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呼唤，发自一千万个农村孩子的内心，他们说：我们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受益者，要不，我们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来了那么多城里的老师呢？
1982年2月12日《合江日报》刊文：曾东元！您为同江市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您的学生不会忘记！同江人民不会忘记！
曾东元在莲花屯小学教书时，让村里的学龄儿童都进了课堂，他不分白天黑夜，全身心扑在教育上、扑在孩子身上，家长们都看在眼里。他们有的拿出平时攒着换钱不舍得吃的鸡蛋、有的特意去村外泡子里抓鱼，尽可能找些好吃的给老师补补身子。
曾东元经过努力教学，在公社举办高年级班会考，莲花屯的学生竟然取得了公社会考第一名的好成绩。公社决定调曾东元到中心小学任教，孩子们都舍不得，家长们聚集后到公社去要求把曾老师留下，但最终调令还是下达了。告别的那一天，孩子们用他们攒下的零花钱买了小小的日记本和糖果送给老师做纪念，有的还在日记本上写了临别祝愿的话。他们簇拥着送老师到村口，看着曾老师远去的背影，孩子们站在那里放声大哭起来。
曾担任黑龙江农垦局团委书记的小徐对采访记者说：“我的老师是杭州知青，老师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他指导我阅读，那里成了我的第二课堂。高考恢复后，老师考上了浙江大学，临走把书留给了我，凭着老师的教诲和这些书籍，我也考上了大学。以后，妹妹接过了这些书籍，也考上了大学。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人没几个，除了父母，我把知青老师排在头一个。”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中学老师王果枝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读中学时来了几位知识青年老师，其中有杭州知识青年陆建梁和桂少桢老师，陆老师教物理、桂老师教语文，他们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他们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把城市良好的文化气息带给我们，他们热爱读书，有丰富的文化知识，他们都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下课后，我们经常围坐在老师的身旁，听他们谈人生，谈理想，这是我们的父母所不能给予的。
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下乡插队的海闻，自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以后，曾经返回生产队多次。作为这里曾经的乡村教师，学生们闻讯后总会成群结队地来看他。这些学生本来也没比他小几岁，重逢的时候免不了喝酒、聊天。有一次一个学生说，“海闻老师，我们也许是你这么多学生中最没出息的，但一定是对你最有感情的。”作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知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海闻一生桃李满天下。相比他在美国和北大的学生，虎林的学生确实很平凡:没上过大学，一辈子务农，但朴实、纯真、善良！说起他们，海闻总是饱含深情：“他们是我的青春。”
从北大荒农村中走出来的教师、作家孙翠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今生有一点遗憾，没能记住一位老师的名字，只知道她姓刘，这一位杭州知青刘老师是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一位启迪我心志的老师。刘老师教我学会拼音，她还教育我们要爱护公物，她还叫我如何学会梳出美丽的五股发辫。
老师应该有70岁了，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她依然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
黑龙江852农场的冉正宝说：我7岁上学的时候，不少知青从连队的生产一线抽调到中小学当老师了。孟萍老师是杭州知青，在三营直属小学教音乐，她在我眼中是最美的女教师。皮肤白白嫩嫩的，声音柔柔软软的，头上一顶小红帽，踩着脚踏风琴教我们唱“哆来咪”。我一下子迷上了她和音乐，觉得音乐美得像她。
自此，音乐就像一道能让我自愿接受的咒符，“控制”了我半辈子的生活和工作。小学时，我参加了民族乐器课外学习班，学习拉板胡；大学时，我学了吉他，获得过“校园十佳歌手”的称号，中途回宝清县参加歌手比赛也得了农场组第二名，还上了电视。比较离谱的是，工作后，我这个中文专业出身的人，竟然在艺术系（含音乐和美术专业）主持了4年工作；现在仍乐此不疲地在单位的歌协参加活动。
在852农场教育科工作过的邢元利，对回来探访的知青说：“你们把知识给了我们，把城市文明和新的生活方式给了我们，使我们从小就有了榜样，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动力。”
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至1979年返城，略统计，知青老师共教了10届学生，计有1000万人。
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辈出了“知青教师”，他们把城市文明和先进文化理念带到农村、带进大山、带到边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农村的一代人，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教育工作者。
知青教师使广大农村的学龄儿童，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当年哺育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有生力量。
这“1000万”不是一个寻常的数字，而是1000万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那么多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是一代知青教师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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