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杰，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引言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各派报刊纷纷筹备沪版，希望在新的舆论中心取得一席之地。但国民党一纸号令，抗战爆发前上海未发行刊物不得创办，由此扼杀了筹备中的沪版《新华日报》。面对国共和谈后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共亟待取得公开合法的宣传渠道，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于1946年5月奉命筹办英文《新华周刊》，但创刊未满一月，旋即遭禁。为使外宣工作继续开展，龚澎、乔冠华与夏衍等人只得赴香港筹划新刊物，于是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以下简称《文摘》)应时而生。《文摘》最初在香港半山坚道20号设立编辑部，从1946年12月31日创刊至1950年2月1日停刊，前后共出版81期，是中共新闻出版史上首份不曾中断的全英文外宣品。为了淡化党派色彩，《文摘》以在香港颇有影响力的黄作梅1(Francis Sun)作为发行人注册，刊物的主编是化名为Djoong Wai-Lo的龚澎。从中共的外宣实践来看，虽早在建党不久就有《少年》《赤光》的创办，但始终以“群众面目”示人，方针政策也依赖“第三方”传递，加之使用华文争取读者，外宣效果实在有限。《文摘》的出现，使中共有了直接的外宣工具，效果上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文摘》延续至1950年，此时新中国外宣事业已迈上新里程，全英文《人民中国》《中国画报》先后创刊，接过了外宣任务。回顾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外宣工作，《文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本着“向世界传达今日之中国人民的生活、思想、艺术和活动”2的宗旨，《文摘》设有“读者论坛”(Readers’ Forum)、“观察家”(The Observer)、“要闻综述”(Events in Brief)、“在中国大地上”(On China Soil)、“文艺栏”(Art Section)等栏目。刊物最早的注册地为港岛半山坚道20号，后来经常以香港其他地名来更换注册地。实际上，刊物在澳门、英国、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都设有发行点。从“读者论坛”来看，“南洋各读者对文摘极重视”3，刊物内容也多被港媒转载，逐渐形成了以《文摘》编辑部、在港进步人士和西方友好人士为主体的对外宣传格局。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文艺服务于工农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性被强调，“文艺栏”一方面集中表现了解放区文艺的最新实践及基层民众对中共政权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针对迫在眉睫的内战形势，配合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任务。“文艺栏”正是通过正面宣扬与侧面反击的方式与其他栏目一起，构成了《文摘》外宣的基本框架。
作家作品介绍
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文摘》首先注重树立典型作家的正面形象，介绍代表作品的社会价值，强调这些重要作家作品在左翼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贡献。《文摘》多篇文章提到鲁迅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中国的高尔基”，高度评价了鲁迅作为五四启蒙文学的先锋及左翼文学带头人所起到的表率作用。李育中(Y.C. Lee)译茅盾的《鲁迅的小说》(The Novels of Lu Hsun，第4卷第12期，1948年10月)梳理了鲁迅小说主题变化的过程，从而得出鲁迅是在1927年前后由一名单纯的启蒙主义者、绅士阶级一份子转变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真正朋友和战士的论断。A.A.Fadeyev 5 的《论鲁迅：远见和勇气的化身》(On Lu Hsun： The Incarnation of Foresightand Courage，第7卷第3期，1949年10月)首先指出“分析‘鲁迅热’就等于分析新中国的文化定位”，接着以鲁迅介绍苏联文艺为例，指出鲁迅对于中国革命出路的预见性，把鲁迅的身份定义为：“鲁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代表——从‘启蒙论’到‘阶级斗争论’的转型，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转型”。对于左翼女作家的介绍，除了刊载丁玲等人的书讯和评介外，因萧红旅居香港的特殊关系，《文摘》先后推出对萧红的介绍及其作品的英译。未署名文章《一位年轻中国女作家简介——纪念萧红》(AShort Biography of a Young Chinese Woman Writer—In Memory of Hsiao Hung，第1卷第11期，1947年5月)重点介绍了萧红的成长经历、婚姻生活及其作品的反帝反封建、抗日主题。对于解放区作家的介绍，李育中的《新农民文学》(The New Peasant Literature，第2卷第2期，1947年6月)以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为例，介绍了赵树理反映解放区农民新生活的“新农民文学”。
1949 年 1 月，《中国文摘》第 5 卷第 7 期
戏剧及剧作家介绍聚焦曹禺、欧阳予倩、马思聪等代表性剧作家，以及解放区文艺运动中取得国际影响的戏剧创作。马思聪(Ma Sitson)的《一部中国现代歌剧：〈白毛女〉》(A Modern Chinese Opera—“The White-Haired Woman”，第2卷第6期，1947年8月)认为歌剧《白毛女》之所以能够吸引世界各国的观众，除了创作的艺术手法外，主要在于该剧对封建压迫控诉的主题。Bali的《〈白毛女〉——中国戏剧的新方法》(The White Haired Woman—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Drama，第4卷第5期，1948年7月)报道了《白毛女》在香港演出的盛况，指出该剧的吸引力在于“只有代表普通人生活、情感和行为的戏剧才能传达真情实感”。LiFang的《四十年的剧作家——欧阳予倩的戏剧生涯》(Forty Years as a Dramatist—Quyang Yu-chien’s Career，第4卷第2期，1948年6月)介绍了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生涯及其作品主题演变的历程——从启蒙、抗战主题到解放区新生活主题。HsiaFei和Wen Wei Pao的《曹禺评论美国戏剧》(Chao Yu’s Comments on U.S.A. Drama，第1卷第6期，1947年3月)介绍了曹禺美国之行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宣传以及曹禺对美国戏剧的评论：“只有具有大众特色的戏剧才能吸引观众”。《文摘》对反映国统区生活的戏剧也有报道，例如，未署名文章《查尔斯·芬的〈爱与政治〉》(Charles Fenn’s “Love and Politics”，第1卷第12期，1947年6月)介绍了查尔斯戏剧《爱与政治》讽刺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主题。
诗人及诗歌介绍聚焦受国民党迫害的爱国诗人、政治诗人及其爱国诗歌。署名为“闻一多的学生”(one of his students)作《诗人教授闻一多》(Poet Professor Wen I-to，第7卷第3期，1947年7月)，阐明了闻一多以诗歌为武器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精神。Fang Sheng的《马凡陀：“小人物”的诗人》(Ma Fan-to: Poet of the “Little Men”，第2卷第12期，1947年11月)论述了马凡陀(袁水拍)从资产阶级的抒情诗人到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大众诗人的转变。《文摘》也介绍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抗战诗歌，如Chung Hsien作《满洲里的爱国史诗——〈在松花江上〉》(The Patriotic Epic of Manchuria—“ On the Sugari River”，第4卷第3期，1948年6月)阐述了爱国史诗《在松花江上》的巨大影响，认为此诗反映了东北沦陷区民众的真实生活及他们反抗侵略的精神。
其次，《文摘》注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脉络进行概括性的梳理。茅盾为《文摘》写的“特稿”——《中国现代小说的特色》(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hinese Novel，第5卷第6期，1949年1月)，以鲁迅小说创作为例，讨论了中国现代小说写作如何发扬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既要继承本国古典小说文化遗产又要吸收外国文学创作精华，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范式。司马文森(Shihma Wen-shen)的《中国的小说家及其创作》(Chinese Novelist and Their Writing，第1卷第7期,1947年3月)指出了五四启蒙时期“人的文学”、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之间的关联性，认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小说创作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大众化”。夏衍(Hsia Yen)的《中国现代戏剧》(The Modern Chinese Drama，第1卷第3期，1947年1月)详述了五四前后受日本影响的新戏剧运动、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及其反封建和抗战特色。黄雯(WongMan)的《中国诗歌完成了“轮回”》(Chinese Poetry Completing the Spiral，第7卷第4期，1947年7月)认为解放区诗歌创作深入群众生活，类似于中国古代诗歌“采风”，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向是从“民间”到“统治阶层”，最终会走向“乡野”，服务大众。未署名文章《惊人的文学生产：解放区作家的贡献》(Amazing Record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Efforts of Liberated Areas，第8卷第5期，1948年1月)，认为民族艺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使得解放区在新农民文学、歌剧、诗歌方面迸发出巨大的创作力量。邵荃麟(Shao Chuan-lin)的《中国文学启蒙运动梗概》(A Sketch of China’s Literary Renaissance Movement，第5卷第5期，1948年12月)描述了五四时期发生的“人的文学”启蒙运动及其思想主题在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演变。
再次，《文摘》介绍了外国文学思潮及中国民族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由《文摘》编辑翻译的郭沫若(Kuo Mo-jo)的《历史剧，一面镜子》(History, a Mirror，第4卷第1期，1948年5月)介绍了苏联“现代现实主义”(Modern Realism)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影响，反击了历史剧脱离救国现实的论调，论证了历史剧创作是映射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白毛女〉——中国戏剧的新方法》则从民族文学对现代剧创作的影响出发，认为《白毛女》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对中国民族艺术元素的吸收。前述茅盾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特色》还以鲁迅的创作为例，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既要吸收中国古典文学精华，又要学习西方文学思潮和创作技法。龚澎(DjoongWai-lo)的《中国诗歌翻译的一个新方法——黄雯的翻译技巧》(A New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Wong Man’s Technique，第1卷第10期，1947年5月)以古典和现代诗歌翻译为例，介绍了翻译家黄雯创造性的诗歌翻译技巧。
文学作品英译
《文摘》翻译了少量启蒙文学作品，选译了大量的革命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作品，这大致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选译的解放区文学的思想主题与《文摘》其他栏目的新闻报道和政治宣传相呼应，如反对内战、通胀下人民的困苦生活及国统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等。
《文摘》翻译了不少具有浓郁民族地方色彩的小说和戏剧，反映了解放区人民新的生活面貌和斗争精神。小说翻译以短篇为主，部分选自卡尔玛英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如荷花淀派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The Lotus Pond，第3卷第2期，1947年12月)、司马文森的《成长》(Sediment，第3卷第7-8期，1948年2-3月)、白夜的《黑牡丹》(Black Peony，第3卷第11期，1948年3月)等。另外还有乔治·J·贝格利(George J. Begley)翻译赵树理的“新农民文学”《富贵》(Fortunate Noble，第4卷第9-10期，1948年9月)，李育中翻译西戎的《喜事》(The Happy Event，第4卷第7期，1948年8月)，《文摘》编辑翻译赵树理的《催粮差》(The Tax Collector，第5卷第8期，1949年2月)，以及解放区无名氏作家的《家庭会议》(Family Conference，第6卷第1期，1949年3月)，等等。戏剧翻译以连载为主，如《文摘》编辑翻译宋之的独幕剧《祖国在呼唤》(Homeland，第2卷第10-11期，1947年10-11月)，贝格利翻译ChuPai-in的《广东姑娘》(Miss Kwangtung，第5卷第1-4期，1948年11-12月)等。与“文艺栏”相呼应，《文摘》其他栏目屡屡报道解放区的新生活。L.Lin的《在解放区的优待——一堂对比课》(Well-Treated in Liberated Areas—A Lesson of Comparisons，第4卷第1期，1948年5月)对比了“被解救”的乘客在解放区得到的优待与他们返回国统区受到的国民党军警的严苛盘查;广东记者的《诚实的广东农民》(The Honest Kwangtung Peasants)与解放区记者的《春天里的生产“运动”》(A Spring Production Drive)同时并列刊载(1卷5期，1947年2月)，对比了国统区与解放区天壤之别的农民生活。
诗歌翻译大都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作为《文摘》重要译者的黄雯翻译了一些古代爱国诗歌，如岳飞的《满江红》(Song Tune: Red Brimmeth the River，第1卷第7期，1947年3月)、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By the Chin Huai River，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等。他还翻译了艾青的现代诗歌《旷野》(The Countryside，第1卷第8期，1947年3月)，该诗描写了日本侵略造成的中国农村的凋敝景象。有的诗歌反映了国统区黑暗统治下普通民众的悲惨境遇，如《文摘》编辑翻译了马凡陀的《老母刺瞎亲子目》(The Mother Who Blinds the Eyes of Her Own Son，第1卷第5期，1947年2月)，黄雯翻译了马凡陀诗集《动荡年代》中的《挽歌》(Dirge)、《哀悼》(Mourning)、《控诉》(Accusation)(第3卷第1期，1947年12月)等。也有一些反映民生艰难的英语原创诗歌，如Fang Ping的《大米!你在哪?》(Oh, Rice! Where Are You? ，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有些诗歌是为国统区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作，如《文摘》编辑译《燕京大学报》的诗歌《论民主》(Speaking of Democracy，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C. Kin译学生运动诗歌《给我们吃的!》(Bring us Bread!，第2卷第3期，1947年7月)，都反映了国统区学生对独裁的控诉与反抗。有些诗歌是政治讽刺诗，如《文摘》编辑译Shen Chun-ju的《一首自由诗——致美国总统大使魏德迈中将》(A Free Verse: Dedicate to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nvoy Lt. General A. C. Wedemeyer，第2卷第9期，1947年10月)谴责了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体现了文学政治化的倾向。部分作品报道了国统区反抗独裁的群众运动，如John Perkins创作的《众相》(A Mass Scene，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文摘》编辑翻译Chi Meng的《不屈服的灵魂——一个女工的日记》(The Unsubmissive Souls—Diary of a Woman Woker，第3卷第8期，1948年3月)。有的作品呈现了解放区和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新生活，Nan Ting的《田桂英的志向：一个实习女火车司机的故事》(Tien Kwei-Ying’s Ambition: The Story of a Student Woman Locomotive Driver，第7卷第6期,1949年12月)报道了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的优秀事迹。
反对内战及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主题，在《文摘》其他栏目中都有相关报道。未署名文章《战争重创农村》(War Devaste the Countryside，第1卷第2期，1947年1月)报道了中央重税、地方税、战争与动乱对中国农村造成的重创;Hai Han的《中国内战——美国制造》(Chinese Civil War——Made In U.S.A)、马寅初的《人民要求美军立即撤离》(The People Demand Immediate Withdraw of US Groops)都如实反映了人民反对内战及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涉(第1卷第3期，1947年1月);杂志第1卷第5期封面“母与子”的插图及多处刊载马里恩·格林伍德(Marion Greenwood)创作的反映中国农村现实的写实画，真实地再现了国统区民众的悲惨生活。
本质上，《文摘》英译解放区文学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播。一方面，这种文化传播必须依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生命力。“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6对于渴望了解“真实”中国的英语世界读者来说，《文摘》介绍和英译的文学作品富有浓郁的民间文化特色，真实反映了中国底层大众的生活，这正满足了他们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文学大众化是与政治的助力分不开的。鲁迅认为文艺大众化不可一蹴而就：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7
文艺大众化在延安时期得以深入开展，最直接的政治推动力就是《讲话》的发表。进而观之，《文摘》对左翼文化的传播本身也离不开“政治之力”。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身份，一向是左翼力量十分活跃的聚集地。1937年上海沦陷，为了躲避日本迫害，上海左联主要力量南迁香港;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为躲避国民党迫害，大批左翼文人从重庆、桂林再次南下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为左翼文化繁盛之地。“三地”左翼力量汇聚香港，香港的左翼文化组织健全，左翼力量不仅使大陆的部分刊物在香港复刊，并且创办了不少新生报刊，这都无疑为《文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的”和“现代的”新旧艺术
如何改造民间艺术，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是延安文艺工作者重要的任务。《文摘》“文艺栏”集中宣传了传统民间艺术的新发展，包括木刻画、民间舞蹈、剪纸、戏曲等，同时也介绍了音乐、漫画、绘画、电影等各种新艺术门类取得的成就。
首先，《文摘》介绍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Chung Hsien的《中国木刻画》(Chinese Woodcut，第1卷第2期,1947年1月)介绍了在鲁迅的带动下，中国木刻画如何得以改造和提升，并指出“描写城乡普通居民真实生活、工作和斗争的作品，把中国木刻画提高一个新的高度”。周而复(Chou Erh-Fu)的《秧歌——中国北方的民间舞蹈剧》(Yangko—Folk Dance Drama in North China，第1卷第4期，1947年2月)认为秧歌在延安作为一种抗战宣传形式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但只有在1944年艺术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民间“学习民众的语言、情感表达方式和艺术形式”的时候，它才变成了一门真正的艺术。Ai Shu的《窗饰剪纸》(Paper Cutting as Window Decorations，第4卷第4期，1948年6月)指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剪纸摒弃了封建迷信的风格，成为解放区艺术家描写新生活的艺术形式。《文摘》编辑的《老戏曲需要改革》(Old Dramas to be Reformed，第5卷第5期，1948年12月)一文，指出北方没有革新彻底的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山西地方戏、秦腔、秧歌等二十几种旧曲艺，可以区分为对人民群众有益、无害和有害三种不同类别的曲目，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正”和“再创作”。
1947 年 1 月，《中国文摘》第 1 卷第 2 期刊出 Chung Hsien 的《中国木刻画》
其次，《文摘》重点推出了延安文艺运动以来取得国内和国际巨大影响的艺术作品。李育中翻译Tien Chien的《马思聪和〈祖国大合唱〉》(Ma Sitson and “Our Motherland Cantata”，第3卷第12期，1948年5月)，以细致的音乐专业技术数据，分析了马思聪如何吸收和挖掘民族因素，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和气质的音乐。“中国故事”也吸引了著名的国际艺术家，龚澎的《马里恩·格林伍德和她的中国人物画》(Marion Greenwood and Her Painting Of Chinese People，第1卷第9期，1947年4月)介绍了美国画家格林伍德以中国农民为素材的人物画。与木刻画并驾齐驱，漫画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文摘》编辑的《“人类工作室艺术家”》(The“Human Studio Artists”，第1卷第5期，1947年2月)介绍了因战争避难香港的大陆漫画家融中国民间艺术与西方漫画于一体的艺术风格。
《文摘》也刊载了不少论述延安民间艺术革新的文章，反复以鲁迅为例提及如何处理新旧艺术形式之间关系问题，这仍是1934年第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旧形式采用”问题。鲁迅于1934年5月辩证地分析了新旧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主张推陈出新的观点：“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8《文摘》通过介绍延安文艺运动中出现的民族艺术和新艺术，集中体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在如何采用民族文艺的旧形式来反映时代风貌新内容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实绩。
《文摘》的海外发行引起巨大影响，该刊甚至一度成为中共联系西方世界的重要纽带。英国读者来信说道：“通过《文摘》，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的真相……这是和英国进步媒体的报道是一致的”(第2卷第8期，1947年9月)。美国读者认为《文摘》内容丰富多彩，客观真实：“我们对来自解放区的信息感到异常兴奋”(第5卷第8期，1949年2月)。英译文艺宣传是《文摘》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艺这一中介，展示了“延安精神”和“真实中国”，树立了即将诞生的中共政权的正面形象，为中共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各国的同情和支持。
1 黄作梅曾为港英政府工作，秘密参加共产党的东江纵队活动，多次参与营救日军集中营中的国际友人活动。二战后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MEB勋章，黄作梅作为获此勋章的唯一华人，在香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62-463页。
2 “Foreword”,China Digest, Vol.1 1, no.1(Dec,1946)。下引《中国文摘》内容出处，均在文中用中文括注卷数和期数。
3 《香港分局致中央并中城部电：香港分局工作报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9年，第184页。
4 张龙平：《ChinaDigest〈中国文摘〉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海外宣传》，《历史教学》，2015年第24期。
5 为了淡化党派色彩及政治立场，《中国文摘》编者或译者多采用化名，如龚澎就曾采用过Djoong Wai-Lo和Pong Gwan等英文名。本文可确凿求证的作者、作品名均采取英汉对照的形式标注，对于不能求证的，只列英文名字。
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0页。
7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王世家、止庵编：《鲁迅编年著译全集(16)》，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8 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王世家、止庵编：《鲁迅编年著译全集(12)》，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141页。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