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用德文首次发表。《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一经产生便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发展，引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接触、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
晚清时期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腐朽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剧，民族危机愈发深重。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到严重压抑，呈现畸形之态。中国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命运，挽救民族危亡，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19 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洋务派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组织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造中国仅限于“器物”层面无济于事，还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而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对中国走改良道路的“死刑”宣判。因此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众多先进人士开始大量译介西学。1898 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泰西民法志》。该译著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由于当时国内接受马克思学说的条件远未成熟，该书因此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但可视其为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从此，共产主义从欧洲来到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拉开序幕。
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李提摩太、蔡尔康依据英国社会哲学家企德(又译颉德)所撰《社会进化》而改编的《大同学》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了介绍。《万国公报》所刊之文使读者了解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讲安民新学”“主于资本者也”。可见，马克思学说的最初传入中国是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并非自觉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其作为众多社会主义学说之一只言片语地传入中国。
1902 年 10 月 12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第 18 号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称赞“麦喀士”(即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业”1904 年，梁启超又发表《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简要介绍。事实上，资产阶级改良派假借着“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招牌，其真正目的在于逼迫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早期马克思学说的传人也做出了一定贡献。1906年初，朱执信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译作“马尔克”)的生平和学说，并提及恩格斯(译作“嫣及尔”)。朱执信认为马克思学说不同于那些“空言无所裨”的空想社会主义言论，
“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
朱执信“按照自己的理解，片段地译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难能可贵的是，朱执信认识到了“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总体而言，朱执信“对马克思的学说抱着同情的态度。但他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还很肤浅，并且有一些误解的地方。”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许多资产阶级西化改良派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心生羡慕，把它作为中国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令人震惊，工人运动不断爆发并呈蔓延之势。这使得一大批中国革命者对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心存疑虑，又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在这方面，孙中山先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先行者。他 1896 年至 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深感“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开始关注社会主义问题。据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0页中的他在 1903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主张避免资本主义弊病和贫富不均的心情溢于言表。
不止在当时的国内，日本也有同样感受。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社会矛盾迭出。伴随工会组织的出现，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1899，村上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发行。同年，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出版，推崇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发行，该书在留日学生中间产生较大影响。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日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不过当时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日本人极少，导致相关著作内容相当庞杂，再加上各种学说良莠不齐，为日后国人对马克思学说的歧见埋下伏笔。但马克思的事功，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已不再完全隔膜。
从当时国情来看，封建统治苟延残喘，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无产阶级力量极其弱小，尚且缺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阶级力量以及思想准备，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的传入必然历千辛万苦。
从记载巴黎公社运动的《三述奇》的诞生，到十月革命爆发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仅仅把马克思学说作为西方学术思想进行译介。在战乱频发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是无暇顾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因而也就难以把握其本真面貌。
正如毛教员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之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然而，一旦当中国工人阶级觉醒并登上政治舞台，一旦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受“暴风骤雨”般的洗礼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迅即成为“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防遏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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