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起落中的坚定
三、矛盾的焦点
新书记上任，将一把又一把大火烧往全县，全县也就有了反响。张怀英在昔阳主持工作的时候，年年要开劳模会，请一些劳模给他出点子，不开会就到下边转，到下边去了解情况。可是张怀英的所作所为，新书记总是看不过眼，对于陈永贵告状一事，更是记恨在心。这位新书记也下乡，下乡干什么，就是找张怀英的茬，找大跃进的茬，找三年困难时期昔阳的茬。总结了困难时期昔阳的六大不自由，又总结了大跃进昔阳搞得民不聊生。说六大不自由，你不是给他们一些自由吗？批了大跃进昔阳民不聊生，你不是给人家一些生的条件吗？不承认张怀英树起的那些模范和典型，你就得树立一些社会公认的典型。树是树起来了，树了安坪大队一个在河滩里刨坡坡的老头子。那是他去安坪公社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这个大队的小块地开得很热闹。特别是看到河滩上那个老头开了大约三分大的小块地，一分地种麦二分地种菜，解决了缺粮缺菜的大问题。在大饥饿的1961年，这个老汉能靠刨小块地解决饿肚子的问题，也真不简单。新书记一高兴，顾不上回县城，在安坪公社当即召开了电话会议，推广老汉刨小块地的典型经验。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怎么能站得住脚？
当时张怀英尽管不在昔阳，但是新书记的举动很快就能传到他的耳里。十多年的时间干出来的集体化典型你不要，却要树立一个刨小块地的典型，问题必然要出现。问题积压之多，决口必然要发生。双方的矛盾不仅在昔阳发生，而且暴露在了首都北京。那是在当时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为了揭矛盾找问题，全国县级以上的一把手都参会。根据毛主席的安排，叫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叫下边好好给上边提意见。给上级领导提意见，这可是历史少见，但毛主席有话，说不要怕打击报复，不要怕老婆离婚，提点意见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好多下级也敢给上级提意见了，昔阳的矛盾在会上也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新书记因为有靠山，回到昔阳照旧如此。他的一些行为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有许多人总想找机会向这位新书记表达一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63年9月，昔阳县要召开党代会，选举县委书记和委员，对这位新书记心怀不满的基层劳模和县里的许多科局级领导，不敢跟他公开对着干，可以用不投票来对着干，甚至要把他落选。果然，投票的时候，赵壁公社的一些代表带了头，其他公社和县级机关一些人响应，少投了这位书记40票。这一下使这位姓张的新书记猛然一醒，原来自己得罪了这么多人！
这事也确实构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县委书记是上级派来的，造成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大致有两点：一点是派去的这个领导不称职；另一点就是有帮派行为。这事闹到了山西省委，省委立即派人到昔阳调查。那时的主线还是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一查，没有地富反坏混进党代会操纵，结论是县委内部不团结。
然而，解决不团结的问题就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得双方各让一步，双方各让一步，就得让双方出气，说说话然后再各自做些自我批评。首先是陈永贵要出气，他批评新书记说是有意要否定1958年以来的成绩，专找问题的茬，把成绩和问题说颠倒了；他又说老张一进昔阳就专找前任领导的问题，处处给前任领导过不去；他还说：老张怎么一来就拿大寨开刀，想砍昔阳的三面红旗？逼得这位新来的张书记不得不作些检讨，承担一些责任。
那次会议持续开了有四十天，新县委书记在劳模的责问下断断续续地检讨了四十天。主要就是昔阳不团结问题，省地两级也派人解决。省里由人事厅长李文亮带队，他向省委汇报说昔阳问题主要责任在张润槐身上，是张润槐工作方法不对头。考虑到昔阳有大寨这个典型，是全国第一个文化县，又创造了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为了有利于工作，省委决定调整昔阳的领导班子，派强有力的干部加强领导。会议也就在调整班子后结束。
这次会议好像是帮了张怀英的大忙，殊不知这位大名鼎鼎而朴实的劳模却给张怀英帮的是倒忙。他并不懂得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帮忙把张怀英帮进了一个大胡同。
1964年10月的一天，张怀英被隔离在榆次市晋中地委的招待所，被勒令检查，要求交待昔阳的反党宗派问题。与此同时，昔阳的县委常委以及陈永贵也被直接点名，要在当天晚上赴榆次有重要事情。据说出发前已经下起了大雪，县委常委们和陈永贵在阳泉登上火车后都忧心忡忡，交头接耳地预测着有什么动向。陈永贵也说了一句不安心的话：“连夜进京，必有大事。”他们却没有料到，一到地委报到，这伙人就立即被隔离开来，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昔阳“十月事件。”
在昔阳出现“十月事件”的同时，还有一个晋中地区的任、王、张事件。说的是晋中在开展“四清”运动期间，召集各县县委书记开了20天会议，学习“桃园经验”。会议本是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却有计划地揭发批判了地委副专员任井夫、地委副秘书长王振国的工作错误，并以二人告地委书记的状为名，把任、王二人定为反党集团。那次县委书记会议气氛紧张，可以说是杀气腾腾。为了把任、王二人打倒，地委提出凡是跟任井夫、王振国有接触的人都要交待清楚。这一来，仅地委受到牵连的干部就达30多人。
当时，张怀英在文水任县委书记，他的前任就是王振国。王振国到文水工作不到三个月就被免职，回到地委检查错误。张怀英到文水后经过了解，王振国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只不过是这位县委书记不合地委书记的口味。回地委后王振国就被地委重新安排为地委副秘书长。
那次揭发批判王振国，地委点名让张怀英揭发。地委新书记事先还找张怀英谈话，说“怀英同志，原来地委决定你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你这个人有主见，抓大事，稳当，细致，这是当领导干部最主要的条件。可是中央党校停办了，不办就不办吧，咱们地委现在没有几个人嘛！”他的意思是批判王振国你要主动。既然张怀英授命，也不得不服从，下级要听从上级嘛!在批判王振国的会议上，张怀英就按照地委公布王振国的材料进行批判。没有揭发出什么新的材料来。这下可引起了地委书记的不高兴，说张怀英对王振国是小骂大帮忙。地委组织部长听了这话，便点名批评了张怀英跟王振国划不清界线，参加了王振国的反党活动。任，王反党集团一下子变成了任、王、张反党集团。
其实，早在中央批转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后，有人就提醒张怀英：“怀英，地委新书记对大寨和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一直持反对态度。现在毛主席对干部参加劳动作了批示，中央肯定了你的作法，在这件事上你对了。但他还会从另一方面找你的毛病，要当心。”张怀英由于对党内的斗争没有经验，认为肚里没病死不了人，就没有在意。根本没有想到会突如其来给戴上反党帽子。
在这同时，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也在地委的暗示下，借机要求重新解决昔阳的不团结问题。
“十月事件”由此起因，就变成了以张怀英为首的昔阳干部和当时的晋中地委的矛盾。在昔阳就是谁反对昔阳的新县委书记，谁就是反党集团成员。由此当时的晋中地委决定，要把昔阳这一批干部集中到地委不是按派性问题解决，而是定性为昔阳反党宗派集团。陈永贵虽然没有被列进反党集团的名单，但也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拐棍。他们要利用这根拐棍，在这次集中解决昔阳反党宗派集团问题上起点什么作用。陈永贵据说开始还说了句顺耳的话，但后来的话越来越说得不那么入耳了，只有让他离开榆次，回他的大寨去发牢骚吧。当时晋中地委进行了集中解决后，就又把这些成员分别调往各处，远离了昔阳。事件过去后还没有完结，到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又把为数不少的这些反党成员揪回昔阳进行批斗，大打出手，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示众，又定性为“昔阳反党集团。”
昔阳“十月事件”牵涉到380多人，晋中地委对这些人定性之后，大部分人就立即离开了昔阳。陈永贵当时虽然被打成“十月事件”的拐棍，但签于陈永贵在社会上的影响，特别是周总理在三届一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的肯定和毛主席对陈永贵的宴请，并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他们也不敢对陈永贵作出什么政治性的结论。张怀英则在太原休息一段时间后，省委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安排到大同搞“四清”去了，并担任了工作队的副队长。
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揪回文水进行批斗，甚至在劳动改造中，有人还企图利用塌方事故将张怀英整死，幸亏有人设了“掉包计”才留下他一命。原来的县长王贵科在定襄县和昔阳县两边轮番批斗；原县委常委赵满仓、李韩锁和王富元等人挂着“反党黑帮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这些和张怀英有牵连的人在文革开始时都不得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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