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批判者：从“市场决定”到“有效市场”的政治经济学辨析
——兼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理论突破与时代意义
紫虬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重大理论创新，针对当前理论界两种同出一源的错误倾向展开学理辨析：一是市场决定论由肯定要素贡献滑向生产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迷信市场自发秩序;二是“‘商品-资本’宿命论”将商品等同于资本主义“基因/癌细胞”，陷入“商品—市场—资本”必然宿命的教条误区。两种倾向共同根源在于误解马克思“最抽象、最一般的价值形式”论断，混淆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混淆商品生产一般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特殊。
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严格区分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的本质界限，立足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历史定位，阐明从“市场决定”到“有效市场”的理论飞跃：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公有制主体条件下，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人民监督有机统一中，利用、规范、限制商品经济，阻断其自发走向资本主义。结合苏联解体教训与华为等新型劳动协作企业实践，本文论证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贯通历史与现实、防范复辟与异化的理论基石和实践遵循;在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无序扩张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共同立场上，澄清理论迷雾、凝聚同志共识，为贯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一、共同立场：反对资本横行与市场迷信，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方向
当前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两种偏差：或将市场神化、滑向要素价值论与资本至上;或将商品妖魔化、陷入否定商品经济的教条误区。我们与批判者的根本共识高度一致：
第一，捍卫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坚持抽象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坚决批判效用价值论、全要素价值论等庸俗思潮;
第二，维护剩余价值理论，反对以“要素贡献”掩盖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剥削本质;
第三，反对市场经济中性化、永恒化，绝不允许以市场化、私有化消解公有制主体地位;
第四，坚持驾驭资本，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的分歧，不是立场之争，而是对党的“有效市场”理论理解、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对一般与特殊辩证法的学术分歧。本文立足二十届四中全会重大判断，不局限于个人观点往来，直面现实思潮，阐明从“市场决定”到“有效市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时代命题：从“市场决定”到“有效市场”——党的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同志做了重要补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实现了对市场作用认识的突破;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升华，明确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构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是简单提法调整，而是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飞跃：
1、“市场决定”易被割裂和曲解：实践中易割裂市场与政府整体作用，在着眼资源配置时易忽略满足人民需求的出发点，容易被解读为市场自发至上、资本逻辑主导，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提供可乘之机，滑向新自由主义;
2、“有效市场”定性明确：以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为前提，以使用价值满足社会需要为导向，以价值规律服务于共同富裕为目标，市场“有效”体现在效率与公平统一、活力与秩序统一、增长与价值导向统一;
3、核心要义：有效市场≠放任市场，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公有制主导下，让市场机制在正确轨道、合理边界内发挥作用，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创新，从理论上破解了市场与社会主义兼容性的世纪难题，从实践上提供了利用而不依附、规范而不扼杀、限制而不消灭商品经济的中国方案。
三、正本清源：两种误区的共同病灶与马克思的理论钥匙
现实中两种倾向看似对峙，实则理论根源完全一致：它们都曲解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经典论断，混淆了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混淆了商品经济一般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特殊。
(一)双重误区的共同病灶
第一种倾向从“市场决定”滑向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
其逻辑链条为：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承认要素贡献→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夸大为价值的决定力量→滑向生产要素价值论(萨伊三位一体公式)→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
误区：是把要素参与使用价值生产偷换为要素创造价值，把市场配置作用抬高为价值决定主体，让资本占据价值源泉的合法性外衣。
第二种倾向陷入“商品—市场—资本”的机械宿命论。
其逻辑链条为：商品价值形式→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最一般形式→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商品必然自发地、不可逆转地走向资本主义。
误区：其实质是把商品经济一般(价值形成)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特殊(价值增殖)，无视所有制与阶级关系对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
两种倾向的“共同病灶”，误读马克思一句话——“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两者都不理解“抽象”、“一般”不能脱离内容的特殊单独存在，“市场决定论”忽略了马克思的语境;“商品-资本论”只见“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这一外壳，就匆忙断定商品天然携带资本主义基因。
一个时代的社会性质，不是由是否存在商品交换决定，而由剩余劳动归谁占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一制度内核决定。两种倾向，同为一种“形式决定论”——只见等价交换的形式，不见剥削与阶级支配的实质。
(二)马克思的解剖刀：价值形成≠价值增殖
澄清这一迷误的理论钥匙，马克思早已在《资本论》中锻造完毕。他做出了不可动摇的经典界分：
价值形成过程，是劳动者通过具体劳动转移旧价值、通过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新价值补偿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这是一切商品生产的共性规定，本身不产生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归属由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决定，不属于价值形成本身。
价值增殖过程，则是超过劳动力价值定点而延长的价值形成，以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化、私有制、剩余价值私人占有为前提，是资本主义特殊规定。
马克思的判词斩钉截铁：“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恩文集》第5卷，第229-230页)这一论断如同一把解剖刀，彻底划清了“有商品”与“是资本主义”的界限。几千年简单商品经济未曾自发走向资本主义，正是因为缺少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垄断剩余价值占有这三大历史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商品永远是商品，不会“癌变”。
(三)从形式深入到内容：为什么等价交换会掩盖实质不平等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为我们识破两种倾向提供了钥匙：商品的价值形式呈现为一个等价交换的平等外壳，但马克思揭示，等价形式本身并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价值的实体唯一地归结为抽象劳动的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这意味着，等价交换只是形式的平等，在它背后，完全可能运行着实质的不平等。
毛泽东正是从这一理论纵深出发，做出了对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实践总结：在公有制条件下，资本家阶级可以被消灭，但等价形式所携带的旧社会痕迹——法权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及其掩盖的事实不平等——并不会自动消失。如果缺乏自觉的限制和约束，权力和等级的异化完全可以使对商品流通的占有演变为对生产资料的实质占有，使公有制名存实亡。因此，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自觉地加以限制。
四、历史镜鉴：苏联失败不在商品经济，而在放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将苏联解体归咎于“商品经济”，完全偏离本质。
苏联崩溃的真正根源：
1、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对商品、货币、分配的约束，形成特权官僚阶层;
2、公有制异化，剩余劳动被少数人占有，劳动者主体地位丧失;
3、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最终改旗易帜。
斯大林早已批判“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教条。中国实践证明：在毛泽东“价值法则是伟大学校”指引下，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利用商品经济同时加以约束，前三十年的实践探索表明，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利用商品经济并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历史结论：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商品经济，关键在于管党治党的有效与否、制度约束能否兴利除弊、方向上能不能长期坚持。
五、实践突破：有效市场+限制法权——阻断商品→资本的中国道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资本具有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链条可以被打破。
打破的密钥，正是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人民监督，与毛泽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高度贯通：
(一)公有制为主体：从根源阻断资本垄断剩余价值
生产资料公有，从根本上瓦解资本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基础。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不以私有化为前提。私有化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二)有效市场：以使用价值为导向，回归劳动价值论统帅
- 资本主义市场：以价值增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效用服从资本;
- 社会主义有效市场：以满足社会需要、使用价值导向为目的，市场机制服从劳动价值论与共同富裕。
从“市场决定”到“有效市场”，就是把市场从“自发的资本支配者”改造为“自觉的社会工具”。
(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商品原则侵蚀政治与社会
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中的不平等是旧社会痕迹，具有自发倾向，但自发≠必然。
通过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群众监督、经济民主，把等价交换限制在经济运行范围，防止权钱交易、防止特权阶层、防止公有经济异化。
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集中体现，是防止复辟最有力保障。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破解商品经济自发倾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基石与实践遵循。
(四)拒绝全面雇佣劳动化，发展自主联合劳动
完善劳动保障，保护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是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利于统一市场、产业调整和劳动者自由发展。支持员工持股、劳动合作、劳动支配资本，扬弃雇佣劳动，促进劳动力商品向自主联合劳动循序渐进质变。这正是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现实形态。
六、实践之钥：华为模式证明——有效市场可以长出社会主义主体胚胎
华为不是传统私企，华为在劳动支配资本、员工持股、剩余共享方面做出了大量长期探索，表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共同创新：
1、以劳动者创新为中心，而非资本增殖
任正非提出，华为的董事会明确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坚持以客户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驱动员工努力奋斗。其通俗表述 “员工资本主义”(2011、2019华为年报)。2010‑2018 年华为研发支出为净利润的 167.02%，长期远高于微软、英特尔、谷歌;2008‑2022 年研发投入占净利润比重持续走高，证明其剩余劳动、旧价值主要用于技术研发等新价值创造，以服务社会需要为核心，与美国企业以资本利润攫取为核心形成鲜明对比。
2、剩余劳动绝大部分由劳动者共同占有;
任正非个人持股自2019 年 1.42% 持续稀释至 2022 年 0.73%，其个人持股更多承担企业治理功能。华为股权结构持续向广大劳动者倾斜，基本实现剩余劳动集体共享，在围绕其价值观的探索中，其社会价值不断做出长期稳定的杰出贡献，已经证明了实际效果。
3、在市场竞争中坚持社会主义导向。
华为实践：对于商品经济不必走向资本主义，市场主体不必私有化是有价值的启示。在奋斗者文化驱动下，剩余劳动主体化、劳动驾驭资本、有效市场约束，就能在市场经济中守住社会主义灵魂。这是长期主义资本难以比拟的，也是对“‘商品-资本’宿命论”最有力的实践反驳。
理论界应当充分尊重劳动者制度创新，承认社会实践的第一性，戒用书本套用现实;同时也意味着，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是参与、总结实践，检验书本、用实践发展书本，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概括。
七、理论澄清：我主张“劳动统帅资本”，绝非市场原教旨主义
我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晰可界定：
1、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要素仅参与使用价值生产;
2、反对私有化默认路径，坚守公有制与劳动者主体;
3、利用价值规律但以劳动价值论统帅，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前提;
4、强化剩余劳动核算，防止公有异化、官僚化蜕变。
简明公式：
公有制主体+ 有效市场 +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 劳动驾驭资本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市场万能、资本至上、新自由主义泾渭分明。
八、同志共识：三根支柱，共同捍卫科学社会主义
1、理论支柱：坚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严格区分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批判混淆一般与特殊的双重误区;
2、实践支柱：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利用商品经济但设边界、有限度、强规制，既反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反“左”倾恐商品教条;
3、政治支柱：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破解周期率，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批判者对资本与复辟的高度警惕，与我立足现实、不搞教条、坚持有效市场的实践探索，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统一。尽管在‘商品一般是否自带资本主义基因’这一根本学理判断上存在分歧，但我们在终极目标和政治立场上高度一致，希望此辨析能推动共识的形成。
九、结语：同卫真理，共护社会主义
我们与批判者的争论，是同志间的理论切磋，不是阵营对立;是完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碰撞，不是路线斗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确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市场决定”的升华与校正，从实践上指明了利用、规范、限制商品经济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精髓，就是：
以劳动价值论为魂，以有效市场为用，以限制法权为盾，以人民主体为本。
让我们携手并肩：
一面批判迷信市场、放纵资本的新自由主义;
一面批判否定商品、害怕规律的教条主义;
共同捍卫劳动价值论，坚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为巩固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贡献理论力量!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AI创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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