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知青生涯

1969年5月，我由重庆市市中区来到四川省邻水县袁市公社插队落户，一呆就是9年多。回城后一晃又过去近半个世纪了，而在农村插队劳动、工作及生活的场景却刻骨铭心、历历在目，经常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眼前。

当年我是在学校报名到农村去的，下乡时刚好17岁。当时劳动、生活都较苦，但由于是3位同学结伴在一个生产队插队，过的是小集体生活，倒也无所谓。一年后，两位同学相继参工调离了，我独自在农村就觉得很艰难了。但作为从小受过传统教育且从不服输的我，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任劳任怨，脚踏实地，积极参加劳动，不怕苦和累，热情为社员群众服务，努力锻炼自己。

在下乡的头两三年里，经过春播、夏管、秋收、冬战几个回合的磨练，我逐步学会了犁田、撒种、割麦、栽秧、薅草、挞谷等基本农活技术，晒黑了皮肤，结实了身体，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与他们的思想感情。社员们见我劳动肯干、做事认真、处事公正，下乡第2年就推选我担任了生产队记工员。每天清晨，我吹响出工的第一声哨子；收工后，我按出工人数记录出勤与工分；晚饭后又到夜校上课，教社员们识字扫盲。抽空的时候，我还背上背兜拿上称，挨家挨户地把社员们向国家交售的农副产品收起来，背到供销社，又从供销社背回社员们需要的日用品。这样下来，每天都忙忙忙碌碌的，既觉得筋疲力尽，也感到较为充实。

抱着“越是艰苦越向前”的劲头，我下乡第2年就尝试着饲养家禽家畜，一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二来为社员们做出贡献。在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连续两三年来，我每年都要饲养两头肥猪，一头交给生产队集体，一头留作自己吃。说起喂猪，这也确实太辛苦了。白天要劳动，收工后要打猪草，晚上教夜校后往往就到了10点多钟，然后就要推磨、煮猪食，尤其是在猪的催肥阶段，每天晚上一个人要推6斤左右的玉米，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此外，我还饲养了一些家禽，养的月月兔，最多的时候有3、40只；常年喂鸡10多只，在家门前还养了3桶蜜蜂；我还在自留地种甘蔗，每年产红糖3、40斤。

农村确是苦和累，但想到自己是听从党的召唤到农村去的，就应该好好干下去，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来。社员们见我踏实肯干，处处走在前头，1971年6月选我担任了生产队会计。我坚持原则，清理历年的旧帐，建立新帐并日清月结，还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受到社员的好评，说我是“红管家”。我全年出满勤，加上肥料和会计补助工分，每年都在3000工分以上，在全队都算高的；全年分粮食1000多斤、收入现金120元以上，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怀着崇高的理想与追求，1973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农村的山山水水吸引了我，在社员们的真情挽留下，大队、公社连续3次推荐参工和上大学，我都坚持留了下来。我与社员群众一道，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科学种植、推广沼气、扫除文盲，粮食年年“跨纲要”，我所在的大队也成为了全县和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

在农村，我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党和人民却给予了我极大的荣誉。这期间，《四川日报》《重庆日报》等多次刊登我在农村的表现，1973年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在贯彻执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分别对我进行表彰，此后我还担任了达县地区团委副书记、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最为荣幸的是，作为下乡知青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月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使我终身难忘。

在参加四届人大会议期间还有两个小插曲。一个是：在会议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到四川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我个子小，站在最前排，还与她握过手。这种场面，至今都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另一个是：在会议期间，许世友将军十分关心他40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他听说我是重庆下乡到大巴山的知青，专门接见了我，还亲手削苹果给我吃。他亲切地询问了达县地区老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变化后，对我说，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你人小志大，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是正确的，要好好锻炼自己。要与贫下中农一道，为改变老革命根据地的落后面貌贡献力量。这些话语，至今都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1978年6月我招调回城，读过电大，上过函授，获得大专文凭，先后在地区和省的群团、司法等部门工作，2006年1月退休。此后，我积极参加“后知青”时代的一些知青活动，特别是参与知青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田野调查、实地考察等活动，细心做好知青文章和书稿的校对、编排，以及知青问题研究公众号的选稿、审稿、排稿等工作，为知青历史文化史料的搜集、整理尽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