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撤离延安
1947年3月6日，毛泽东电令陈赓率五个旅南渡黄河，袭击胡宗南部侧后的重要据点，借以调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回援。同时，为了配合陈赓部作战，毛泽东又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尝试攻击平汉路。
这是一个“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的方针。
“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胡乔木后来回忆说。
但是，至少在1947年的初春之际，蒋介石心目中的“主战场”几乎是走火入魔一般地集中在了延安这一个点上。
“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在主战场决战时期，其他支战场唯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
胡宗南也意识到自己建立这个“特殊功勋”的时刻就要来了。
他的动作十分迅速，3月10日，负责外线作战任务的刘邓部和陈谢部（陈赓，谢富治部）还没来得及准备就绪的时候，胡宗南调集的15万大军已集结完毕，国民党军对延安发起的攻击已然近在眼前。毛泽东此前设想的“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的方针此时已经没有实施的时间了。
从胡宗南的动作速度来看，他攻占延安，建立功勋的决心已异常坚决。
3月13日，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刚刚撤离完毕，国民党共94架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开始了大规模的轰炸，一共投下了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当时国民党空军军官认为，从作战角度看，延安地区面积不大，出动如此数量的空军军力似乎是小题大做了。当然，抛开军事角度，他们当然都明白延安意味着什么。
大规模的密集轰炸以后，15万的国军部队分多路朝着延安逼近。
3月16日，胡宗南部已全线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
放弃延安已成定局，此时再没有什么疑虑的了。但是问题在于，中央机关离开延安以后去哪里？延安接下来的仗又该怎么打？或者说整个西北战场上，这个仗又该怎么打？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从全局考虑，中央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切不可有半分闪失，最为妥当的办法是渡过黄河到山西去，那里有晋西北和太行山根据地，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保证中央的安全，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关系到整个解放战争的成败和进程。
这个建议是从全局考虑的，应该说是当时最为妥当的撤退方案。
然而，毛泽东却并不那么看。
对于整个西北战场上敌我兵力近十倍的差距，毛泽东并无半分惧色，而且他早已想好了接下来的战略战术方针。
他对西北的解放军将领们说道：
“我们的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好比你前面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此时正值共产党人生存最为艰难的阶段，对于习惯了打运动战的解放军将领来说，战术方针他们倒也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一年之后情形就会好转的说法，大家却表现得颇为悲观。他们此时还没有想到，毛泽东所预言的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的预判，几乎精准到了以日为单位的时间点上。
而对于中央机关的转移，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安全，本来并无多大的讨论空间，保障中央机关和他本人的安全，这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党，整个战争走向的重大抉择。
但是，毛泽东此时依然有自己的看法，在商议完西北战场上的战略战术方针以后，他谈到了自己的问题。
他说：
“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这不仅仅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和决策，而且是一个极度高风险的想法和决策。如此重大的决策当然还要通过正式的会议来达成一致。而此时，中央的另外几位主要领导，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在延安十几公里外的子长县王家坪，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此时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
3月16日当日，毛泽东令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统归彭德怀指挥。就这样，以张宗逊第一纵队，王震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共同组成的西北野战兵团正式成立，全军共2.6万人，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和政委。
数月之后，西北野战兵团正式改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这就是解放战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之一的西北野战军。
不管从人数规模还是战役规模看，这支野战军都无法跟另外三支相对比，大西北的生存环境之艰难，较其它几个战区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历史将会证明，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绩同样足以彪炳史册。
3月18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疏散完毕，延安城里已经可以听见双方交火的枪声。彭德怀冲进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喊道：“主席还不快走，一分钟也不能待了。”
毛泽东说：“走那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与彭德怀又一起查看了延安几个窑洞，叮嘱转移的人：“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
之后，便与彭德怀分手，18日晚上8点，毛泽东离开了延安。
最后离开延安的是彭德怀，十九日佛晓时分，在把所有阻击部队的撤退路线都部署完毕以后，彭德怀率西野兵团的指挥机关顺着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上山了。
二、消灭有生力量
这是胡宗南一生的高光时刻，他终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特殊功勋”。但是令他头疼的问题也随着出现了，他所占领的延安是一座完完全全的空城，不但连一个共军的领导干部都没看到，而且连一粒粮食，一架马车都没看到。因为此前延安城内的百姓们早已实行了坚壁清野，就是要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
占领延安如此巨大的荣耀，你让胡宗南在战报中写上攻下了一座空城，他是无论如何也拉不下这个脸的。经过反复推敲，他在发给蒋介石的捷报里加入了一串数字：
“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两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延安。”
胡宗南一开始只不过想着虚报点战功，点缀一下战况之惨烈，以彰显其功绩之艰辛和卓越。结果没有到弄巧成拙，他很快接到一个老蒋的命令：
“十天后，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参观，必须做好一切接待准备，以令全中国人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这么一来，事情就变复杂了。要接待中外记者团，就要展示攻占延安的“赫赫战果”。胡宗南立刻命令工兵团在延安附近挖掘“战壕”，以示战况之复杂和激烈；又把自己仓库的旧武器和旧装备运到延安，以布置战利品展区。这些事情都很好办，但是“俘虏”的问题就非常难办了，这上哪去找几千个俘虏？
经过仔细研究一番之后，他交给国军整编二十七师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从师里挑选出一批士兵来冒充共军的俘虏，其中还要挑选三名军官，其中两个当团长，一个当旅长，并抓紧对这些“俘虏”展开问答训练。
几天之后，胡宗南亲自检查“俘虏”的准备工作，在查问那个冒充共军旅长的军官时，他发现这个人一见了他就点头哈腰，唯唯诺诺。他一下子就火了，张嘴就骂道：“你这哪有半分共军的样子？你要骂娘，要骂蒋介石是卖国贼，要用共军的语气表现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样子。做得好，就等着升官，如果说出这是谁布置的，那就砍头。”
一番精心布置以后，总算是把这件事盖过去了。
可是随着胡宗南对延安的了解越深，越是令他苦恼烦闷，因为他深感这里被共军赤化得太厉害了。原本他觉得就算当地的百姓再怎么拥护共产党，可是现在国军已经占领了延安，用事实证明了他们的“胜利”，百姓起码是会动摇的。可是他派出去刺探民情的调查员们回来却告诉他：当他们说到共产党已经被打败逃走的时候，却连延安的小孩都会说，那是为了“消灭有生力量”。
历来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共产党人最是擅长做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连小孩子都懂得什么是“消灭有生力量”。可是今天绝大多数人对思想工作的理解已经完全扭曲了。很多人会认为所谓的思想工作，不外乎是掌握了某种技巧、方法和话术，善于给群众洗脑，善于利用某些方法来统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思想工作竟似乎成了一种诓骗和强制的手段和话术。
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误解。其实关于思想工作，毛主席有一篇文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总结了思想工作的三点内容：立场、态度、工作对象。
这三点内容归根结底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思想的阶级性，阶级性才是思想工作活的灵魂。大家阶级立场都不一致，你怎么去去说服别人，让人家打心底里认可你？你把高利贷描绘得多么美好，它还是高利贷，你把996赋予再华丽的意义，它还是996。当蒋介石义愤填膺，声聚泪下的呼喊着为党国牺牲，为民族奉献的时候，他自己代表的四大家族却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老百姓正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不去改变腐朽的秩序与规则，却在那喊着让百姓继续牺牲和奉献，这思想工作要是能做得通，那才真是见了鬼了。
阶级立场一致了，大家才会产生共同的阶级感情，彼此的思想才能真正融入在一起。这一点就如毛主席述说自己的感情变化一样：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选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道理是多么的朴实和简单，阶级的一致性，阶级感情的一致性，才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真正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秘密。
三、青化砭
毛泽东一行人离开延安以后，径直朝着向北偏东的方向转移。
3月19日上午，也就是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以后，毛泽东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一个小山村。这时候昨晚停在村口的汽车被国民党的飞机发现，一顿轰炸和扫射以后，毛泽东坐的那辆汽车被打穿了几个窟窿，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于是大家放弃汽车，继续转移。
另一边，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集结在了青化砭、甘谷驿、茶坊一线。同时派出一支小部队佯装主力，始终与胡宗南部保持若即若离的接触，目的是为了把胡宗南往延安以北的安寨方向吸引，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离毛泽东一行尽可能远一些，然后再尝试在敌人的调动中寻找战机。
果然，小部队的吸引，使胡宗南认定共军主力正在向安寨方向溃退，于是命令国军主力朝着安寨方向前进，试图寻找共军主力决战。
在胡宗南调动部队的过程中，他安排了一个旅来保障自己主力的侧翼安全，这个旅前进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青化砭。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约三十公里处，两面是高高的黄土山崖，从地形上看，走到青化砭，就如同走进了一个狭长的口袋里，只要口袋两面一堵，袋子里的人便插翅难飞。这天然就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
机会来了，这个旅一共3000人，西野主力想要吃掉这支部队，简直不要太轻松，更何况还是天然的伏击场所。此战的关键，不再于敌我力量，而在于保密工作。因为战场距离延安很近，不是那种人烟稀少之地，西野兵团要集结过来，不可避免的会经过一些村庄，即使是小路上行军，也难免会遇到当地的农民、商贩、牧人等等。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军民百姓固然都是鱼水交融在一起的，可是改造得再好的解放区，谁能担保没遗留下几个改造不成功的地主民团分子？一旦消息走漏，不仅伏击战打不了了，西野主力的位置也会立刻暴露。
胡宗南派出的保障自己侧翼的这个旅是国军三十一旅，这个旅的旅长李纪云是一个十分谨慎小心的人。当他发现自己前进的方向上，有青化砭那么一个极其容易打伏击的地方，他迟疑了。原本计划3月24日就要达到这个地方，但是他却推迟不敢前进。李纪云心里十分清楚，国军占领延安以后，根本未曾消灭共军一兵一卒，这里的共军主力似乎奇迹般消失了一样。虽然此时胡宗南确定共军主力在北面安寨方向，但是万一这是人家的诡计，那自己前进的位置极有可能就是被打伏击的对象。
李纪云的担忧是准确的，但是当他向胡宗南请示“势单力薄，恐有不测”的时候，立刻遭到了胡的严厉训斥：“贪生怕死，畏首畏尾，非军人气魄……，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胡宗南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命令，将会把自己的一个旅，连同这个旅长一并送进西野的伏击圈。
而西野那一边，彭德怀此时也面临着两个不同的抉择。李纪云的三十一旅并未按照情报显示那样在3月24日进入青化砭，那么这就极有可能是消息泄露了。西野的官兵们也纷纷议论，这里距离延安这么近，流动人口这样多，万一走漏了消息，那么不但伏击打不了，还暴露了自己位置，如果坐等下去，胡宗南调集主力围过来，岂不是极端危险？
所以，此时彭德怀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上的决策，它还潜藏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他对陕甘宁解放区群众的信任和了解。这种信任和了解越深，那么就越会倾向于情报没有泄露，那么就更容易作出继续等待的决策。反之，如果是国军将领面对同样的情况，那么多半就会作出完全相反的决策，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和群众的关系。这跟个人将领没有关系，根源在于军队与群众的关系。
果然，情报并没有泄露，仅仅是李纪云本人的多疑，而胡宗南的助攻，帮助西野消灭了这个多疑。
等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上午，也就是3月25日这天，三十一旅全部进入了彭德怀布好的口袋阵中，全军三千余人，被西野官兵全部歼灭和俘虏。
彭德怀谈到这一仗的时候说：“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会给你说真话，青化砭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十分高兴。如果说此前，他还没有很好的理由去说服其他同志让他留在陕北，那么此时他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理由。尽管消灭敌军3000多人，仅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胜利。
原来，这几天的时间里，毛泽东一行人经过了清涧县的徐家沟、高家险和子长县的任家山，在25日那天到达了王家坪，与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了。这天恰恰就是青化砭战役取得胜利的那天。
在与其他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就是否留在陕北交换了意见以后，他坚定了要留在陕北的决心。
他给彭德怀发去的祝捷电报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随即又给晋绥军区的贺龙发去电报：
“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四，哪也不去
3月29日晚上，会合以后的毛泽东一行人转移到了清涧以北的枣林子沟。
在这里，大家共同召开了一个会议，正式讨论到底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决定着毛泽东一行人的安全，也必将影响着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他把之前同西北解放军将领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第一，中央在延安十多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跟陕北人民交代？
第二，有人说陕北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出于安全也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留在陕北，就可以牵制住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就可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
第三，有人主张派军队进入陕北，加强中央保卫工作。不妥，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军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看到这几个理由，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这些理由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连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些理由并不足以成为留在陕北的依据，倒像是拼凑出来的一样。
保障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绝对安全，就是保障解放战争的顺利，保障解放战争的顺利以致取得最后的胜利，不才是对群众最好的交代吗？
中央机构离开陕北，但是还可以把西北野战军留下来继续作战嘛。中央留下来当然也很好，但是归根结底和其所承担的风险不成正比，怎么算都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但是有时候，偏偏就是不划算的买卖，恰恰是最好的买卖。
任弼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理由就简单了：
中央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不是从哪个个人的角度去考虑的，而是从全局考虑的。现在中央在陕北的处境极其险恶，一面是黄河天堑，三面是敌人，军事上讲这样的位置如同绝境，万一让胡宗南一网打尽了怎么办？
任弼时的理由足够简单，但是却足够充分。
毛泽东也知道任弼时说的很有道理，明显任的理由更具说服力。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于是只能说：“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征。”这显然是说不过了，有抬杠的味道。
众人也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于是争论到最后眼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便一致决定：既然要留下来，那就大家一起留下来。
这一下子，毛泽东又不同意了。因为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任弼时说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着的，要是真被胡宗南一网打尽，岂不是真的耽误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将中央一分为二的方案，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另外则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会议最后通过了这项决议。
毛泽东决定把中央和自己留在陕北的决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是一个最理智的决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却是一个最有温度和情感的决策。长久的革命生涯，已经把他的感情与百姓完全融入在了一起了。这样的决策可能不是最完备，最周全的，但是它却是最有力量的。
此后，为了做好转战陕北的保密工作，大家都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任弼时给自己取名叫史林。毛泽东觉得解放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于是给自己取名李得胜，周恩来觉得既然解放战争一定会胜利，那么意味着革命也必将成功，于是他给自己取名胡必成。
多年以后，周恩来回忆起往事说道：“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