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断奋斗的伟大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这艘巨型航船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航道，高高扬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风帆，启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程。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运动在中国多地呈蓬勃之势。
01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12月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高度评价十月革命。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晨报》副刊首创“马克思研究”专栏，并在《新青年》6卷5号、6号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宣称：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
因此，要把这“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介绍给中国读者。在该文中，李大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尤其强调:“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引导一代国人思想变革的航标。李大钊将矛头直接对准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猛烈批判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错误历史观，旗帜鲜明地强调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指出：
“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快赶[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李大钊还疾呼：“真正的解放”“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打破头上的铁锁，“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李大钊手持的“批判的武器”光芒四射，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极大地震慑了各种反动势力，启迪了新生力量。
此外，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情鼓励青年与劳动群众相结合，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正是在李大钊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相当一批学员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上海是另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陈独秀是其核心人物。在《谈政治》《社会主义评论》《马克思学说》等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积极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
陈独秀尤其重视在工人群众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1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届联合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并提出通过由要求待遇进入到要求管理权的步骤来开展工人运动。陈独秀这一演说与其《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在广大工人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特别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他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注意培养和发现建党骨干。
02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李达是声名颇著的理论家。他敏锐地关注十月革命，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注重系统地、完整地研习马克思主义，及早地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李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李达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马克思还原》等文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针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李达概括指出：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1.唯物史观;2.资本集中说;3.资本主义崩坏说;4.剩余价值说;5.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
诚然，受时代局限，李达在建党前后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成熟的印痕，但是他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表明了他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体现出明显特征：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学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一开始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03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先进青年和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潮流。他们思想解放、渴望新知，勇于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探讨中国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很快涌现出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就是杰出代表。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写下了惊世骇俗的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断。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
毛教员以磅礴的气概宣传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新民学会的讨论和通信中，他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认为只有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才是出路。他精辟地分析道：
“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36年，毛教员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坦露：“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在毛教员为中国革命积极宣传奔走的同时，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赵世炎、李汉俊、恽代英、施洋、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望道等一批先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忙碌地从事着意义深远的革命活动。
此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正是众多人的努力，才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他们以新的革命思想呼唤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同诸多社会思潮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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