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格局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延安时期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融入抗战，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为中国革命寻求正确方向。他们对中国历史各阶段性质展开热烈讨论，特别是殷商、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在其中引申而出。这些问题蕴含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只有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认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其次，通过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史观和错误观点，鞭笞妥协投降的反动言论，激发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声援抗战。针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史家散布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和“倒退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撰文予以严厉驳斥，并对历史发展动力等史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尤为重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被史学界普遍接受。范文澜曾指出，农民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的前进道路上起着火车头作用。毛泽东也强调，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是农民战争。这些论述不仅表明史学界对农民战争的重视，还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最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发展大局，十分重视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民族史研究以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共建统一国家为宗旨，不仅专门成立民族问题研究室，还撰写了大量民族史论著，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在此背景下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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