不同的高度之间。有三四百万人已经悄然立在了高处：他们名义上仍戴着“农民工”的帽子，实则已经是经营者、包工头、小作坊主人。他们手中握有生产资料，在城乡边缘搭建起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从前的伙伴成了他们手下做事的人。亲切的说法，称他们为“经营精英”，与路边待工的散工共用着同一个统计门类。这种归类的安排，就像在一场宴席上，把坐在主桌享用澳龙的宾客和蹲在后厨啃馒头的帮工，算作了同一张桌子的客人。
再往下，是“稳定务工者”汇成的庞然中段，约莫一亿五到一亿八千万人，构成了这部巨大机器上最标准化的部件。他们在流水线上组装手机，在建筑楼面上绑扎钢筋，在商超里穿着制服理货。他们的月收入大致在四千到六千之间，恰好是那条被着力宣传的“平均线”最忠实的守护理者。这个阶层的最大美德是稳定，最大的叹息也在于稳定。他们像被钉牢在刻度上的指针，不偏不倚地指向那条平均线，成为报告里最有模样的分母。
至于“底层劳动者”，则是这幅长卷中最为沉默的段落。七千五百万到一亿人，融入其中，声音在平均数里化得几乎听不见。他们是年过半百、被经年劳作磨损了身体的老一代务工者，打了一辈子的工，只剩下一副过度使用的躯体和一门被市场渐渐遗忘的手艺。像候鸟一般在城市与乡间无所适从地来回摆荡，只不过候鸟尚有归去的方向，他们却不太看清何处是岸。他们的月收入在两千五到四千之间徘徊，但这并不是最让人沉吟的地方——最叫人心里一紧的是，那位月入五万的张先生和他们一平均，他们在纸面上的“数字收入”便轻轻巧巧地翻了一番，化作了报告里一抹欣然的上扬。
如此出现了一种温婉的统计景象：一个在料峭风中缩着脖子等零活的人，居然能在平均数意义上，与驾着奔驰的小老板举杯同祝，共襄平均收入突破新高的小盛事。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同样蕴含温度的古老画面：君王听说百姓没有米粥喝，百思不解地问，何不食肉糜?如今的手法来得更精妙一些，不劳您真的去吃肉糜，只需在报表上轻抬一笔，将米粥与浓汤一锅相溶，碗里自然就有了肉糜的香气，甚至还能品出些许龙虾的余味。三亿人的悲欢未必相通，但这不要紧，他们共同拥有着一个温存的平均数。
平均值的慈悲心肠，大约就藏在它用一味温良的方剂，抚平了关于贫富疏密的种种焦虑。它不需要争取谁的认同，只需要让那个数字保持足够悦目的颜色。而当有声音轻轻建议，是否也可以看看中位数、是否也可以划出不同阶层的侧影，以便更真切地呈现这个庞大群体的内在面目时，相关的回应谦虚地保留了一份安静的克制。这种安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一旦中位数公之于众，大家或许会恍然发觉：原来有一半的农民工，月收入还在一条离平均值颇远的线下盘桓;而一旦分层呈现，那顶名为“平均”的精巧冠冕下，一些细密的裂缝，恐怕便会静悄悄地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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