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工人激进派代言人迈克·沃尔什，用一个比喻揭示北方工厂里的“工资奴隶”比南方种植园中的黑人奴隶更悲惨的原因：后者是一个人的奴隶，而前者是一个阶级的奴隶，“如果一群人共同拥有一匹马，就会多骑它、少喂它。但如果是某个人单独拥有一匹马，那么就会好好照顾它，不舍得过度使用而危害它的健康”。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开启。据统计，1850年美国的工匠和技术工人超过128万，其中至少有一半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劳动力。除工匠和技术工人外，还有约8.7万工厂工人、3.6万铁路工人、14.7万矿工等。在饱受剥削的工人看来，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与南部种植园黑人奴隶制性质相同，而程度更甚，故称之为“工资奴隶制”。在19世纪上半叶工人的演说、决议、报刊文章以及请愿、游行、罢工等活动中，随处可见对这一制度的讨伐。
劳动成果被无情剥夺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人的艰难处境，正是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体现。工人虽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但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本家窃取。19世纪出生于美国、后移民英国的著名工人活动家约翰·布雷宣称，既然剩余价值最终都落入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那么无论所有者是资本家还是奴隶主，其剥削过程和结果都相同。在纽约劳工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兰顿·毕勒斯比指出，身处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的工人，在地位上与美国南部种植园的奴隶并无二致，因为“奴隶制的本质在于一个人被迫劳动，而其劳动成果被他人窃取和享用。一个人被迫无偿交出自己劳动成果的比例，决定了他与奴隶相似的程度”。关注劳工问题的美国社会改革家霍勒斯·格里利同样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只要工人不能完全获得自己劳动所得，只要雇主阶级能决定工人获得劳动成果的份额，这样的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
19世纪30—40年代，在费城、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等地此起彼伏的工人抗议声中，“剥削”、“压迫”、“欺骗”成为常用词汇，“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成为普遍诉求。1832年11月3日，纽约州尤蒂卡市的劳工报纸刊登了讨伐资本家的长篇檄文，其核心是控诉剥削：“工人同胞们，你们有没有想过，社会的所有财富都来源于你们默默的、不间断的劳动，但你们的工资并不是劳动所得的全部，而只是很可怜的一小部分。资本家给你的，只是你付出劳动和汗水应获得的1/8而已，剩下的7/8都成了他们的利润。”纽约工人党在章程中列举“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时，把“拥有通过诚实劳动而获得全部劳动成果的权利”与“维持自身生命和身体完整”相提并论。纽约鞋匠工会宣告：“我们的劳动力是自己的财产，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处置自己的劳动力，就像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处置自己其他形式的财产一样。”制革工人也表示：“体力和脑力劳动是自己的实际财产，因而我们有权确定自己劳动产品的价值，不能听由欺压我们的人任意定价。”
比黑人奴隶制更残酷
19世纪美国北部的资本主义工资制与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不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前者在剥削程度上还“更胜一筹”。
美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在昏暗、拥挤、嘈杂的车间每天劳动12—14小时，忍受着严酷的监管，却拿着入不敷出的工资。据估算，一个工人阶级五口之家，省吃俭用，每周最低开支也需10.37美元。而工资最高的男工，如宾夕法尼亚的矿工或纽约的铁匠，每周也不过9.78美元；女工工资更是低得出奇，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女工每周只有不到4美元，匹兹堡的纺织女工每周才2.5美元；12岁以下的童工，每周平均工资只有50美分。
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使用童工是常见的现象。图为 1908 年 12 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棉纺厂，摄影师列维·海因（Lewis Hine，1874—1940）拍摄的一个小女孩操作纺纱机的情形 视觉中国/供图
工人家庭即使全家劳动，也很难维系生计。1833年费城马拉杨克地区的工人向公众披露，每天工作14.5小时，除半小时早餐和1小时晚餐外，其余13小时都需要不停劳动，而且“劳动环境特别差，没有新鲜空气，闷热难耐，快要窒息，感觉体力、精力和健康都被摧毁了”，即便如此，“我们的工资根本不足以维系家庭生计，连应付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根本不可能为疾病和困境预留积蓄。一旦抱病卧床，我们将陷入极端困境，沦为赤贫的穷人”。
沉重的剥削让工人意识到，自己比南部种植园的黑人奴隶还要悲惨，因为后者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主不想“财产”受损，可能还愿意为老弱病残的黑人奴隶提供基本生存保障；而自己只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没用了便被一脚踢开。当时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乔治·埃文斯指出，工人的命运远远比不上黑人奴隶：首先，他们比黑人奴隶创造的财富更多，但获得劳动成果的比例更少；其次，他们在年老患病时更没有生活保障。纽约工人激进派代言人迈克·沃尔什，用一个比喻揭示北方工厂里的“工资奴隶”比南方黑人奴隶更悲惨的原因：后者是一个人的奴隶，而前者是一个阶级的奴隶，“如果一群人共同拥有一匹马，就会多骑它、少喂它。但如果是某个人单独拥有一匹马，那么就会好好照顾它，不舍得过度使用而危害它的健康”。当然，这一比喻对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以及奴隶实际命运的揭示并不准确，但形象展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及其原因。
废除一切形式的奴隶制
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正值废奴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废奴运动最大限度调动了道德力量，谴责南部黑人奴隶制践踏了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必须立即无条件废除。废奴主义者通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和小册子、组织请愿、集会游行、提起法律诉讼，以及向南部发动“邮件轰炸”（即向南部邮政系统投递大量废奴宣传品）等手段，极力在公众中宣扬自己的主张，促使人们认识到南方种植园中的压迫与罪恶，造成人们对奴隶制深恶痛绝的印象。工人运动借鉴了废奴主义者的宣传话语，把资本主义工资制度比作黑人奴隶制，宣称工人的遭遇比奴隶还要悲惨，工人阶级利用废奴运动的强大声威迅速占据道德和话语优势，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取得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
1847年6月5日，工人报纸《先驱报》借助废奴口号喊出废除资本主义工资制度：“奴隶制是一种巨大的罪恶。通过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观察，我们认为，美国南部的黑人奴隶制只是世界现存众多奴隶制形式中的一种，黑人奴隶制只是人类承受的巨大罪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我们所思考的，不仅仅是铲除黑人奴隶制这一个罪恶，而是废除一切形式的奴隶制。我们认为，美国北部的白人奴隶制在很多方面比南部黑人奴隶制还要罪恶。工资制度下的劳工阶级所受苦难，更甚于南部种植园中的黑人奴隶。我们将致力于废除全世界一切形式的奴隶制！”乔治·埃文斯也掷地有声地提出，自从看到北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奴隶制”之后，所有人都应当清楚“废奴应该从自己身边开始”，因为“奴隶主的权利可以被褫夺，黑人奴隶能够通过反叛和暴力挣脱奴役获得自由，但如果不改变工业资本主义现状的话，工人只会陷入‘工资奴隶’这一程度更深的奴役和压迫中”。
与废奴主义者不同，美国工人从更广泛的角度界定“奴隶制”内涵，认为奴役、压迫、悲惨命运只是“邪恶的表象”，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才是“邪恶的根基”。他们想要的不只是一场为黑人争取人身自由的战争，而是一场彻底的、为所有人争取自由的社会变革。正如霍勒斯·格里利概括的，工人抗争的目标是“既坚决反对远方的奴隶制，也坚决反对身边的奴隶制。我们与南卡罗来纳的奴隶一样，为了妻子、孩子、受雇佣的男人女人们最终享有自由而坚决奋斗”。
随着19世纪初美国工业化的推进，一大批为资本家利益代言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精英，极力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编织所谓“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神话。他们用各种手段掩饰美国北部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现象，强调工人有自我发展及改善的渠道，有根据市场需求变换工作的权利；他们赞扬北部在经济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全面优越性”，力图将北方塑造为与南部种植园奴隶制截然不同的、进步的、充满机会和希望的“自由社会”。然而，“工资奴隶制”深刻揭露了“自由劳动”的虚伪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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