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在上海的岁月“塑造”了最后的鲁迅，是鲁迅文学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的历史文化。
1927年10月4日，鲁迅到上海后第二天，周建人、孙伏园、林语堂等即来探望，鲁迅邀请他们吃饭并合影（图片源自“十年居上海——鲁迅之日常”特展）
“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成为继北京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中心。
当时，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徐志摩、沈从文、丁玲、冯雪峰、闻一多、潘光旦、梁实秋、蒋光慈等各路学界领袖、文坛健将、文艺青年云集上海。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一住就是10年。后来，上海成了鲁迅归宿之地，鲁迅也因此成为上海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
初到上海
鲁迅初到上海下榻于码头附近的共和旅馆，原本只是想将上海作为中转站“漂流”一阵再做打算。他之前多次路过上海，对这里印象并不太好，还曾在致朋友的信中表示“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急于想走”。
在共和旅馆期间，周建人、郁达夫、林语堂、李小峰、孙伏园等亲友纷纷来访。郁达夫妻子王映霞记述道：“鲁迅与许广平住在二楼，那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木结构房间，朝南有二扇小窗，还有两扇落地窗直通阳台。屋内陈设很简单，一个方桌、一个写字台、四个凳子、两个沙发，东西两侧各放一只单人床。”
1927年10月6日，鲁迅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便和三弟周建人一起冒雨看房。据许广平回忆：“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的如茅盾、叶绍钧，还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10月8日，鲁迅携许广平住到景云里23号，后来又搬到景云里18号和17号，总共在此住了2年7个月。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
为何五天内鲁迅就改变主意定居上海？学者施晓燕在《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与饮食》一书中认为：“鲁迅留在上海，可以跟兄弟比邻而居，亲密的朋友都离自己不远，左翼文化人活跃，城市里与文化相关的产业欣欣向荣，还拥有全中国最大的日本书店，饮食上也能满足口味。这样的氛围对鲁迅来说，非常适合定居。”鲁迅自己也在致友人信中说道：“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
景云里成为鲁迅在上海的第一个家，许广平曾写诗道：“景云深处是吾家”。建成于1925年的景云里，是一条与多伦路相通的石库门小弄堂，房子是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茅盾、叶圣陶、陈望道、柔石、冯雪峰、周建人等曾先后在此居住，被誉为“上海文化名人第一里”。且景云里地理位置优越，附近文化气息浓厚，有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几十家文化单位，房租也比较便宜，这是鲁迅选择在景云里租住的原因。
成立“左联”
住在景云里，鲁迅刚开始还只是打算暂居，因此只给自己和许广平每人购置了一床一桌二把椅子，房子里也没有卫生设施、没有煤气。一楼会客，鲁迅住在二楼，许广平住在三楼。
许广平对此回忆道：“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魂未定，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出于惊涛骇浪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
对于未来，鲁迅在1928年2月致友人的信中表示：“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毫不教书，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由于鲁迅决定脱离教书生活，因此他到上海之初虽然也多次受邀在一些学校演讲，却“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都退却”，而开始了自由职业者生涯。
鲁迅刚到上海时，《语丝》周刊因在北京被张作霖查禁而迁到上海并由鲁迅主编，鲁迅还和朱镜我等编辑《巴尔底山》杂志，和郁达夫合编《奔流》杂志，和柔石成立朝花社介绍国外文学、版画……此外，鲁迅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创造社、太阳社论战，后来又和其联合成立“左联”成为“左联”“盟主”。
鲁迅还经常到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会友晤谈，也经常光顾附近的内山书店并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结为挚友。内山书店也由此成为鲁迅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文化空间和紧急避难所。
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出生于景云里，鲁迅特意为此装了火炉取暖，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也由此公开。
总体上，在景云里的两年多中，鲁迅继续在国内思想文化战线尤其是“左翼”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多重要成果，在生活方面也比较如意。
“黄金时代”
虽然文化气息浓厚、租费相对便宜，但鲁迅所住的景云里环境比较喧嚣。
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中写道：“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外，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所以，鲁迅后来从景云里23号搬到了18号，和周建人一家合住，周建人家住在一楼，鲁迅住在二楼，许广平住在三楼。再后来隔壁17号空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鲁迅还把这两栋相邻的房子打通，这样他家和周建人家又合二为一了。后又因邻居烦扰，水电设施也不好，鲁迅于1930年5月迁居拉摩斯公寓。
拉摩斯公寓位于原北四川路194号，是1928年由英国人拉摩斯建造的钢筋水泥四层西式洋房，算是当时的高级住宅，公寓里大多住的是外国人，房租则是景云里的10倍多。
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住至1933年4月，总共所住时间接近3年。为什么鲁迅会选择租住拉摩斯公寓呢？施晓燕在《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与饮食》一书中认为主要是因为此处离内山书店非常近，直线距离只有200米左右。内山书店此时已成为鲁迅生活里的重要部分，鲁迅共到内山书店不下500次，购书达千余册，鲁迅会友经常选在内山书店，来往书信通过内山书店代转，拉摩斯公寓也是通过内山完造办理租住，且相关房租、水电、煤气等事宜也由内山书店代办。
如果说在景云里的两年多是鲁迅到上海的过渡时间，那这三年则是鲁迅在上海的“黄金时代”。
这三年，鲁迅和“左联”关系融洽，和冯雪峰、胡风等“左联”负责人交往密切，编订“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出席“左联”为其组织举办的五十寿辰纪念会，率“左联”与胡秋原﹑苏汶等“第三种人”论战……鲁迅还发表了170多篇译著作品，主编了《双十字街头》等杂志，编纂《三闲集》《二心集》《两地书》等著作，创作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名文，并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执委。在拉摩斯公寓，鲁迅还会晤了在上海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瞿秋白也曾在此两次避难。
在上海期间，鲁迅编纂了《三闲集》《二心集》《两地书》等著作
随着鲁迅对上海文艺界的逐渐了解，其间鲁迅写了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评价当时的上海文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上海的“才子＋流氓”“才子＋佳人”式小说及创造社、“革命文学”，认为“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
可见，鲁迅对当时的上海文艺并不满意而想有所作为，这或许是鲁迅留在上海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岁月
因拉摩斯公寓斜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有战火危险，鲁迅曾写道“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再加上住房朝北采光不好面积太小没有暖气，鲁迅一家三口半年内在此都病患难愈，于是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居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9号。
大陆新村是大陆银行出资建造的住宅群，供给其高级职员及对外出租，属于“越界筑路”区域即是半租界，因此相对更安全些，鲁迅是以内山书店职员身份居住。鲁迅曾多次感慨上海寸土寸金，因此他一直租房住而没有在上海买房。
鲁迅在大陆新村租住的房子是红砖新式里弄独院楼房，比原来租住的两个房子条件、环境都优越多了，房间通风光线也好，煤气、浴缸、马桶、电风扇等一应俱全。房子共三层，一楼是客厅兼餐厅，二楼是主卧和储藏室，三楼是小孩和客人房间，还有一个约6平方米的小庭院。周边环境也比较安静，鲁迅在这房子里度过了他最后的三年半，直到他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这最后的岁月中鲁迅生活比较安稳但精神世界不太安静。
2024年9月26日，上海鲁迅故居
看电影是鲁迅最大的休闲娱乐，在最后的三年半里，鲁迅看了近百场电影，比他前些年在上海看的电影多了两倍。
茅盾和鲁迅住所很近经常互访，萧军萧红也住在附近经常来访，尤其是萧红几乎每天晚饭后都到鲁迅家，让鲁迅多了许多温馨。
鲁迅还饶有兴致地欢度春节，如1934年春节请亲朋好友一起共度节日，1935年春节放起了鞭炮，1936年春节则放起了烟花。周建人女儿周晔在《伯父鲁迅的二三事》中回忆道：“轮到伯父放花筒了。火花在我们眼前飞舞，艳丽的色彩映照在伯父的脸上。我突然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那么慈祥，那么愉快，眉毛、眼睛，还有额头上那一条条的皱纹，都现出他心底的欢乐来。那时候，他脸上充满着的那种自然而和谐的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创作高峰
工作方面，鲁迅选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小说二集》，支持陈望道创办《太白》杂志，支持胡风、聂绀弩等创办《海燕》杂志，并成为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40多篇文章，成就了鲁迅杂文创作的高峰，也使得《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
在创作大量杂文之余，鲁迅还创作了《理水》《采薇》《非攻》《起死》等历史小说、《阿金》《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散文。在这些文章中，可见鲁迅最后岁月里对生命的态度，也可见他对上海的观感。
《采薇》中的小穷奇、小丙君、阿金姐以及《阿金》里面的阿金等都有着当时上海人的影子，如学者蒋贇文章《浅析鲁迅笔下的上海人形象——以<采薇>为例》中所言：“除了精明之外，人们眼中的‘上海人’基本被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足智多谋，会算计，头脑灵活，见多识广，适应性强，随机应变，具有工作精神和敬业精神……而人们对‘上海人’性格的负面印象主要体现在人们常说的‘小市民’畸形性格上，包括庸俗、媚俗、虚荣、势利、投机心理、狭隘保守、崇拜强者、欺压弱者、低级趣味等。上海人的这些特性，尤其是负面特性，在小穷奇、小丙君、阿金姐等人物身上都能轻易找到。”
鲁迅对当时上海人的“脓疮”进行了无情揭露，也对上海“小市民”有同情之理解。
在上海的十年，鲁迅没有写过文章直接总体评价上海，也没有写过文章专门谈他在上海的感受，可能因为他对上海的感情极为复杂。
一方面他可能不满意上海人的精明、算计，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有着发达的文化出版产业、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而后者正是鲁迅作为自由职业者非常需要的，也是鲁迅最后十年定居上海的主要原因。
这十年在上海的岁月“塑造”了最后的鲁迅，是鲁迅文学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的历史文化。
如学者缪君奇在文章《鲁迅与上海文化互动关系刍议》中所言：鲁迅“为上海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价值观”“使上海文化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使上海文化的品位得到了整体性的提高”“为上海文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鲁迅与上海可谓互相成就，如今评论鲁迅离不开上海，同样谈论上海历史文化也少不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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