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载：
西元1965年“1月下旬，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二二三次办公会议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西元1965年“4月28日、29日，连续两个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有关作战计划和改变军队帽徽、领章问题的汇报，董必武、王任重参加。……在杨成武汇报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帽徽、领章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毛泽东当即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
毛主席所说的“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是指解放军指战员的军装式样恢复到类似于红军时期的样子：军服为中山装，佩两块红领章，军帽为解放帽，戴红五星帽徽。必要的时候“走回头路”，也是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这次取消军衔制和改换军装从西元1965年6月1日起正式实行。在此前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同意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认为：“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这个看法显然是基本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西元1929年12月毛主席主持召开红四军“古田会议”，通过了红军的建军原则，其中规定的人民军队内部关系准则，用《长征组歌》的一句歌词表述就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应该说，军衔制及由此带来的官兵军服质地、样式差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人民军队内部关系准则起到了削弱作用，助长了等级观念和等级表面化，说“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自有一定道理。毛主席决策“走回头路”，取消军衔制、改换军装，至少在着装上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这是巩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努力之一。当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如何保持革命精神？这应该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
西元1988年又恢复了军衔制，其理由是“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利于军队的指挥和管理，增强军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当时某些文章中还为此举出了一些生动形象的具体例证，比如没有军衔“不利于军队的对外交往”，在对越反击战中“某指挥员试图整顿行军秩序但因没有军衔标识而不被服从”，红色帽徽领章不利于战场隐蔽，等等之类。应该说这些理由也自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不是军队建设的关键所在，更不是军队战斗力的关键所在——例如，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军和南朝鲜伪军、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国军队都是有军衔的，而志愿军指战员没有军衔，战事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随着我国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适当增强级别区分度、改进军装式样和材质也是有必要的，但这一切应该是在人民军队的传统、中华民族的灵魂的基础上进行。恢复军衔制后军装式样一改再改，到零七式军服已基本“接轨”成西式的了，尤其海军军服完全与“美国”海军的一样，推动这些“改革”的郭、徐之辈安在哉？唯希望军服样式“接轨”后，人民军队的灵魂仍在。
所谓恢复军衔制是“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军衔和军服或许也能算“现代化、正规化”的形式之一，但与“革命化”完全是两码事儿。西元2014年11月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应该说是抓住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关键，也是战斗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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