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处理善后，政治战斗
大年初四（西元1946年2月5日），民主政府解除了全市戒严。通化市人民欢欣喜悦，走上街头，庆祝新年节庆和平定暴乱的胜利，秧歌队的表演，平暴战斗活报剧的演出，更烘托出喜庆的气氛。
但通化我党、政、军各部门仍在继续战斗：处理善后事宜，进行政治战场上的斗争。
西元1946年2月6日，安东省通化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布第三号通告，敦促“所有国民党及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不论直接参加三日晨之暴乱行为与否，一律向市县政府实行自首（公开的、秘密的方式均可）”，自首者从宽，抗拒自首者从严；号召“所有通化地区居民（包括日、朝善良居留民在内），对已遭逮捕和尚未被逮捕之国民党特务分子及日本法西斯残余匪徒进行大胆控诉和检举，并协助军政机关逮捕上述罪犯（这包括秘密和公开的通风报信、协助捉拿等）”。
当日，通化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通化支队司令部、政治部联署发布《告各界同胞书》，揭露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寇发动侵害人民利益的反动暴乱的真相，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检举揭发特务分子和战争罪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企图。
晚年的刘东元（刘西元）
2月8日，通化市县政府制定颁发“六条规定”，给“一般胁从失足者”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当日还召开了通化各界代表座谈会，我党政军负责人在会上以大量事实揭露蒋、日勾结策动暴乱的罪行。
2月9日，《通化日报》以《揭露国特勾结日战犯举行叛乱真相》为标题，发表对中共通化省分委书记兼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吴溉之的访谈。吴溉之详尽介绍了蒋、日勾结发动暴乱及我民主政府平定暴乱的过程、我军取得胜利的原因等。
2月13日，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针对暴乱平定后人民关心的问题，在通化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广播讲话。 当日起，《通化日报》开始陆续刊载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寇暴乱的铁证，如暴动计划、命令、布告、委任状等等。
2月17日上午，在通化行署大院隆重召开了“庆祝镇压国特勾结敌伪叛乱胜利及追悼阵亡烈士大会”，通化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代表近万人参加。大会沉痛追悼烈士，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法西斯分子发动反人民暴乱的滔天罪行，表彰、奖励了在平定暴乱战斗中英勇作战立下战功的英雄模范。大会向“国民政府蒋主席暨重庆各机关、各团体、各报社和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发出通电，揭露国民党特务勾结日伪武装叛乱的罪恶阴谋，要求国民党撤销祸国殃民的特务组织。
此外，在通化市丁字街裕丰厚商店大楼举办了“蒋特勾结日伪残余暴乱罪证”展览，公开展出了孙耕尧、藤田实彦共同签发的暴乱命令、计划、密件、暗号、布告、名册、委任状等暴乱文件，武器、弹药、战刀、棍棒等暴乱凶器，战场、战俘照片等平暴图片。
除了这些实物罪证，还将主犯藤田实彦、要犯刘庆荣等押到展览会现场，令其向群众自述罪行，以更直观地教育群众。藤田实彦的认罪之辞是：“我是前日本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日本投降后受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官莫德惠上将的指示，同孙耕尧一起，在通化举行暴乱，我是这次暴乱的军事部长，我是有罪的……”公开认罪期间，藤田实彦因患急性支气管炎、肺炎，于3月14日病死。
这期间，国共和谈军事调停处第二十九小组来到通化，在辽宁省主席张学思陪同下参观了这个罪证展览。面对铁证，小组内的我方代表对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提出了质问和追究幕后责任者的要求，使得二者哑言失色，狼狈不堪。
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以“辽宁省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勾结敌寇，举行通化暴乱，人民武装予以镇压，两小时内悉数扑灭”为题，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报道了通化暴乱的缘由和平定暴乱的经过。
对抓获的三千余名参与暴乱的匪徒，进行了集中关押、审讯、判决。我方调集党政军大批干部参与审理，东北局先后派来负责干部指导。本着彻底弄清事实、宽大与严惩兼备的原则，到2月中旬对第一批匪徒作出判决：日寇要犯除藤田实彦已在示众认罪期间病死外，八十余名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对国民党战俘一百三十余名中多数已查明是胁从者，予以教育释放；日寇匪徒中八百九十三名查实确为胁从或受骗参加暴乱，其愿意悔过自新、彻底坦白，予以宽大释放。其余匪徒继续关押审理。
2月19日，召开了宽大释放战俘大会。许多被释放者痛哭流涕，尤其是日寇战俘纷纷要求发言，他们感谢民主政府的宽大，发誓今后要“对共产党绝对的忠诚”，“好好协助政府工作，来赎回我过去的罪恶”。会后，被释放的战俘和来接的家属向民主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向在场的市民表示歉意。（西元1946年底我军撤出通化后，被宽大释放的日寇匪徒中又有二十多人依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活动，西元1947年5月我军再次解放通化，将这些日寇匪徒抓获处决。）
至此，与军事上一样，通化平暴战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完全胜利。
六、回顾历史，警示今人
西元1946年新年期间由国民党与日寇勾结策划发动的大规模武装暴乱，之所以很快就被我通化民主政府平定，主要原因如下：
在我方，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通化建立政权还不太久，但已初步赢得了民心，小关、小李、沈殿铠等当地年轻人面对威逼利诱不愿违心屈服，及时报告敌情，许多工人和市民自发协助我军平暴，充分表明正义者必胜；我党、政、军主要领导久经革命斗争考验，面对突发敌情沉着冷静，决断正确迅速，指挥若定，身先士卒，极大地凝聚起反击的力量；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对倒行逆施的日寇及与之勾结的国民党反动派满怀义愤，战斗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以一当十。
在敌方，国民党分子利令智昏，其招纳汉奸、伪军和勾结日寇的行径使人民困惑、反感，借寇兵取巧得利的心态让其言行混乱；日寇顽固分子不甘心失败，企图借助国民党以实现部分“复兴”，而以其对原东北军阀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孱弱无力的印象，以为凭借绝对的人数优势和简单的武器、偷袭的战术，就能消灭或者至少击溃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结果只能自取灭亡；寇兵和寇民虽然众多，“武士道”虽然残存，但在其群类战败的情况下，面对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军队，它们大多数也就是乌合之众，稍触即溃，唯求保命罢了。
同时，仔细考察当年国民党与日寇勾结的过程，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国民党为了抢夺东北，低下到竟勾结侵占我国土、掠夺我资财、屠杀我人民达十四年的日寇，更低下到竟接受其在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的荒悖条件。这充分证明，一切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为得私利往往不择手段，其不仅毫无国家民族责任心，甚至连起码的为人底线都没有。今之台湾、香港以至内地，都不乏这种势力。
其二，日寇为参加暴乱所提四个“条件”，其第二条“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本已属荒谬无理，其第一条“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第四条“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则更显其侵占中国、殖民中国的野心不死。至于第三条“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则耐人寻味：在当时中国已收回台湾的情况下，“加入台湾籍”也就是成为中国台湾省籍的人，可见在这些日寇顽固分子心目中，曾被日寇侵占五十年、殖民五十年、奴化五十年的台湾是适合生活之地，是其它三条万一不能实现时的退路。另一方面，日寇侵占台湾五十年间，也许有不少寇民被“安排”成为了“台湾本地人”，“八一五”日寇投降后，也许又有不少寇民暗中留下成为了“台湾本地人”，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了利用日寇打内战（蒋介石曾聘用日寇组成的“白团”），接受了不少寇民“加入台湾籍”，如此，则通化的这些日寇提出这个条件是再正常不过了。那么，现在的所谓“台独分子”，其中应当有不少是当年或更早以前留下或混入的日寇余孽或其后裔。进而可以说，“加入台湾籍”就是日寇“台独计划”的安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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