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出现了一处值得关注的话语调整：不再沿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而是转向“有效市场，政府有为”，重点部署要素市场化规范治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资本行为有效规制、民生公共领域底线守护。
这不是简单的文字修饰，也不是对市场作用的否定，而是党中央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资本内在矛盾、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深化与实践校正。理解这一调整，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辨析“市场决定”与“有效市场”两种范式的本质区别。
一、 两种范式：从“权力归属”到“效用评判”
“市场决定”解决的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有效市场”追问的是市场后果是否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前者教我们学会游泳——尊重价值规律;后者要求我们在游泳中辨别方向、避开暗礁，确保游向人的全面发展彼岸。
“市场决定”打破了计划经济下名义公有制的虚化困境。直面竞争压力，公有制资产不得不通过市场检验其真实的社会使用价值，在动态竞争中保有了对经济命脉的实际驾驭力，而非停留在产权证书上。但同样在这一范式下，放任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社会生产，社会公共效用与民众真实需求便被推向边缘。资本天然驾驭劳动以攫取剩余价值，一旦失去规制，便会引发投机泛滥、产能过剩、公共领域商品化、平台垄断、贫富差距拉大等系统性后果。
“有效市场”的本质，是劳动与社会效用的辩证统一，是把市场和政府作用落实到结果上。马克思指出：“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阐明：价值是劳动量对效用的关系。社会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并将效用同必要劳动量相比较，以此决定生产计划。劳动是价值本源，效用是价值载体，二者不可分割。割裂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理论偏差与实践失误。有效市场的核心，正是以活劳动耗费为价值唯一本源，以社会整体效用、人民真实需求为生产标尺，通过有为政府规制资本的片面逐利性，实现生产与需求、劳动与效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二、为什么现在必须调整?
二十届四中全会的话语迭代，不是理论概念游戏，而是对当代资本新形态的主动回应。
数字资本垄断已经改变了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等价交换的传统交易形式被超越，抽象劳动的凝结不再限于有意识的劳动，用户的浏览、社交、点击、观看等日常行为，已成为无偿生产数据、训练算法、完善平台生态的社会化数字劳动。平台凭借对数据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偿占有这些劳动产品，形成“赢家通吃”的内生垄断闭环。
虚拟资本与数字资本相互依赖，平台垄断预期吸引海量虚拟资本注资，虚高估值反过来强化平台的扩张支配能力，形成“数据—垄断—估值—更多数据”的正反馈闭环。这套体系不创造真实使用价值，却通过定价权、规则制定权、流量分配权遥控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向。
需要特别澄清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真相：“赢家通吃”并非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它已超越等价交换形式下的巧取豪夺。数字平台和虚拟资本结合垄断，披着“公平交易”、“用户自由选择”的外衣，实则通过算法支配、数据剥夺系统性消灭竞争。这对改革初期一部分信奉“市场天然公正”的理论倾向，是一次根本性否定。当下最大的思想短板，是不愿意把现实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也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以及毛泽东关于限制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中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
国际比较提供了鲜明的警示。美国AI发展路径依托基础理论垄断、底层算法霸权、核心算力壁垒构筑虚拟经济垄断体系，劳动支出聚焦认知垄断，效用归宿于资本全球增殖。结果是科技成为“第一财富集中器、第一分化器”，少数科技巨头控制全民数字生活，社会矛盾持续激化。
国内实践同样提出了迫切的规制需求。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整治平台垄断、规范数据权益、防范金融空转、守住民生底线——这些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重点工作，本质上都是在矫正“市场决定”范式下的效用与劳动支出失衡。二十届四中全会的话语调整，正是对这些实践经验的系统性理论升华。
三、“有效市场”的中国实践内涵
“有效市场”不是抽象概念。有效，是社会有效，是以人民为中心，具有深厚历史根基、鲜明制度特征和可操作治理路径。
马克思晚年曾提出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苦难而吸收其积极成果。我国作为最早发明纸币、拥有宋代交子等悠久金融实践的国度，本身就积淀着超越资产阶级法权局限的社会信用基因。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独特资源：在汲取现代市场工具时，不是简单复制资本逻辑主导的流通体系，而是激活历史信用治理智慧。
党的领导塑造市场的“有效性”方向。打破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政府”二元话语，关键在于回归中国实践的核心命题：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有效市场需要满足三个约束条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公共利益的侵蚀、防范权力与资本的非正当结盟、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多重目标。这三重约束，没有一项是市场自发实现的。
在制度特征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核心优势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规制资本防止其凌驾于社会效用之上。在分配领域，构建分层规制的二元制度：充分放开市场化科创主体的合理薪酬竞争，适配高端复杂劳动的价值回报;同时严格约束公共领域薪酬差距无序拉大，守住公平底线。
结语
二十届四中全会从“市场决定”到“有效市场”的话语迭代，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资本盲目扩张规律的主动规制，是中国式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升华。
“有效市场”的根本规定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劳动和效用是价值的唯一本源，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客观规律，规制是防止资本逻辑凌驾于社会效用之上的制度保障。
当前最大的思想牢笼，是仍然停留在改革初期对价值规律和市场原则的朴素信仰，看不见数字金融垄断时代“等价交换”形式下的巧取豪夺。打破这一牢笼，需要从“市场决定”走向“有效市场”——在党的领导下，以劳动为本源、以人民为中心、以规制为保障，建设一个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既发挥市场效率又守住民生底线的社会主义有效市场。这是二十届四中全会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启示，也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
于建党105周年前夕
(作者单位：国企退休;本文系作者学术论文《从〈资本论〉底层逻辑辨析有效市场》的政论压缩版，完整论证——含百年学派争鸣、两种必要劳动时间辨析、列宁与毛泽东法权理论溯源、企业案例分析等——将另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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