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毛泽东重新获得红军指挥权。
一． 毛主席被剥夺党和红军指挥权：
1931年王明、项英、博古、周恩来等”左倾“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之外。
1. 赣南会议：1931年11月1日到5日，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周恩来是书记滞留上海、12月到任 ）项英主持会议，批判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毛泽东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党的领导权。
2. 宁都会议：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3. “这两次会议的实质，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徐占权）
二． 第五次反“围剿”：
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１年９月，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１９３３年１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还是采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被剥夺红军指挥权后，博古和李德两个书生一意孤行，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由胜转败，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在博古、李德等“决战”战略指导下，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长征。而在长征初期，又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度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８．６万多人锐减为３万余人。
军事指挥错误和部队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红军指战员的极大不满。他们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成为全军上下的强烈要求。
三． 毛泽东的大智大勇：
1. 跟随长征：从１927年秋收起义起，毛泽东首先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根据地，1931年临时中央无法立足上海，“逃难’到毛泽东创建的中央根据地，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军权，因为毛泽东的功绩很大，给毛泽东一个虚职，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毛主席”称呼的开端。恰恰是这个虚职毛泽东才有机会参加长征，在生死攸关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2. 攻心为上：毛泽东为扭转党和红军的败局，忍辱负重，首先说服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曾是“左”倾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现实促使他们开始反思。
长征的困境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采纳，这表明，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
四．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突袭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进入中共最高层。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党，成为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个政党能够独立自主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中共走向成熟的标志。能够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一批真正革命家的胸怀和胆略，这是一个革命政党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标志。
遵义会议博古主动辞去总负责职位，但仍然是政治局常委，还是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工作到最后，李德被罢免军事指挥权，但是依然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一个德国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来帮助中国革命，精神可嘉。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胸怀博大，海纳百川，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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