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经教员作了7次重大修改的《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同时也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
为写这篇文章，教员事先曾经强调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是一个极其冷静、极其慎重地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原则和策略。《经验》一文正是遵循这 一原则和策略而撰写出来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之力作，一经发表，其影响即远播海内外。，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竟然也全文予以转载了。
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吴冷西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放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来到颐年堂，列席教员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已经坐在了西边小厅里。这几个人也都是来列席会议的。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也陆续到了。
晚8时左右，教员来到了颐年堂，他坐下后问吴冷西：“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发给哪些同志？”吴冷西说：“发给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教员就得到了朱德、邓小平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汇报，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但是，教员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大致内容，并没有文字根据，所以一直无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共中央才得到了文字依据。新华社根据教员的指示，立即着手翻译，尔后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分送给中央负责人阅读研究。
教员环视了一下与会者，问道：“大家看了没有？”好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完。教员也说：“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说：“我们当时在苏联，只是听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让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fa制、肃fan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它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我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此事关系重大，需要向中央报告。’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邓小平说完了，其他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严重混乱。有人说：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
教员听了大家的议论，就说：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8日凌晨1时，会后，教员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讨论到凌晨两点。
3 月18日，教员听取气象局负责人的汇报。这一天，教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从3月19日到21日，教员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5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 月23日，教员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除了17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与会者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讨论。
教员在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1949年底我访苏期间，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教员总结了4点意见：
教员提议说：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表示赞成教员的建议。
教员最后说：
会议决定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由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3 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初稿后，根据教员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又经过两次讨论、修改后，于4月1日呈送给教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4月1日晚10时50分，教员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4月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 月2日凌晨4时，教员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 月3日，教员委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是日晚，教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4 月4日，教员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4 月4日中午，教员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教员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教员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会议结束后，教员看了修改后的文章，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教员鉴于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便决定先由新华社在当晚播发这篇文章，4月5日再由《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发。
4 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教员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教员的手笔：
这篇文章最终不是用社论的形式，而且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 月18日，教员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在座。李富春的汇报一直持续到4月24日。
4 月19日，教员在听取李富春的汇报时说：“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教员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g产d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zhu人士。”
教员所谓的“怕”，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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