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高度重视通过宣传、政治工作瓦解敌军。这和实际作战中的游击战术相互配合、彼此呼应，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1939年初毛泽东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发刊词时强调“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进而与王稼祥、谭政一道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今后在战斗中俘获的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在此号召下，八路军发动战士们用日语宣传或利用日俘劝降日本兵的工作快速进展，进而组建起“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等反战团体，从以往“日俘各自分别参与对敌工作”走向了更富组织性的团队合作，迈入了新阶段。
无论是集中“教育”还是禁止士兵收听八路军广播、禁止拾取八路军传单等措施，都未能防止日军内部的思想动摇。1940年以后，其面对的局面愈发恶化。当时若向八路军投降就能得到生命保障、获得食物与返回家乡的机会，此种传闻已在日本士兵中广泛传播。而更为具体的情形则可从同年9月“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所作的调查报告中得到充分反映。
报告具体汇报了日军士兵在八路军宣传工作下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内心动摇。譬如关于传单等宣传材料的效果，不少日军士兵曾说：“看到这些东西时会觉得很荒唐，但另一方面却又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情，有时读罢会觉得确实如此，又或者刚开始觉得很荒唐，但看多了之后还真觉得内心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辛苦的强行军或战斗后看到这些宣传文，会发自内心地觉得其中所说的确为事实”。此种现象，导致一些日军军官逐渐感到“士兵们思想发生变化后，指挥行动时遇到了困难”。甚至还曾有日兵读过传单后“极有感触地落下了泪，在地上划出一个圈来，自己站在圈里小声嘟囔着真是没有出路”。搭乘汽车前去扫荡的士兵，在明明有军令禁止的情况下仍未等汽车停稳，便跳下车去争先恐后地拾起传单塞入口袋。这一切足以说明当时八路军在战斗、行军过程中散发的各类材料确实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受此影响，当时日军内部出现的逃兵亦开始显著增多，“认为有不少是受到了（优待）俘虏工作的宣传”。而在军中出现的不满言论也大幅增加。通过检阅日军士兵的家书发现过不少“不当言辞”：“我们全都被资本家、财阀欺骗了！……打仗的是无产阶级大众，获利的又是谁呢？……军中不应有阶级之分，要改善军官、下士官、士兵的待遇差别！……帝国主义不过是把战争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出路。”
此种日军内部思想的剧烈动摇，显然说明八路军的宣传工作在当时已经收获丰硕的果实。
（原题《抗战时期华北日军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观察与认知》，摘自《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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