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绍良：论晚年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人民网 2011-07-08 14:44）一文的第三部分，作者用“晚年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实践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为标题，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的成效：
1，“从经济效率上讲，毛泽东的现代化努力使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为以后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从1957年—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泽东主义时代的中国，从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人均34%)’。毛泽东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前提。
2，从社会公平讲，毛泽东启动的中国工业化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中国人民从中国现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在毛泽东统治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在毛泽东时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实现了共同进步。虽然由于总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在低水平基础上的共同进步近似于‘共同贫穷’，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是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世界上最为公平的时代。所以，晚年毛泽东的探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作者对毛泽东时代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的成就归纳显然是远远没有反映基本事实。
一，从经济效率上来看，毛泽东的现代化努力不只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使我国农业从原始种植状态向现代农业转变，并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我国农业从养活5亿人口发展到养活10亿人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我国农业从原始种植状态进一步发展到农业电器化、水利化、农田管理科学化、农业半机械化，并开始出现了社队企业发展的趋势。从1958年到1983年经过25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由耕耘期将进入收获期。
二，从经济效率看，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基础工程，例如水利工程，耕地开垦和改造等大量的劳动投入形成的工程，其巨量的价值惊人。如果按照劳动投入量来计价，就有10多万亿的价值，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力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利于我国农业长远发展的工程投入，是为共同富裕打下的基础。
三，从经济效率看，消费价值生产方式的效率表现为劳动者自身的发展状况。用劳动力再生产的指标来衡量：如果一对夫妇能够抚养两个孩子，则劳动力生产处于简单再生产状态，是一种维持状态；如果一对夫妇平均能够抚养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则说明劳动力再生产处于扩张状态；相反，如果一对夫妇平均能够抚养一个孩子，那么，说明劳动力再生产处于一种萎缩状态。在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一对夫妇抚养三、四、五个孩子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这说明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人民公社期间以七、八亿人口为基数的情况下，平均每年增长的人口达到1500万人；而我国现在以14亿人口为基数的情况下，人口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见，从老百姓的生存、发展能力来看，说过去贫穷，甚至“共同贫穷”，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四，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我国前30年增长了5亿人口，特别是人民公社的二十五年之间，我国人口从6亿多增加到10亿多，净增加4亿人口。在7、8亿人口的基数之上，年平均增加1500万人，实在是了不起的奇迹。不仅是人口质量的增加。而且由于文化教育体制的同步发展，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人口的增加也是后来我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基本原因，所谓的人口红利，正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的发展为改革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五，毛泽东时期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最重大的成就是，形成了以消费价值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形成了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
1.人民公社生产队模式，由于采用工分制而实现了按劳分配，因而形成了劳权公有制模式，或者称为消费价值生产方式。在生产队，在建立工分制条件下，每个社员都可以凭借投入的劳动量参与年终的粮食和现金的分配，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生产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工本经营方式，每个社员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作为获取消费价值的凭借，通过与其它社员合作，联合劳动，形成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消费价值。它与资本经营方式的区别在于：生产队社员的个人收入直接与生产队的最终生产成果相联系，社员按照自己个人劳动量在集体劳动总量中的比例取得相应的消费价值量。因此，生产队的发展与每个社员的生活水平同步发展。而资本生产方式只是资本所有者或股东能够参与企业生产成果分配，企业员工一般被排除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之外。这就是生产队模式能够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因所在。
2，人民公社不仅在生产队实现了按劳分配，同时也形成了以生产队和社员发展要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人民公社时，大队可以上小学，公社有初中、高中，而且学生上学要交的书杂费很少；在医疗服务方面，大队有卫生室，公社在卫生院，社员看病十分方便，费用也有限。此外，公社建立的农机站、农技站、供销社、信用社、广播站等服务系统，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发展形成了健全的服务体制。公社时期的行政机构和工作人员同样是贴近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和农民需要的服务系统。社队干部广泛参加生产劳动，常常蹲点于大队和生产队，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
从我国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进程看，人民公社它本就是一个母体，工业化的中国是从原始种植的农业大国转变而来的。其基本的、主要的力量就是六、七亿农民。我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正是在人民公社基础之上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才具有了基本条件；而改革后的所谓人口红利，所谓的世界工厂，恰恰源于人民公社时期产生和培育的劳动力大军，源于人民公社建立的文化教育体系，，说到底是源于人民公社形成的适宜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环境。许多人指责人民公社时吃不饱饭，甚至说饿死人，而基本事实是整个人民公社时期的人口增加了4亿人；许多人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很穷，但仅仅靠务农的一对农村夫妇却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负担三、四、五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家立业的生活需要；许多人责难人民公社物资贫乏，但人民公社所形成了各种基础工程的天量价值却没有人去计算和提及、适宜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丰富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却是在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期。很显然，随着对人民公社实践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当逐渐还原客观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发现人民公社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和对新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人民公社体制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公有制经济体制，是一种劳权经济体制，它的产出目标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因此，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它首要的目标。这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出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用衡量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公社的效率状态，那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本质无知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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