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加减乘除”，就是算经济账。周恩来历来重视算账，擅长“加减乘除”，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者必须注意算账。
周恩来在1957年曾说过，“中国的物力，说起来是物产丰富，但是也不能那样简单地看”。对此，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直接拿数字来算账：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要是五口人一家，一家就是一公顷，而人家总是一公顷半或者二公顷，乃至于十几公顷。至于欧洲国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
在此，周恩来提醒人们，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必须精打细算，“浪费是不许可的”。经过他的一番“加减乘除”，相信与会者对我国耕地紧张的严重状况会有更深刻的印象，对于节约土地、艰苦奋斗的思想会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感。
关于算账的重要性，周恩来曾强调说：“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他所说的“除法”，就是把生产增长的数字除以人口数，增长就不多了，所以生产要用除法。生产的账不能孤立地算，而必须跟人口、劳动力的安排、效益等方面都联系起来算，才能符合实际。他所说的“乘法”，就是把每人消费的数字乘以人口数，那消费就不少了。这一个乘法，一个除法，对于中国这个落后的人口大国尤其重要。他时时提醒人们：只要把中国的人口和产量、产值、铁路长度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还很落后。单独算产值觉得很大，可是按人口一分，就显得不多了。
“除法”和“乘法”可以用来算我国生产和消费的账，而在分析资源问题时，周恩来用的则是“减法”和“加法”。1962年2月，他指出，12年来为了搞建设，占用的好地超过2亿亩以上。而12年来，开荒不过1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亿多亩好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很不划算。
一个国家除了有“经济账”外，还有“政治账”。两本账同等重要，也往往难分彼此。由于长期养成了理性思考、周密计算的习惯，即便是在“大跃进”时期大家普遍“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周恩来对一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情形也不轻信，对一些不正常的倾向有着比较清醒和敏锐的观察。
例如，“大办钢铁”时，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得知后算了算账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
周恩来不仅自己算经济账，还要求财政工作者也要时常算经济账，做“加减乘除”。例如，他要求他们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一般要能记住两三年内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数字。他还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熟记各种统计数字，开会时要带上国内外的各种统计手册，以备随时查询。这样一来，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在周恩来面前往往就会感到紧张，因为过不了数字关。1959年8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起草、准备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报告稿里附了一张计划表。结果，这张计划表经过周恩来的手后，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里，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批评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1966年4月，周恩来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随即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晓得？”
经常做一做“加减乘除”，算一算经济账，看起来简单，也可能很枯燥，用处却不可小瞧。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到凡事严谨细致、胸中有数。这里面的道理并不深奥，就是周恩来常说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不能有半点马虎。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算经济账了，同时也是一本“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账。周恩来还说过一句话：“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其中蕴含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都是今人的宝贵思想财富。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学会和善于“加减乘除”，既是掌握一种好的科学的领导方法，也是履行一种对国家对人民尽心尽职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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