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体制适应不了人们追求富裕的要求？

今日读到了一位网友的文章：《生产队的体制为什么适应不了人们追求富裕的要求》（今日头条：博学多才的山丘7NU 2023-06-18 12:12）。作者分析了生产队体制为什么适应不了人们追求富裕的要求的六个原因。

文章认为：

“人们实施生产队体制之前，对生产队这个集体化模式，有许多美好的理由和寄托：

人多力量大，更容易实现机械化，共同富裕…

四分之一世纪实践告诉我们，这个体制有许多弊端：

一是计划经济下一刀切的产物，几个月全国一刀切地建起了生产队，只有一二个中间商（供销社和国营商店）垄断收购销售，效率低，对需求感知能力差，导致稀缺经济，生产者、消费者普遍贫穷，60年代到77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5元～150元。”

生产队模式的形成，是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前三年的公社核算的实践之后进行调整形成的。因此，它的正常存在是在1962-1982年之间，大约二十多年时间。这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农业由原始种植状态向电器化、水利化的、半机械化农业发展的过程。这个特殊时期，农业的发展要能够满足我国人口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就已经不错了。因此，这时国家实行的是“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发展方针，这时的农村经济是短缺经济，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和供销社的物质供应和收购政策可以说是最适合的做法。

其次从60年代到1977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为135-150元，基本满足了农民的消费需要。农民的实际收入事实上是要高于这个收入的。因为农民的一些消费品的分配是不计入统计数字之内的。例如沟塘捉了鱼，是按人口分的，队里年终杀猪分肉，还有每家每户的自留地种植收入与养殖收入等等。

但是，作者这里说的事实上是计划经济的弊端，而非生产队本身的弊端。

“二是上级统一指挥下的生产劳动，泯灭了个体的主动性创造力。世界上人的个体创造力存在差异，比尓盖茨，马斯克，比常人创造力思维强，同样亿万社员群众中，有无限创造力。可是生产队劳动，要听国务院、省、地、县、乡五级指挥。把亿万人的积极性、创造力，减少为几个人的指挥控制。社员成了简单劳动力。上面的不准种三甜四辣，…大批资本主义…更助长了官僚主义、瞎指挥。

生产队解体后，广东有养殖经济头脑的温姓社员迅速发展为温氏集团，四川刘永好兄弟迅速成长为中华大地的希望集团。…陕西扶风农民带头创造了亘古末有的中国西部苹果产区，大连瓦房店农民创造了北方冬暖温室…。”

在这里作者所说的弊端，仍然是计划经济的特点形成，而非生产队本身的原因。这时在我国农业生产力低水平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满足我国人口快速增长对粮食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满足我国工业化对农业的需要。因此，形成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是必然的事情。

至于作者说到的在“上级统一指挥下的生产劳动，泯灭了个体的主动性创造力”，这个说法是缺乏经济发展史的常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能够战胜个体经营的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靠的就是组织起来的企业生产，而企业生产劳动方式，恰恰是建立在老板的“统一指挥下的生产劳动”。最初的工场手工业，最先产生的、资本主义初期的生产劳动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恰恰是因为集体劳动所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和整体有组织的生产，形成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

作者例举了生产队解体后的几个农业生产发展的著名企业的产生，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生产队不解体，而又采用市场经济体制，那怕是一个生产队办一个企业，其规模、效率也远比今天的个体私营企业状态要好得多。

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起，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其特征是表现出追求生产资料规模的整体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从单个老板的独资企业到老板的合伙经营，从几个老板的合伙经营到多个股东的股份合作公司的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道路就是不断地把零件组装成机器，使生产资料的整体性能够满足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的需要。而事实上，我们解体生产队，包括把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私营化的做法，与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是相违背的：即是拆了机器用零件。

“三是说生产队是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但社员对土地的种植权，产品收益权都不足，劳动权一部分被平调。社员的经济权力，比农民家庭和合作社中的经济权力下降，事实是由主人降为客人。

农民在生乡队里口粮和烧柴，许多家庭达不到温饱水平，还欠生产队里钱。住土房，穿补丁衣服，东北黑土地大豆之乡的生产队，每年每人只分10斤黄豆，五斤下酱，5斤换豆油6两，每人每年只有6两豆油…。”

作者这里说的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足，这的确是存在的。但这本身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队自主权的扭曲。因此，如果计划经济体制消失，这个问题自然也消失了。至于作者讲到的粮食及副食品的供应处于短缺状态，这也确实存在。但是，就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家庭生活水平而言，它也是逐步发展的。譬如在1970年之前和之后，都有较大的变化。这种状况既与我国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的重合有关，也与我国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过程重合相关。在1956时，我国人口只有6亿多，到1980年时人口达到了10亿左右。本来只有10个人吃饭，但后来却有16个人吃饭了，可见，所谓“吃不饱饭”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粮食增长的速度。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人口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从人均粮食占有粮的增长速度看，从1959年的252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340公斤，平均每年增长了4.4公斤。事实上，我国农业生产的成绩还是非常突出的。

“四是户籍封闭，社员失去了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变成了井中之蛙。眼界受限。

五是对上级负担和劳务费用卜过重。社员大部分劳动成果或劳动被拿走了，有些是支援了国家建设，城市发展，有些是浪费了。”

在人民公社的前一时期，我国人口增长快，而工业所占比重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谈城乡之间的流动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到了人民公社后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兴起，城乡流动才有现实意义。

至于生产队对上级负担过重，农业生产的成果支援了国家和城市建设，这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要发展工业化，其资金积累自然只能靠农业来积累，而要想改变我国农业原始种植的状况，也只有靠农民的艰苦奋斗。因此，人民公社时期，特别是前一个时期，社员的相当比例的劳动是为国家、为农业的长远发展做了贡献，从而也减少了个人消费生活需要的满足方面。

但这本身与生产队体制无关，依然是计划经济特点之必然。

“六是生产队自身管理成本高，存在平均主义。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现金员、保管员、护青员，会议多，需要脱产半脱产…。口粮烧柴分配制度上照顾了人口子女多的家庭，社员劳动力多的家庭，事实上帮助孩子多的家养育了孩子，这种实物分配政策，刺激了人口生育，降低了劳动力多家庭劳动积极性。…”

生产队的确需要一定的管理成本，但说管理成本高是不符合事实的。比起现在的企业管理来，生产队的管理成本应该说是非常低的。生产队除队干部需要开会而有脱产的时候，但时日很少。生产队不存在全脱产的干部，甚至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多下队参加劳动。人民公社时期的干部相对而言是较少，且经常下乡工作，这种情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在分配上粮食采用人口粮6、7；工分粮3、4；这种做法是恰当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者的消费需要，不仅是劳动者本人的需要，自然也包括家庭人员的消费需要。至于人口生育意愿的提高，恰恰说明了人民公社体制是适合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体制。这是体现生产队模式的优越性，而不是它的缺点所在。

“生产队实践了25年，大多数沒有创造共同富裕，而是制造了普遍贫穷。

生产队体制被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选择放弃是历史的必然。”

20多年的生产队模式，第一改变了中国农业靠天吃饭的情况，大量的农业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粮食生产的情况，并使我国原始种植的农业生产状况向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第二为我国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第三，使我国人口增长了50%以上，使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从而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工业经济的发展准备了足够的劳动力；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基础。

20多年的生产队的发展，已经使我国农村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从1964年之后，我国粮食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而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化肥使用的增加、农药的使用，人工的节约，使我国农村从着重强调“以粮为纲”进一步发展为变化为“农、副、工全面发展的态势。

如果不是选择放弃生产队模式，那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改变，农业高度机械化就会实现，社队企业就会猛烈发展，类似华西、南街村、大寨、周家庄这样的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将会变得非常普遍。别的地方不好说，就苏南农村，如果人民公社继续到今天的话，村村变华西是必然的事情。事实上在公社变乡之前，一些社队企业好的大队，农民已经有相当好的福利了。而随着环境的宽松，一个生产队办一个企业，一个大队就会有10多个企业，想不富都难。

什么叫穷？什么叫富呢？

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看，如果老百姓的生活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例如夫妇两个劳动力，除了负担一、两个老人生活需要之外，能够负担两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家的生活需要的生活水平。我们把这种状态的生活水平，称为不穷不富状态；如果老百姓的生活不仅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的水平，而且还能够形成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的水平，例如夫妇两个劳动力，除了负担一、两个老人的生活需要之外，能够负担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出生到成家的生活需要的水平，我们把这种状态的生活水平称为富裕状态；相反，如果老百姓的生活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例如，夫妇两个劳动力的收入不足以满足负担一、两个老人的生活需求之外，不能负担两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家的生活需要的水平，那么，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水平已经不能维持了，这就是真正的贫穷的状态了。

以此而论，生产队时期是老百姓比较富裕的时期。因为二十多年的生产队时期劳动力的再生产水平达到了150%以上。因此，“生产队的体制”“适应不了人们追求富裕的要求”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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