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我以为书中有句话颇为感人，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将来有一天我写自己的回忆录，我要专门写一写我犯过的错误。”话虽然非常简单，但却表明了一个革命家对自身错误的态度，展示的是他宽广的情怀。
有位哲人说过：“除了未出生的婴儿和死去的人之外，人生在世，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只要你在社会上存在，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在于你怎么对待错误。大凡经历过战争风雨的人，大都有“过五关”的辉煌，可也都有“走麦城”的教训。这“过五关”的辉煌时，被人提起，那败走麦城的教训却极易被人遗忘。或许正因为如此，周恩来一听到有人赞扬或歌颂自己时，总有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的人。”周恩来这样说，不仅无损于他作为一代领袖人物的光辉，反而更使人感受到他的磊落和坦荡，从而也更加赢得人们对他的崇敬。周恩来的风范，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也同样得到体现。近读老将军杨得志写的回忆录《难忘一枪》，尤其使我难忘。这是老将军专门写自己“走麦城”的历史的回忆录。
众所周知，杨得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具有辉煌的经历。井冈山反“围剿”时，他是英雄连长，强渡大渡河时他是红军先遣团团长，抗美援朝时他是赫赫有名的志愿军司令员……他摘取历史的每一段，都能够闪射出灿烂的光辉，都可以凭其波澜壮阔的经历而让人肃然起敬。然而，将军单单没写这些，却写了自己1931年因那“难忘一枪”所受的处分上。那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杨得志任特务连连长。一次，为了督促几个不服从命令的民工赶上队伍，一着急，发了脾气，持枪威吓，走火伤了一个民工。组织上决定给他留党察看一个月和行政记过处分。后来又考虑到杨得志同志的一贯表现和错误发生后的态度，又下达文件，决定按期撤销处分。组织原谅了他，但杨得志自己却没有原谅自己。他不仅常常对人提及自己的这次错误，而且把它写成回忆录，让世人都知道自己的历史档案里有这么一页。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的：“有的同志对我说，处分早已取消，不必在档案里填写了。可我想，处分是可以撤销的，但教训却不能够忘记。所以，后来每次填登记表，我都写上这个被撤销了的处分决定，牢记这难忘的一枪。”我以为，这话语虽然简单，却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一个老革命家对待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表明了一个老战士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杨得志将军对待自身错误的态度还说明，写“过五关”的经验是留给后人的财富，写“走麦城”的教训同样也是财富，它起码可以起到让人引为鉴戒、警示后人的作用。然而，话虽然这么说，真正要做起来，却未必那么容易。因工作关系，笔者读过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也接触过不少写回忆录的人。其作品大多是能够实事求是的，但确也有一些作品，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视历史。有的写“过五关”浓墨重彩，颇见功力;写“走麦城”却闪烁其辞，一笔带过。有的贪功诿过，正确的都留在自己名下，错误的一概诿于他人。也有的干脆对自己“走麦城”的历史避而不谈。这种做法，恐怕很难谈得上什么唯物主义。我看一是对历史对后人不负责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留给后人的必定是部不真实的历史。搞史学研究的如果以这不真实的历史作为事实来引证，岂不弄得历史真假难辨?这些同志只记得历史上“我”的“辉煌”;却忘记了“我”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二是这种做法实际对自己也是不负责任的。对自己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看似聪明，实则愚蠢。犯了错误，自己不说，别人会说，自己不记，历史会记。你在回忆录中尽管把自己打扮得辉煌灿烂，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却考证出你那不愿见人的被掩饰的一页，露出那麒麟下的马脚来，岂不损害了你形象的光辉?
依我看，怎么写自己的历史，还是一句老话：不虚美，不掩丑，求真务实，对历史负责。许多老同志恐怕十分清楚，作为经历过战争风雨的人，自己的历史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它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战争史的一部分。对个人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对于老同志来说，九死一生的考验都经过了，写回忆录时触及点个人的错误，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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