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济危机不仅表现为金融市场动荡、企业破产与失业增长，也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为何会在持续积累与扩张的过程中遭遇自身的限制?这些限制又通过何种机制转化为危机，并在危机之后得到暂时缓解?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出发，引入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尝试将长期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短期金融波动联系起来，进而讨论工资调整、技术进步、资本扩张及资本贬值等不同的危机恢复机制。
文章的意义在于，它不满足于将经济危机视为孤立的金融事件，而是试图追问危机背后的生产关系及其历史条件。不过，利润率变动与具体经济危机之间的因果联系、金融指标的解释力，以及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调适能力，仍然存在理论与经验层面的争议。我们希望以本文为起点，推动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经济制度的再生产条件及其可能边界的进一步讨论。
经济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危机理论的任务：预判与行动策略
图一是2026年最新的一篇研究对全球资本利润率的测算。时间从1950年一直到今天。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小的经济危机都展现在这张图之中，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时也包括一些更小的、不那么为人熟知的经济危机，比如1987年与2001年的经济危机。这一切都展现为一个非常清晰的指标：利润率的下降。
而利润率的下降在经济学上有着一个很直接的意义，企业投资变得无利可图，甚至许多利润微薄的企业会直接破产倒闭，引发工人失业;而更多的工人失业了，失去收入也就无力消费，消费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企业的销售困境，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这一恶性循环让经济危机呈现为一个在较长的时间内利润不断加速下滑的状态。而走出经济危机，需要某种原因导致利润率的回升。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利润率指挥着资本积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利润是指挥投资、或者说资本积累的“指挥棒”。利润率决定了资本家的行为逻辑。利润率高，则资本扩张;利润率低，则投资停滞。而经济危机也就体现为利润率低迷、投资停滞与积压，乃至引发大量产能闲置的状态。
上述这些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共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在长期上趋于危机。但是对于当今的学人与行动者而言，只是知道这个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了解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以及这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以下三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经济危机的时刻：一场经济危机何时到来，我们能通过哪些指标判断它的到来?
2.经济危机的程度：怎样判断一场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即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投资、就业等等经济指标
3.经济危机的缓解：资本主义是怎样从经济危机之中复活的，或者说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它无法复活?
而只有了解了以上三点，我们才能够去探讨“超越资本主义的策略”。对于可能到来的危机，我们要未雨绸缪，在危机的过程中，去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秩序创造空间。而是对经济学家的要求就是：我们能否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与经济指标来判断经济危机怎样到来、其严重程度以及其是否可能缓解?前文之中谈到的利润率已经是一个核心的指标，但问题在于：谁影响了利润率。
经济危机的程度：剩余价值理论与利润率下降
这需要让我们回到一个简单的公式上：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公式。简单来说，它等于剩余价值除以资本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厂房、设备、原材料等等不变资本是不能够产生价值的，它在与劳动力组合的时候才能产生价值。因此，最根本的意义上所有的经济产值都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可以理解成资本家从劳动者手中拿走的劳动产值，自然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投入一系列的不变资本与作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最终拿到了一系列的剩余价值，两者之间的比率自然也就是利润率。这样来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若剩余价值变少，而资本投入变高，那么利润率就会下降。
不过，单纯的一个剩余价值的总量比较缺乏比较的意义，更加有意义的概念，其实是剩余价值除以劳动投入，也就是剥削率。对工人来说，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产出有多少被资本家夺走了;而对于资本家来说意味着自己从一个工人身上所获得的净收益。简而言之，它意味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这样我们不妨在这个公式的上下都除以一个可变资本，则公式也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仅这个简单的公式，就蕴含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几乎所有的信息。它将利润率的决定因素，化简到两个信息极其丰富的比率上：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以及剥削率;其中一个比例展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信息，而另一个则展现了社会关系信息。而从这两个比例入手，我们就可以判断资本主义是否即将陷入危机。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可以理解成生产过程中设备的投入与人力的投入之间的比例。这个比率也被称为有机构成率，它越高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之中设备占据了更高比重的投资份额。主流经济学之中，有机构成率所对应的概念是人均资本——而我们可以想象，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工厂之中的现代化设备也就越多，人均资本越高、资本有机构成率也就越高。可以说在我们的习惯观念之中，资本有机构成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在利润率方面，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事——资本有机构成率越高、分母越大、利润率越低。而且也基本上符合经验事实：经济越发达、基础设施越完善，资本回报就越低，以至于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常常会转向海外投资，而不是在国内增加更多的设备。但总体来说，由于资本总要积累、经济总要扩张，但作为劳动力的人类人口总体是有限的，因此只要投资不断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率会一直上涨。
而另一个比例也就是剥削率，上文之中已经有所解释，最浅表的来说，它展现实质上是劳资斗争之中资本一方的所得。阶级斗争之中无产阶级越占优势、剥削率越低;资本主义越占优势，剥削率越高。但是事实上还有两个外部的因素限制了这样的一个斗争的过程。
1.实际工资限制：首先，剥削率是存在一个上限的。若剥削率过高，工人所获得的剩余无法支撑其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会引发超额剥削。超额剥削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在透支自己的生命乃至于再生产下一代的能力，这可能会引发人口的减少、生育率的下降，甚至长期的危机，也可能引发革命。
2.另一个限制在于，若剥削实现了商品的生产，但由于工人所到手的工资不足、内需不足而卖不出去，即发生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而这实质上会让剩余价值率跌下去，因为有一些产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由于公式之中的最初版本之中的剩余价值是指“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而不是实际发生在工厂之中的剥削，因此即使剥削的强度不变，一旦大量的产品积压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剥削率还是会下降。
而基于这两个比率，我们也就清楚了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三个直接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资本的不断积累导致有机构成率的提高，这是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克服的死穴，因为只要资本要扩张，经济要增长，就必须不断积累;而不断积累，就会挤压利润空间。正是因为这一个铁的限制，导致资本主义有着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图片1)之中利润率总体下降的趋势正是来源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第二个原因是阶级斗争，即劳动者的抗争之下，剥削率下降了，引发了利润率的下降——不过这个现象我们相对陌生。更常见的情况是剥削率不断上升，但最终达到了一个生理的极限——不提高剥削率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系统危机，因此剥削率受到了限制。
而第三个原因则是消费能力不足，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内需论。需求不足论其实是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凯恩斯主义解释经济危机的核心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意味着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当产品卖不出去时，高水平的剥削也无法给资本家带来利润。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一个预判经济体是否即将陷入危机的基本指标：当一个经济体中，投资正在不断扩张，工人工资水平相对稳定，至少没有迅速下降，而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之时，经济危机就已经临近了。
经济危机的时刻：金融不稳定理论与资本主义
不过，以上的简单模型是比较不灵敏的：它善于解释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变动。想进行更加精密地判断经济危机的爆发，我们需要引入一个不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可以与之兼容的框架。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它实际上在描述着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词：金融泡沫。
简单来说，金融不稳定假说指出，金融部门会不断创造出借贷与投机的活动，这种投机在泡沫前期意味着被高估的预期、普遍的经济繁荣，以及不断扩大的资本估值;而一旦债务的规模过大，整个经济系统无法偿付其自身产生的债务，就会引发泡沫的破裂与资本估值的迅速下跌。这一假说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是匀速的，而是存在波峰与波谷。比如说，金融泡沫是在资本主义缓慢进入危机之时，一种靠吃兴奋剂维持体力的状态。其底层的逻辑是这样的：
1.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率的提高，利润率不断下降，但资本需要积累，出现了大量无处投资的呆滞资本。
2.当利润率过低的时候，投资实体经济变得无利可图，而这时一旦存在某一个金融投机的机会，资本进入金融行业，通过创造更高的预期来实现一个更高的局部利润率。
3.而由此带来的投资高涨也会蔓延到实体经济之中——比如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这样的逻辑。只不过这种经济高涨，实质上意味着把金融部门的利润率推到了一个实体经济无法支持的高度——毕竟金融资本主义的利润来自整个资本主义在生产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
4.金融资本不断占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其具体的形式也就体现为通过债务进行扩张，最终也就会引发泡沫的破裂。
而金融不稳定理论给出的一个关于中短期金融危机的重要指标，是债务与GDP的比重——债务与GDP的比重越高，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这也可以粗略地被理解为：金融资本在整体资本之中的占比。因为金融资本本身不从事生产，其利润率来自其所控制的债务总额。金融泡沫扩张、不断加杠杆的狂潮之中，金融资本所控制的资本也就越来越多。而同时，工业资本或者说是从事生产的资本，更多时候是债务人。金融资本所获得的利润来自工业部门所支付的债务，而当这种债务最终扩张到工业部门的利润无法支撑之时，企业就会发生现金流危机乃至总体的恐慌，而在本质上可以理解成作为寄生的金融阶级，最终将作为宿主的实体经济摧毁的过程。
这样，本文开篇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严重程度以及恢复的可能性之中，前两个问题已由以上的两部分做出了回答。利润率实质上是经济危机的底层逻辑，它决定了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比较关键的指标是剥削率与有机构成率。而金融危机则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呈现为周期性的波动，而金融泡沫的破裂也就是明斯基时刻，实质上决定了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当然，其他一切的外部因素也可能提前引发经济危机，比如石油价格、政局不稳等等，但是之所以经济危机，可以产生戏剧性的短时间暴跌、股市崩盘等等特征，依然在于金融部门所产生的系统性不稳定。
经济危机的缓解：资本主义复苏的苛刻条件
而现在我们也就需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能够从经济危机中复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瓦尔·谢克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其他主流经济危机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崩溃——由于有机构成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倾向于走向崩溃;而资本主义的重建不是周期中的回归，而是一种“资产阶级之努力的偶然性”：
经济思想史中，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有三种基本分析思路。第一种最为流行，它认为资本主义能够自动实现自我再生产。这种实现可能是顺畅和有效率的(新古典理论)，也可能是不稳定和无效率的(凯恩斯理论)，但它能实现自我均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或其历史存在并无必然的界限：在新古典理论中它能自我调节;在凯恩斯理论中，只要适当的政府调节就可使其永存。当然，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第二种理论与之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无法自我扩张。资本主义只有在保持增长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但要维持增长，它需要一些外部需求来源，如来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这表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最终会由体系外的因素所调节：资本主义体系的限制来自外部 。消费不足理论的各种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都起源于这种思想。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自我扩张，但积累过程加深了积累所基于的内部矛盾，直到最终爆发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在其内部。这种分析几乎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包括“利润率下降”和“利润挤压”这两种对危机的解释。
我们知道，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风向标，经济危机体现为利润率的下降与资本积累的停滞，而经济繁荣体现为利润率的上升与资本的扩张。因此，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的恢复也就需要利润率的重新提高。资本家该“怎么办”呢?
回到之前的那个公式，这里的提高恐怕也需要在有机构成率与剩余价值率上下功夫。而简单来说，资本主义有四种不同的策略：
1.压低工资：这是最简单的策略，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它要么体现为工资不变，但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比如说加班或者提高工作强度;要么体现为劳动时间不变，但是工资下降。前者意味着在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公式M/V中，提高M;后者意味着降低V。这毫无疑问会改善利润率，但问题在于压低工资存在着生理与社会的极限，过高的工作强度或者过低的工资可能会让工人生病、离职甚至引发革命;同时也会让工人在情感上怠工，实际上降低生产率，即剩余价值。因此，压低工资的策略存在极限。
2.技术进步：这是一种相对曲折的策略，但其最终目标同样在于提高剩余价值率，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具体体现为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但是让工人的生活质量保持不变，实质上依然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因为，更高的生产力可以降低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也就意味着实际上降低工资并不会触及剩余价值率的极限。这个策略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策略，也是某些形式的技术进步可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原因。美国社会80年代以来，实质上的工资水平是停滞甚至是下降的，但社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廉价的商品。
3.资本扩张：这里的资本扩张，意味着将资本投资到曾经不属于资本主义的地域之中，比如说处于相对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地区，或者是前社会主义地区。这之所以可以提高利润率，是因为它可以极大地降低资本有机构成率。不发达地区的资本有限，但人力充足，一旦资本主义将该地区的所有人口与经济资源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有机构成率自然也就稀释了。这一策略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80年代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复苏——战后世界人口三分之一比重的社会主义地区重新纳入了全球市场之中，极大地提高了有机构成率。
4.自我毁灭：这里的毁灭是另外一种降低资本有机构成率的方法，即通过战争，或者是经济危机之中产能的闲置与自然折损，消灭掉大量的资本积累。一旦之前积累的大量厂房设施技术设备原材料被破坏掉了，有机构成率自然就下降了，也就有了新的投资机会——重建繁荣。而这种自我毁灭最戏剧化的形式，也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再生的下下策，因为这相当于一个饕餮无度的罗马贵族，以催吐来准备下一轮的暴饮暴食。而这个过程毫无疑问也会损害资本主义的身体。自然环境会在灾难中被破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被玷污，民众遭受灾难，文明倒退。一旦资本主义到了只能通过自我毁灭来重新提高利润率的地步，很可能这一场危机之后被重建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更野蛮的事物。
简单而言，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外扩张的方式来提高利润率，这象征着资本主义还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可能。而压低工资与自我毁灭，展现了资本主义的野蛮与落后。而在某些历史时刻，当资本主义已经不再能够释放出真正有意义的技术进步——即真正提高实体经济产值，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生产力改善——同时也不再有一个可供扩张的外部空间，当第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全部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美元与自由市场笼罩之时，一旦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危机，恐怕就不再能够清清白白地重新复兴。罗莎·卢森堡将这一局面称为“社会主义或野蛮”。
当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陷入了最脆弱的时刻：若资本主义得以重建，它将意味着史无前例的野蛮——但是这种野蛮的背后，反而是资产阶级目前的虚无;而若资本主义陷入了持续的危机之中，这也便是克服资本主义的机会。一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说的那样：当资本主义真的不代表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只是靠着人道主义灾难与自我毁灭维持自身之时，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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