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在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这时的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减少到三万余人。王明路线给红军带来的灾难性危害显而易见。蒋匪头子蒋介石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有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于是，蒋介石命令杀害过大量革命先烈的畜生不如、罪该万死的何键狗贼集结近二十万匪军，设了四道防线，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匪军布好一个口袋阵，就等红军往里面钻。
这时，毛主席果断挺身而出，决定救红军于危急存亡之中。长征途中，毛主席特意和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在一起行军、宿营。王稼祥同志在宁都会议前就极力支持毛主席正确军事路线，甚至还因为支持主席的正确路线而在宁都会议遭到了错误批判。在此之前，宁都会议的简报中提到，“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末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个简报不仅污蔑和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而且污蔑和否定了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对主席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由于王稼祥同志很早就支持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这一路实际上主要是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起做张闻天同志的工作。
毛主席耐心做着思想工作，仔细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同志也帮助毛主席做着张闻天同志的工作。之后，张闻天同志也接受了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宁都会议的磨砺，毛主席做思想工作的耐心程度比以往大大提高。“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毛泽东传》：《第15章、长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时的毛主席，不仅是用兵如神的军事家、目光如炬的战略家，也是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了。
红军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就发生争论，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开始批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强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失败就是因为“三人团”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根据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先机，毛主席敏锐的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但是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主席对李德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果断拒绝了李德的错误建议。当时，“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可见，这时，由于毛主席成功团结、说服了大多数，他的正确军事意见也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意见。
李德回忆这段历史，颇为气愤地说：“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李德：《中国纪事》）在李德看来，毛主席是“粗暴”，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毛主席的果断。对李德这样的顽固派，讲什么仁义道德？毛主席在《十年总结》讲，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通道会议之中，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团结了大多数同志，使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以及“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总理等都支持了他的意见，掌握了主动权，于是势如破竹，直接以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果断、彻底的给了李德重重一击！
通道转兵是党和红军绝地重生的开端，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之一。这次会议标志着毛主席在宁都会议以后第一次有了参与军事决策的话语权。通过通道转兵，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团结大多数同志从而成功否定李德错误意见的政治智慧，可以看到毛主席率先提出正确意见并迅速对各位同志做思想工作的果断坚决，更可以看出毛主席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决定转移兵力到敌人薄弱环节的实事求是、目光敏锐。
通过通道转兵，我们也可以看到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周总理对毛主席正确军事意见的支持。正如毛主席所说，做什么都要团结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绝地重生，最应该感谢毛主席和坚决支持毛主席正确意见的领导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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