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中国。但是，历经百年战乱的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阶段。回归祖国的台湾民众，不但没有国民复归的政治实感，更没有得到经济解放的红利，再加上部分接收官僚的贪污腐化，以致台湾政经的混乱与恶化，迫使台湾民众还没有过完复归祖国“五百天的日子”，就把他们对祖国的爱，借由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北街头偶发的警民冲突，“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斗争在两条战线同时展开，一条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文斗”，具体体现于“三十二条”《处理大纲》要求的民主与自治；另一条则是中共台湾地下党在云嘉南、台中与台北等地区领导的武装斗争，具体要求也是民主与自治。同年11月，流亡香港的“二二八”斗士们成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强调的还是民主与自治。这充分说明“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不是“台独”分离主义向来扭曲的所谓大陆人与台湾人的“省籍矛盾”。它的本质是1840年以来濒临亡国灭种的封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所产生的骨肉相残的悲剧，也是“帝国主义世纪中的中国病变”之一。
然而，武力镇压让台湾民众对祖国的情感一度产生挫伤，更埋下死伤者家属内心难解的怨悱，并且长期伤害了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例如，曾经在台湾光复时讴歌祖国并期待“台湾和大陆纯全的融合变成一体”的“台独祖师爷”廖文毅与哥哥廖文奎，即在美国阴谋支持下，在香港搞了台湾脱离祖国的所谓“托管运动”。但是，台湾社会的主流舆论并没有因此就否定祖国，省内外作家和文化人更是极力呼吁“莫因惨史疑光复”，加强团结，努力弥平“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省籍鸿沟等问题。因为“二二八”事件的血的教训，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白色祖国”绝望了的广大台湾知识青年，更通过对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转而拥护“红色祖国”，并且投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以全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韩战”爆发与美帝干涉中国内政，台湾被强行纳入美帝的全球“反共”构造之中，继承了日据以来台湾爱国主义传统的整整一代人，也在50年代白色恐怖期间遭到全面而残酷的“反共”肃清，并与“二二八”事件同为台湾人民遭受当权者暴力迫害的历史的悲情。
更加可悲的是，两岸对峙，国家长期分裂的状态，不但造成了无以数计家庭不能团圆的人伦悲剧，在“反共”国安戒严体制严厉统治下,“二二八”事件与那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成为台湾社会最禁忌的话语，承续着日据以来反帝爱国的祖国意识，追求国家统一的台湾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也被刻意遗忘，而使台湾成为一般民众对历史集体失忆的病态社会。也因此，从“解严”前夕的1987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40周年起，针对国民党长期以来政策性掩饰的“共匪阴谋”与“奴化遗毒”论，岛内分离主义势力假借“和平日”(和平台独)为名，走上街头，展开扭曲“二二八”事件政治要求为“台湾独立”的历史虚构工程，进而通过李登辉收编“二二八”事件为“台湾人悲情”的政治工程，在共同的“反共”意识下，建构了所谓“外来政权=国民党政权=外省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二二八”史观，进而在2000年陈水扁当政时，依托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取消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的假日与纪念（否定“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另以扭曲史实的“二二八”为法定的“台湾人的国殇日”，从而厚植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分离主义身份认同。到了2006年起，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放弃历来“国共内战”历史结构下的“二二八”事件论述，承认“官逼民反”论，年年代表国民党或台湾当局为“二二八”事件持续道歉。“台独”与“独台”的“二二八”论于是在“反共”共识下合流，“二二八”事件的历史面貌进一步混沌。
“二二八”事件是历史遗留的尚未彻底解决的台湾问题的一页。问题的根源在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封建中国的侵略。历史的问题必须历史地解决。在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的当下，我们在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同时，就应该理解“二二八”事件体现光复以后台湾民众要求国家统一的民主与自治的历史，及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现实意义，从而夺回被“台独”势力扭曲的“二二八”事件历史解释，重建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反帝爱国的祖国认同，进而共同投入促进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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